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张世英先生专栏

张世英:百岁著名哲学家的睿智人生 ——受教60余年的追思 (林可济悼念张世英先生)

 

9月10日上午8:30,我在手机微信上给张世英老师发出教师节的问候与祝贺后,正等着信息的反馈。突然有一则友人发来的关于张世英先生于10:49仙逝的消息,出现在眼前。开始不大相信,继而难以接受,经再三查询,终于不得不信。因为就在不久前(8月31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还给我发来电子信件说,为庆贺张先生百岁诞辰,拟编辑《张世英哲学思想研究文集》,要把我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上题为《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张世英关于“天人之际”问题研究及其方法论原则》的文章收入。现在突然出现了这个不祥信息,实感不测。哀痛之中,60多年来接受先生教诲的往事,不禁湧上心头。

 

1. 20世纪50年代,张先生给我们讲黑格尔哲学

我和张世英先生认识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他就是我的老师。1954年夏,我以第一志愿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那时,全国高校哲学系的许多教师,都云集北大,其中在全国知名的教授就有20多位。

张世英老师出生于1921年,湖北武汉人,那时刚从武汉大学调来不久,只有30多岁。我们上“西方哲学史”课,开始由陈修斋、齐良骥老师讲授。在西方哲学史上的众多哲学家中,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是最受重视的两位。因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张世英老师也是以西方哲学史研究为专业,他教我们“黑格尔哲学”,当时重点放在黑格尔的“逻辑学”部分。列宁的《哲学笔记》中有《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所以,他也结合着讲授列宁对黑格尔《逻辑学》一书的有关论述。

    当时,我们哲学系的同学人手一册的书,就是日丹诺夫讲话单行本。前苏联哲学家亚历山大洛夫写了一本《西欧哲学史》,前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日丹诺夫的讲话,就是在讨论这本书的会议上(1947年6月24日)所做的总结。他在讲话中根据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和列宁关于哲学的党性原则的观点,提出了科学的哲学史是“在哲学上两个基本派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研究认识的历史”,指出唯物主义是与进步、革命相联系,而唯心主义一般地总是与落后、反动脱不了干系的。这个基本的评价,贯穿于各门哲学课的教学之中,当然也包括张老师讲授的“黑格尔哲学”课程。

1954年入学,到1958年毕业的四年学习生涯中,很多时间都用于搞政治运动。其间,虽然也有“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和贯彻“百家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传达等,但都只是转瞬即逝,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影响。在这样政治气氛下,不少老教师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师生之间不可能有更密切的关系,我和张老师之间的关系,也仅限于此。1958年我大学毕业离开母校来到福建之后,江山远隔,直接见面并接受教诲的机会虽然有,却并不太多。即便如此,但我却一直关注着张先生的学术走向,20世纪50~60年代,他研究的重点就是黑格尔,有关研究黑格尔哲学的专著有:《论黑格尔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述评》(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这些专著的出版,奠定了张老师作为研究黑格尔哲学专家的学术地位,还曾经教育、影响了一代年轻学人。

张老师关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不仅在国内享有声誉,而且也为国际学术界所认同。《论黑格尔的逻辑学》日文译本的序言和《中国哲学年鉴(1987)》对该书以及《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们是中国“系统论述”黑格尔体系中这两部分的“第一部专著”。1986年10月,在瑞士卢策恩举行的国际哲学讨论会上,他被列为作公开讲演的报告人。当地报纸在报导中,突出了他的到会和所做的公开讲演。(参见《卢策恩市日报》1986年10月4、6日的有关报道)会议主持人格洛伊教授也称他为“中国著名黑格尔专家”。1987年,第14届德国哲学大会主席马尔夸特教授在大会上称张世英先生是“中国著名的黑格尔专家”。在会议期间,张先生还接受了德国电台记者的采访。德国《哲学研究杂志》1989年第43卷第2册介绍他时说,张世英是“中国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近几年来在西方也有名声”。 美国Loyola Marymount大学教授Robin Wang在一次国际会议的发言中指出,张世英对黑格尔哲学的阐释和提倡,“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把自我湮没于原始的‘天人合一’的‘一体’之中而忽视自我的‘主体性’和自由本质的思想传统来说,是一大冲击,这是张教授对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贡献之一”。

