2024年4月14日，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所主办，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暨中国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学道家研究中心承办的第四期“‘三松堂’中国哲学工作坊”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7号（冯友兰故居）顺利召开。本次工作坊主题为“近代哲学教育的发轫”。来自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社科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十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三松堂，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交流与研讨。

工作坊第一阶段由北京大学哲学系郑开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韩水法教授从自己主编哲学学科史的工作出发，来讨论“近代哲学教育的发轫”。韩水法教授首先回顾了大学教育在西方世界的发展：从古希腊、中世纪的学院教育，逐步发展到康德以后的现代学科的体系，西方哲学教育逐步走向专业化。虽然哲学愈加专业化的趋势使得它不再承担作为其它学科基础的重任。但是从历史上看，哲学天然地与其它学科有密切关系。接着，韩水法教授谈到现代中国大学哲学教育的发轫，认为虽然我们是后发者，但是我们亦有优势，因为中国一开始就吸收了美国比较成熟的大学教育制度，使得我们的哲学建制一开始就是专业的。作为例子，西南联大能产出那么多学者，当时的大学制度改革功不可没。但是另一方面，专业化也会使得哲学与自然科学脱节，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北京大学哲学系王中江教授以“清末民初‘哲学’的境遇”为主题，说明大学的精神就是自由、开放、独立的精神。“哲学”作为一个新名词在清末是不幸的，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张之洞不喜欢 “哲学”，认为哲学会为“民主”“自由”提供基础，因而是有害的。但在此境遇下，王国维则不遗余力地为哲学进行辩护。他批评张之洞，认为张之洞拒绝哲学的根据都不能成立，哲学实际上提供了人们更高级的精神与价值需求。之后，王中江教授讲述蔡元培与民初学制和哲学的关系。认为蔡元培思想中有了不起的自由的精神，真正体现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对当时大学学制的改革起到了积极的影响。最后，王中江教授总结道：只有以自由开放的精神促进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既不附庸于西方、也不附庸于传统的“哲学”才有可能。

北京大学哲学系安乐哲教授探讨了汉学、中国哲学在西方的传播与理解、翻译问题以及哲学研究中的一些挑战和方法。安乐哲教授首先回顾了在六十年代学习中国哲学的经历和劳思光先生的教诲。接着以普遍性和超越性的概念在中国哲学中的演变为例，讨论了翻译中的问题，呼吁排除西方对中国哲学的基督教化解读。之后，安乐哲教授引用了比较文化诠释学的观点，指出在中国研究哲学时的一些挑战。最后，安乐哲教授表示，介绍中国哲学到英文世界需要持续的努力。首先的目标是不给学生们一个错误的词汇，比如“天”不能被错误的翻译为heaven。“仁”不能被错误的翻译为benevolence。要让“天”就是“tian”，道就是“tao”。

北京社科院研究员，山东大学特聘教授洪汉鼎教授探讨了中国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发展方向以及历史背景等方面的重要议题。洪汉鼎教授指出，冯友兰强调学习西方哲学对于研究中国哲学的重要性。又进一步指出中国哲学应该弘扬传统，但也要接受现代化的挑战。之后，洪汉鼎教授提到了中国哲学发展的方向，主张中国哲学应走向世界哲学，对世界哲学做出类似希腊哲学对欧洲哲学的贡献。最后，洪汉鼎教授回顾了冯友兰和贺麟对中国哲学研究的影响，强调了思辨与分析两种方法的重要性。

工作坊第二阶段由北京大学哲学系长聘副教授孟庆楠主持。

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陆胤以“近代哲学教育的前史”为主题展开讨论。讲述了晚清学制中的反哲学倾向以及哲学教育在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陆胤教授首先回应上午王中江教授的报告，指出张之洞言“不可讲泰西哲学”，其实是认为我们早就有哲学，而当时不讲哲学是“用世”的考虑。另一方面，张之洞作为反康梁人士，他理解的哲学是被康梁所匡定的。张之洞以经学取代哲学，其实也是当时比较普遍的做法。之后，陆胤教授指出，在中国近代化从学习制度到学习思想的变化中，哲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哲学教育中，蔡元培对纯粹哲学的重视、强调有形无形之分对教制的改革非常重要。