 

2. 从《哲学导论》中,我领悟到张先生

“万有相通”的新哲学观

我已经退休后的2002年,某一天,我在书店看到了一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哲学导论》,张世英著。我立即买回此书,一口气读了一遍,感到非常新奇,书中的许多观点都是我以前未曾接触过的。2003年夏天,我到北京时,专程到北京大学中关园,拜访了张老师。当张老师知道我的造访是为了探讨他写的《哲学导论》之后,就谈起了他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行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提出新哲学观的若干思想历程。

张老师说,20世纪的80年代初,我国哲学界开始讨论“主体性”问题。本来,“主体性”问题,是和人与世界万物的“主客二分”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人生在世,关于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有两种不同的基本态度或关系,形成了两种思维模式:一种认为是“天人合一”或“万物一体”、“万有相通”,把人与万物看成是彼此内在、相互融合、相互贯通的关系;另一种认为,人与万物彼此外在,人通过“认识”这个桥梁来把握万物的本质与规律性。“主体性”的问题由此而突现,哲学的基本问题也被归结为仅仅是“主客二分”的关系。但是,当年在我国许多人只是从“主观能动性”这个角度来理解“主体性”,不少人甚至把“主体性”与“主观片面性”、“为所欲为”混为一谈。这种状况让长期从事西方哲学史研究的张老师,感到困惑。同时,也激发了他集中地研究以下这些问题的浓厚的兴趣:人对世界万物的关系,是否只是主体对客体的关系?西方传统哲学的主客关系问题,是否能够囊括哲学问题的全部?中国传统哲学能用“主客二分”的模式来涵盖吗?中国哲学今后的发展,将与西方现当代哲学发生什么样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为了研究上述问题,张先生集中阅读了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道家的著作,并深受其影响。在这个时期,他还读了许多西方现当代哲学家尼采、狄尔泰、海德格尔、迦达默尔、德里达等人的著作。当他接触到了海德格尔对主体性的批判,发现中国人用“为所欲为”来解释“主体性”是很大的误解。从此,他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兴趣,就从古典哲学转向了现当代哲学,即所谓后现代哲学,尤其是海德格尔的思想。他把中西哲学的发展线索,以及各自的一系列特征,进行了横向比较,发现海德格尔的思想跟老、庄思想在有些地方很接近。同时,他又把中西哲学的各大流派的思想观点,放在整个人类思想发展的同一条历史长河中,对它们做了纵向的考察。这又让他把早年的传统文化方面的积累重新激活,跟西方的后现代思想联系起来。他借助西方哲学的理论,重新去思考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万有相通”等等思想。

这样一来,张先生所提出的新的“万有相通”“万物一体”观,并不同“主客二分”关系相对立,而是包括它、并超越它。这种新哲学观同西方古代希腊早期哲学,以及同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从西方哲学发展的历程来看,古代希腊哲学(原始的天人合一、万有相通)——文艺复兴后的近代哲学(主客二分)——黑格尔后的现当代哲学(高级的天人合一、万有相通),这种“否定之否定”的发展线索是显而易见的。

张先生通过他所著的《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和《新哲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以及在此之前出版的《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人民出版社,1995)和《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1999)等几部书,把他在近20多年来所形成的新哲学观全面、系统地展示在广大读者面前,这是他从西方古典哲学转到西方后现代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相结合的成果。这样,他完成了“由史及论”的转变,即从哲学史家到哲学家的转化历程,并在新的领域中不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我国当代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如果说,哲学界学者早已公认张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研究黑格尔的专家;那么,至此他同时又是一位提出许多原创性思想、构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的哲学家。

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我国哲学界(我也在内)所广为宣传和奉行的观点,基本上是以“主客二分”关系为基本模式而派生的。正因为这样,像我这样长期从事哲学教学与研究的人,看到张老师的《哲学导论》后,才会感到那么的新鲜!于是,从2003年底以来,我先后在《北京大学学报》、《博览群书》、《中华读书报》、《江海学刊》、《福建论坛》、《福建师大学报》等刊物,陆续发表了从不同角度的评介文章,以便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张先生的新哲学观,也希望我的同行们能和我一样,感受到接收新鲜观点、拓展视野之后所能带给自己的喜悦之情!2008年出版于人民出版社的学术专著《张世英哲学思想研究》一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完成的。由于张先生的思想是不断发展的,所以,这本书的内容当然不可能反映他后来的一些提法的变化以及观点的扩展与充实。

张先生在表达他的新哲学观时,新“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万有相通”都曾使用过。后来他更多的用“万有相通”这个概念。这是有考虑的。他说,古代的“万物一体”,或“天人合一”,强调的是“彼此不分”(他人与我不分,人与自然不分)。“天人合一”的观念中,人与自然不分,没有明显地把自然作为对象,更谈不上去认识它,征服它。而人与人不分,就没有独立的人格。 “万有相通”这个概念中的“相通”,它的前提是大家都是不同的东西,我有我的独立性,你有你的独立性。所以,张先生对“万有相通”新的诠释,就蕴含着“不同而相通”的意思。只有这样,才能尊重自由、尊重民主、尊重科学。张先生认为,“不同而相通”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有特别的意义。中国古人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其实就有“不同而相通”的意思。但是,在漫长的中国古代文化史中,“不同”的方面并没有得到强调,“相通”的追求慢慢就变成了“相同”,然后就不允许有“不同”。这就背离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理想。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复杂,其中一点就是没有明确的、独立的个体自我意识。这个观点在后面介绍张先生的《中西文化与自我》一书时,还会说到。

 

3. 2006年张先生到福州讲学,我有幸重新当了一回学生

2006年的上半年,我为校内(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2004、2005这两年入学的博士生开设“中西哲学比较”课程时,曾经介绍了张老师新哲学观的若干论点,引起了听课者的兴趣。刚好在这一年的4月份,张老师应邀到福建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讲学。福州地区的福建师范大学、福州大学,以及福建省委党校等,也相继邀请张老师讲学。从4月3日到4月11日,一共讲了六次,内容都不一样,讲题依次为:《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从黑格尔到海德格尔》、《哲学与人生》、《从科学到审美》、《和谐:人与自然、人与人》、《儒家的差等之爱与基督教的平等之爱》)。对我个人来说,在相隔了半个世纪之后,有幸再度聆听了张老师的讲课,有幸重新当了一回学生,这对我自有其重大的特殊意义,感到特别的亲切。

2006年下半年,刚好我承担了为我校公共管理学院2005级的硕士研究生(共60多人)讲授“哲学概论”的任务。近几年来,已经有好几种不同版本以《哲学导论》、《哲学通论》、《哲学概论》为书名的著作先后面世。经过比较,最后选择了张老师的《哲学导论》作为学生阅读的主要参考教材。同学们对《哲学导论》所蕴含的原创性的内容给予好评,认为它一扫过去学习哲学的沉闷气息,说它内容新颖、思想深邃、逻辑严谨、语言生动,读后令人既茅塞顿开,又回味无穷。

 

4. 《哲学导论》出版后,张先生紧接着又推出

《境界与文化——成人之道》《中西文化与自我》

《哲学导论》出版后,引起哲学界的学者的重视与好评,荣获第三届思勉原创奖。作为高校的精品教材,已经分别重印多次。但有两位学者各自提出了一点不同的商榷意见。他们认为,张先生关于提高人生境界的论述,虽然讲了个人精神境界之学,但缺乏社会存在的维度,没有讲到“社会问题”,需要用“社会存在论”来使“万物一体”的“生活世界”具体化和现实化。

据我所知,这个时候张先生已经在进行《境界与文化——成人之道》一书的写作,当他得知这个批评后,便更加有意识地在写作中,吸纳了这两位学者的意见。而人民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的《境界与文化——成人之道》一书,正是以“探讨个人精神境界问题的社会文化维度”为主题,着力探讨各种人生境界之间、各种文化活动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中西民族文化各自的特征,以期为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包括个人的精神境界和整个民族的精神境界)摸索一条可供参考的途径。书的副标题“成人之道”,就是要求人们成为一个普通的,然而又是真正的人,一个大写的人。