中山大学哲学系廖钦彬教授从他所翻译的西田几多郎的《直觉中的直观与反省》这本书出发，探讨日本近代哲学教育的发展。廖钦彬教授通过讲述日本京都学派的发展历史，说明日本近代哲学教育从对西方哲学的学习出发，追随西方哲学演变的同时对其进行批判，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日本哲学的特色。廖钦彬教授总结到，近代日本哲学在追求与西方同步的同时，又有以东方哲学的元素超越西方的努力，这一双向开展，体现出整个近代东亚面对西方学术思想的基本境遇，也与中国学术转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孙亦平教授通过讲述其父亲，中国当代哲学史家、教育家孙叔平先生的故事，提供了近代中国哲学教育发轫的一个案例。孙叔平先生于解放之后开始研究哲学，最开始是马克思主义。后来随着国家形势的变化，认为更好的学习中国哲学，才更能宣扬马克思主义。之后在艰难的时期创作中提出了“光头哲学”的概念，试图超越唯物唯心框架的限制。孙叔平先生也认为研究佛教也十分重要，将其纳入中国哲学的范畴。后续培养出了一系列佛学研究的重要学者。

南京大学哲学系洪修平教授指出，孙叔平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他对中国哲学史的深入研究和方法论上的探索，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和启示。洪修平教授讲到，尽管现代学者们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丰富的资源，但对过去学者们的成果仍应持敬畏之心。早期学者们在信息获取和社会环境等方面面临着巨大挑战，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依然是令人钦佩的。总的来说，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成果，我们应当持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即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出发，客观地评价和理解每一位学者的贡献。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盖建民教授回顾了卿希泰先生的经历，与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的创建故事。卿希泰先生1954年研究生毕业后回四川大学马列教研室任教。之后，抱着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卿先生决心深入研究道教文化，为道教研究做出了很多重大贡献。之后盖建民教授谈及冯友兰先生，认为冯友兰先生在哲学书写中虽然没有给道教哲学很多篇幅，但是对道教科技给了高度肯定。此外，冯友兰先生还给我们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提供了很多启发。

北京大学宗教学系李四龙教授首先对比了民国时期哲学系与现代大学哲学系，指出民国时哲学系的培养具有少而精、跨学科的特点。之后又以佛教哲学作为范例，说明近代哲学教育的发轫。李四龙教授指出，现代学术研究中的佛教史，与佛教内部的佛教史之间有一定距离，这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佛教的传承构成挑战。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师吕欣讲述了她在东京大学留学期间，也注意到中国思想文化的学科归属的问题，即关于中国经典研究和中国古代思想的归属问题。这一问题至今仍然存在，各方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导致学科的界定不断争议。

北京大学哲学系郑开教授回顾了近代北京大学哲学教育的发展，肯定了胡适与冯友兰先生对哲学学科的贡献。并指出日本在学术积累与创造性上具有先发优势，有很多需要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刘莹从名词翻译的角度入手，说明了日本对中国近代哲学教育的结构性影响。刘莹老师以井上哲次郎为例，说明井上哲次郎将“宇宙论”，“认识论”，“本体论”，“工夫论”等名词的翻译确定下来。这些名词系统实际上是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体系框架。因此通过日本翻译的媒介，中国近代哲学教育也间接受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郝颖婷谈到了哲学教育与学者对哲学本质的认知之间的密切关系。郝颖婷以张之洞、王国维和蔡元培等人对哲学在学科设置中的立场说明：在对哲学教育的决策中，决策者对“哲学”的认知起着关键作用。其中，王国维在这方面具有超前的学术眼光，他对西方和中国哲学的对比评价展示了他对哲学本质的独到见解。

供稿：贾子菡

摄影：许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