如何发扬中华民族文化?如何提高和改进我们民族的人文文化和个人的人文素质?有什么具体途径可循?这是《境界与文化》一书所着力探讨的问题。该书除结语外,共3篇17章,每章都有一个副标题,每章又分若干小节,其中绝大部分副标题或某一节的小标题都明确地表达了张先生对于如何发扬中华民族文化的具体设想。这本书的出版,补充了《哲学导论》之不足。

在与张先生的接触中,他多次对我说,中华文化长期累于封建主义及其各种变式之重负,释负不易。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在思想解放、摆脱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方面,的确前进了一大步,然而背负过重,要真正实现民主、平等、自由、个性解放,恐怕还要有一个过程。写完《境界与文化》,他意犹未尽,又琢磨着另一本与之相衔接的书:《中西文化与自我》。

这里,我不能不先讲一下张先生写作《中西文化与自我》的一段往事。2007年8月,我为了写作《张世英哲学思想研究》一书,曾和合作者黄雯到北京,对张老师进行了学术访谈。访谈结束后,张老师拿出一本新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文化与自我》,著作者是北京大学教授、心理学家朱滢先生。该书共分6个专题,第2~5专题是讲“心理学的自我”,第6专题是讲“神经科学的自我”,与张老师直接相关的是第1专题:“哲学的自我”。这个专题包括朱滢先生写的“自我是什么”和“Searle论自我”、“张世英论自我”等三个部分。J.R.Searle(1932—)是美国哲学家,以研究语义哲学、心智与意识哲学、人工智能著称。朱先生认为,自我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个人认同的问题,一个是自我与他人关系问题。中西方哲学对自我的看法的侧重点是不同的。西方哲学讨论“个人认同”问题,强调自我的主动性;而中国哲学则不讨论“个人认同”问题,而是强调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的重要性,强调社会对个体自我的约束,从而展现出自我的局限性。朱先生在书中,以Searle在《心智入门》一书和张世英在《哲学导论》中第8章“超越自我”,作为这两种哲学对自我的看法的例证。并且,以大量心理学实验资料说明:中西方哲学对“自我”的看法,极大地影响了中西方心理学家对“自我”的看法,中西方的哲学“自我”观与各自的心理学、神经科学上的一致性。朱先生指出,Searle和张世英“他们之间最根本、最明显的区别在于,Searle只谈个体的自我,个人认同问题,只字不谈“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张世英则不讨论个人认同问题,为什么要有“自我”这个概念,只谈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并且,对西方传统哲学那样执著于‘自我’,持批评态度。”(朱滢:《文化与自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页)张先生后来再一次对我说,该书对他有很大启发。他说:“我讲‘超越’讲得太早了、太多了,中国人的老传统太缺乏自我的独立性,需要花长时间、费大力气才能学习到人家的优点;而我却过早、过多地讲‘超越’,这是需要你来批评的地方,也是我得益于朱先生大作的地方。”他反复地思量:当我们中国人向西方的“主客二分”学习,还处于起始阶段时,就马上强调中国式的超越“自我”,这样做,是否过头了呢?是否表明他自己还是没有摆脱中国的传统思维?张老师跟我们说这件事,是想听听我们的看法,希望学生在所写的书中批评自己。从张老师的这番话,以及他对待这件事的态度中,人们不难看出他所一再提倡的超脱、豁达的胸襟,和虚心、严谨的治学精神。

《中西文化与自我》(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共有四篇,前面三篇主要是阐释“自我”的主体性与个体性本质,论述中西文化特别是审美境界中两种不同的自我观。在第三篇的最后,张先生系统地论述了他对人生四种境界(欲求境界、求知境界、道德境界、审美境界)的见解,并以审美境界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接着他用相当多的篇幅,以人生四种境界的论述为线索,阐述中华儿女几千年来的思想文化史,即该书第四篇:“中华睡狮”自我觉醒的历程,这是全书的指归和重点所在。(《北京大学学报》自2010年9月到2011年7月全年分六期连载了这一篇,引起学界的关注。作为读者,我最感兴趣的也正是这一部分 )在书中,作者从“自我”观的角度探讨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审视了中华传统文化最具标志性的特点,并阐述了他关于中华文化未来的发展道路的若干思考,强调指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首先就要充分重视弘扬自我的独立自主性和创造性,以激发当今人们的理性自觉,争取进一步的个性解放。如果说,西方人的自我观是“独立型的自我”的话,中国人的自我观则是“互倚型的自我”。纵观历史,中国人的自我觉醒和亇性觧放的历史进程特别漫长、曲折而艰苦。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既要继承“天人合一”思想的积极方面,又要学习“主客二分”思维之长处,这才是真正弘扬中华文化一条可行的光明大道。全书新见迭出,许多观点言人所未言,从而也使他的新哲学观得到进一步的深化与发展。

我感到书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创新之点是张先生在中国学术界,结合中西思想文化,首创“中华精神现象学”的构想。作者从哲学、科学、伦理、审美等多层次地讲述了中华思想文化精神的核心,算得是中华思想文化史的一个大纲。作者指出,总结几千年来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发展的历程,我们的“中华精神现象学”,可以说是“一部‘自我’不断渇望和力图从封建社会群体和自然整体(原始的‘天人合一’)的湮没中挣扎而出、成为有独立自主性的自我的历史,这一历史进程至今似乎还没有结束。” (张世英:《中西文化与自我》,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16页)哲学是文化的核心,中西文化的差别可以从中西哲学中寻求其根源。“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的最具标志性的特点体现于两种不同的“自我”观。剖析中西廻异的自我观,就抓住了中西文化的实质。就此而言,《中西文化与自我》也许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系统而深入地阐发这一观点和思想的重要著作。张先生关于“中华精神现象学”的构想和他的学术观点,对于深入理解中华思想史、哲学史应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近代以来,在如何对待西方哲学、如何看待我国传统哲学、如何创建中国的新哲学等三个问题上,存在着全盘西化派、文化保守主义派、改良主义派的严重分歧,“古今中西”之争,时有发生。20世纪30年代起,一些中国哲学家在吸收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形成了若干现代型的哲学体系:先有熊十力、张东荪,后有冯友兰、金岳霖。张东荪、金岳霖的哲学,其影响比不上熊十力、冯友兰的哲学,究其原因是由于后者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更具有中国的民族特色。1949年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哲学研究的成绩很不理想。80年代后,情况虽大有改观,但还没有出现像熊十力、张东荪、冯友兰、金岳霖等那样的大家。人们也注意到,某些研究西方哲学、或同时研究中西哲学的学者,曾努力利用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进行解读,并以西方哲学作为参照系,探讨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逻辑。他们在把西方哲学中国化和在中国哲学与西方现当代哲学相互贯通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张世英先生则是其中成果较多、备受关注并受到了学术界好评的一位。他以95岁以上的高龄,仍笔耕不辍,著书立说,而且把他研究成果看作他“愿意生死以之的东西”。这确实令人钦佩与感动。

 

5.改革开放后,张先生对黑格尔哲学的

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与发展

2016年5月,北京大学哲学系为庆祝张先生95岁寿辰,举办了“境界与文化”学术研讨会。我应邀参加了。与会者为张先生祝寿,并收到一份非常珍贵的精神赠品,即《张世英文集》(10卷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在这次会议上,张世英先生对黑格尔的研究成为了一个大家关注的热点。

会后,重庆《重庆评论》的记者刘鲁嘉先生就张先生的哲学思想,对我进行了长篇访谈(详情参见刘鲁嘉《在中西古今哲学道路的交汇点上:张世英哲学思想研讨——问学林可济》,《重庆评论》2016年第3期)。在他提出的诸多问题中,有一个问题是:张先生关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本来是个老话题,为什么反而成为了这次会议的重点和研讨的前沿呢?

我认为,这是因为张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不仅从德国古典哲学,而且从中西哲学比较、从它与西方现当代哲学的关联来审视,当然就会有了进一步的深化与发展

改革开放后,张先生出版了两本引起学术界重视的学术著作。一本是1982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黑格尔〈小逻辑〉绎注》。该书每节都分“讲解”和“注释”两部分。“讲解”部分重在讲解难点,“注释”部分主要采取了两种方法:一是用黑格尔注释黑格尔,即就同一问题,不仅把散见在《小逻辑》本书各节中的论述联系起来,而且把黑格尔其他许多著作中的相关论述和材料也搜集在一起,这样使得读者对某一问题的理解,能从他的注释中得到相互参照、相互发明的便利。二是借用一些西方研究黑格尔学者的讲解和注释以注释黑格尔,这实际上是一种“集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另一本书是《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他在该书的“序言”中说:这本书的写作延误了近20年。文化大革命前,就已准备撰写此书,正打算动笔,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在《黑格尔〈小逻辑〉绎注》一书完稿之后,正式开始写这本书。他说,如果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完成了论黑格尔精神哲学的写作,那肯定是一堆“大批判”,谈不上把握黑格尔精神哲学的精髓。

《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出版后,张先生的研究重点虽然已不在康德、黑格尔哲学,但由于出版界的需要,他又应约写了《自我实现的历程——解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著作中最重要,也最具有当代相关性的著作。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它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是“黑格尔的圣经”。但改革开放以前,学术界大多数人重视的都只是《逻辑学》,改革开放后则对《精神现象学》逐渐重视了起来。这种状况之所以产生,并不难理解。因为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非常重视黑格尔的“逻辑学”。列宁有一句名言:“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所以,大家都认真地读黑格尔的《逻辑学》。改革开放后,之所以对《精神现象学》重视了起来,是因为这本书的内容更能体现黑格尔哲学的精华,而且与当前思想界所面临的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的关系更为紧密。看起来似乎是关注这本书、或那本书,实质上与特定时期所要解决的问题相关联。张先生在1949年以后的30年的时间中,他自己以及同时代学人所经历的人生沧桑,使他深深领会到:哲学的中心问题应该是对人的追问。在《自我实现的历程——解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一书中,他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一书解读为:一部描述人为了实现自我、达到“主客同一”所必须通过的战斗历程的伟大著作,其主要特点之一是强调自我实现之历程的漫长性、矛盾性和曲折性。这样,张先生对黑格尔哲学的整体把握和评价,自然就有了一个新的转变。和文化大革命前着重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不同,他现在更多地强调黑格尔哲学对他去世后的西方现当代哲学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强调学习黑格尔哲学中关于人的主体性和自由本质的意义。

我多次听张先生说,黑格尔哲学既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顶峰,更蕴涵和预示了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和现当代哲学的某些重要思想。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不仅是认识的最高目标,终极的真理,也是世界万物最终的本根或创造主;既是世界万物的最高的客观精神,也是人类精神的最高形态。这里所包含的“人与世界合一”的思想,为他身后的西方现当代哲学,特别是人文主义思潮的哲学思想铺设了道路。

 

6. 美学思想是张先生新哲学观中的精彩篇章

张先生不仅是著名的哲学史家、哲学家,而且还是一位具有独创性的美学家。哲学、艺术哲学、美学在张先生那里是三位一体的,他的美学思想是新哲学观中的精彩篇章。张先生关于审美观的基本观点是:“按主客关系式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则无审美意识可言;审美意识,不属于主客关系,而是属于人与世界的融合,或者说天人合一。”(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6页)审美意识是超越主客的产物,属于忘我或“物我两忘”之境。在中国传统的哲学中,张先生特别赏识的是道家的审美观。他说:庄子在老子道论的基础上,不仅从‘道’的本体意义和本源意义上发展了老子的天人合一思想,而且把老子的“玄同”发展成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比起老子的‘玄同’来更多地具有审美意味,更具诗意。” (张世英:《道家与审美》,载《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张先生关于审美观的具体主张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张先生认为,审美意识是人与世界融合的产物。我国文艺理论界在20世纪50~60年代,曾经发生了一场关于美学的大讨论,参加这场讨论的学者们一般都把审美意识放在“主体—客体”关系的框架中来讨论,形成了如下不同的观点:有的主张审美意识主要源于主体;有的主张审美意识主要源于客体;有的主张审美意识是主客体的统一。张先生认为,“不管这三种观点中的哪一种,都逃不出主客关系的模式。”而主客关系式的特点在于,把主体与客体两者都看成是彼此外在、相互独立的实体。而所谓“主客体之间的统一”,是主体对原本在主体以外的客体加以认识的结果。但是,审美意识根本不属于认识论的范畴,“审美意识是人与世界的交融,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天人合一’”,这里的“天”指的是世界万物。人与世界万物的交融不是两个独立实体之间的认识论上的关系,而是从存在论上来说,双方一向就是合而为一的关系。这种合一,就是超越“主客二分”,达到“物我两忘”。审美意识的这种超越主客的“超越”特性,具体表现在审美意识所具有的直觉性、创造性、愉悦性、超功利性等特点。

其次,“典型说”与“显隐说”作为在美的本质与特性上两种对立的说法,是两种在世结构在美学中的具体体现。张先生认为,艺术不是对有限事物的简单摹仿,而是以“有限显现无限”。这里所说的“无限”,除了指其显现有限之深处的无限关联这一含义外,还包括其在不同观赏者那里,以及在不同时代中不断更新、丰富和深化自身内容的含义。

再次,两种审美观,反映在语言问题上,就形成了两种语言观。西方传统哲学以“主客二分”为主导的思维模式,体现在语言问题上,就认为语言是反映天地万物的工具或镜子。天地万物无语言,或不能言;只有人才能有语言,才能言。而西方现当代哲学则与之不同。海德格尔才把语言看成是“存在的家”,认为“有语言的地方才有世界”。语言表达的意义不在于单纯的“直观在场”,而总是“在场”与“不在场”的东西相结合的整体。这种意义下的语言,就是一种先行于某个说话人所说的语言之前的“无言之言”。这种“无言之言”独立于说话人的语言,却又通过说话人而发出有声响的语言。这是一种超概念式的语言,亦即诗的语言。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从西方传统哲学到现当代哲学的转折,就体现在语言学的转向上。

最后,张先生认为,从审美与道德的关系而言,审美高于道德。张先生明确指出,审美意识比包括道德意识在内的整个主客关系阶段更高,它是人与世界关系或者说人对世界的态度的最高阶段,是一种比“原始的天人合一”更高的天人合一,它由“原始的天人合一”阶段经由“主客关系”阶段而在高一级的基础上回复到了“天人合一”即主客不分,因此,它可以说是“高级的天人合一”。既然审美意识高于道德意识,那么,哲学要现实化,就必须诗化,使“人皆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荷尔德林语),也就是把哲学变成“诗化的哲学”。而一旦把哲学变成“诗化的哲学”,也就使哲学现实化了。

张先生这把审美观与哲学本体论融汇一起的论述,虽然是一种与许多美学专家的看法大异其趣,但却受到美学研究学者的高度评价。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有意思的现象是,在美学史上占最为显赫地位的,常常是哲学家。美学史上最为重要的理论也常常是从哲学角度提出的。”(《李泽厚十年集》第一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433页)如果用李先生这段话来评价张先生上述的审美观,那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7. 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期间,我和张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世界哲学大会始创于1900年,迄今已118年的历史。第一届世界哲学大会在法国巴黎举行,每届大会都能邀请到哲学领域中最为重量级的哲学家出席发言。大会始终反映了不同时期哲学工作的主要论题、趋向和方法,充分体现了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文化价值,凸显了哲学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文化进步中的独特作用。2018年的这次世界哲学大会是第24届,开会地点在中国,又是在北京,还是我的母校北京大学参与主办的,能够参加此次大会,当然是人生的一大幸事,也是一大乐事。为此,我向大会提交的四篇论文中,有三篇是分别属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哲学以及科学哲学不同领域。另外一篇是对张世英老师哲学思想的研究。

张先生是本届世界哲学大会荣誉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因行动不便而未能到会。在大会开幕式当天(8月13日)的晚上,我专程拜访了他。我们畅谈甚欢,老师的教诲,让我受益匪浅。告别时,老师送我两本他的新著《黑格尔哲学五讲》(2018年)和《九十思问》(2016年)。我们谈话的话题涉及到2017年启动仪式上他所做的主题发言,以及20183月《文汇报》记者李念对他的采访,多次聊到对世界哲学,对中国哲学的看法,以及他对世界哲学大会的殷切期待。

当谈到本届世界大会的主题时,张先生说:中国传统哲学大多是围绕“怎样做人”研究的,世界哲学中也有很多主题是讲“人”。西方哲学中“主客二分”的思维方法统治了很久,但到了海德格尔、德里达、哈贝马斯都强调“人的生活世界”,而不是只讲概念。中国传统提倡尊重自然,强调“天人合一”,自有其高远的境界,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人缺乏注重科学的传统。所以,张先生说:中国哲学今后应该沿着“五四”时期提倡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之路走下去。科学就是强调人的主体性要征服自然,民主就是要发挥人的主体性,反对封建专制。现在国家的发展大力推行经济发展,一方面带来了市场的繁荣,但同时也忽视了人的精神世界的意义。因此,我们要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不要片面地被经济所束缚,不要睡在现实的“坑”里,要“脚踏实地,仰望星空”。

张先生的这些话和他为本届世界哲学大会所准备的题为《做一个有诗意的自由人》的演讲稿(8月19日由他学生李超杰教授代为宣读),在基本观点上是一脉相承的。他说的那八个字:“脚踏实地,仰望星空”,可谓寓意深远,语重心长。其中饱含着张先生一生的曲折经历与辛勤跋踄的人生智慧。这是我长期与张先生接触中感悟出来的体验。

张先生是我的老师,同时又是能够推心置腹、坦诚相待的朋友。1958年我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后,由于种种客观条件限制,无缘再返母校,再做张老师的学生。但张老师对我这个学生,仍然非常关爱,不吝赐教。2013年、2015年我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先后出了两本书:《哲学:智慧与境界》和《皓首沉思录》,张老师都写了序。在《哲学:智慧与境界》一书的序言中,张先生认为:“这是一本视野开阔、功底深厚、颇多新见的学术专著。书中所言,皆作者自己独立思考的产物,突出了个人的风格与特点,而非沿袭某些中国传统‘述而不作’或‘以述为作’那样的作品,具有一定的理论创作的前沿性。”在《皓首沉思录》的序言中,张先生对我更是勉励有加,说他看了我写的书,使他有“吾道不孤”之感,这让我非常感动。作为他的学生,有了些许成绩,他“为之高兴”,这可以理解;但他说我愈老学问愈大,堪称大家”,这般的过高评价,实在令我汗颜。对我而言,只能视为一种鞭策,或者看作是老师对学生的一种难以实现的期望。2012年5月,他知道我会来北京,提前写了一张“求真务实,学界楷模”书法,见面时送我。由于愧不敢当,我一直藏匿而不敢示人。

张先生每次赠书给我时,总是以“学友”相称。2008年7月,他的一本题为《归途》的新书在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参加了该社于11月为此而召开的座谈会后,到他家中,他在书的扉页,除了签名之外,还专门亲笔录下了一首他的感言诗:“三十年华转眼过,天涯浪迹岁蹉跎。故园别久思归去,犹盼日西挥鲁戈。”写毕,他对我解释说,如果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为时间点,他的学术生涯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30年,他的那些“左”的论著和“大批判”文字,虽然在当时曾得到社会上的好评与某些领导的赏识,但只不过是在当时政治形势下的“一唱亿和”之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虽然年轻,没有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没有什么历史的“包袱”需要做自我批判,但“思想检查”仍然连连不断。而“检查”的结果,却长期误入了一条“左”的教条主义的歧途。他有感于自己从新中国成立到开始改革开放约30年里所经历过的人生道路,对照陶渊明诗云:“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也写了两句:“三十年华转眼过,天涯浪迹岁蹉跎。”(“三十年”,整数也)“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浪潮的推进,他的思想逐渐地从教条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他像一个漂泊在外、“一去三十年”的游子,盼望着踏上了返回自己思想家园的归途,回到了纯正的学术研究的道路。他说:我在外飘游的时间已经太久了,也思恋自己的家,但家究竟在哪里?我仍覚茫然。也许我只能在思家的路上不断追寻,而永远找不到家。这时,他有了回归老庄思想的精神家园的感悟与体验。“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于是又续了两句:“故园别久思归去,犹盼日西挥鲁戈。”他希望挥戈返回,天假他以时年,得偿夙愿。

值得庆幸的是,他后30多年在学术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2012年北大哲学系召开的庆祝建系100周年大会上,张先生等四位老师,获得了“北京大学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的殊荣。当然,这并不能反映出他的全部。好在他淡泊名利,不求闻达。

现在,张先生离我们而去了,从此天人永隔,但毕竟万有相通,他的思想,他的精神,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2020年9月10-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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