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9日10-12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斯米尔诺夫应北京大学哲学系基督教与宗教学原理教研室邀请，于李兆基人文学苑3号楼109室进行了题为“伊斯兰文化：传统与现代”的学术讲座。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沙宗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一虹作为与谈人出席讲座，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蔡震宇担任主持人。

讲座伊始，斯米尔诺夫院士表示，伊斯兰文化的传统与现代是一个大题目，无法在一次讲座中全面阐述，因此本次讲座将重点关注19至20世纪的伊斯兰思想。

首先谈论的话题是伊斯兰文化的阶段划分。斯米尔诺夫院士认为，用划分欧洲时代的方法来划分伊斯兰文化并不合适，伊斯兰文化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与特点。若跳出欧洲文化的范式，以伊斯兰视角审视伊斯兰文化，那么总体上可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伊斯兰时期与伊斯兰时期。前伊斯兰时期鲜有文字记录，对它的考察主要依靠伊斯兰时期所记载的信息。伊斯兰时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7世纪至大约13世纪、14世纪至19世纪、19世纪至今。第一阶段即古典时期，是整个阿拉伯文化的创造性发展阶段，哲学、教法、教义、语言、艺术等各领域兴起不同的学说流派。不同流派立场各异，但都以己为真。第二阶段即后古典主义时期，创造动力衰退，不再产生新的教义学派与教法学派，已有的流派之间也逐渐趋同。这一时期智力活动的特点是以古典时期的作品为依据，不断进行注释与再注释，并开始出现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虽然仍有大量作品涌现，但已失去了创新动力。19世纪进入现代，其特点是欧洲文化开始活跃地进入伊斯兰世界，伊斯兰文化对于欧洲文化也进行了积极的反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现象不仅发生在伊斯兰世界，非欧洲文化都受到了来自欧洲文化的冲击。最后斯米尔诺夫院士对这一话题加以总结：阿拉伯文化自伊斯兰出现后开始蓬勃发展，知识分子对于古典时期作品的讨论非常积极深入。千年前的思想学说至今仍是讨论的核心主题，这与欧洲哲学有很大的区别。

随后斯米尔诺夫院士对19至20世纪的情况进行了重点介绍。穆斯林心理状态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古典时期的穆斯林具有一种显著的优越感。根据伊斯兰的两世吉庆观，穆斯林认为自己较其他宗教的优势就在于同样关注现世与后世这两个世界，而伊斯兰世界取得的瞩目成就也证实了这一点，古典时期的伊斯兰文化的确超越了欧洲文化。《十字军东征》中所描写的欧洲士兵与穆斯林士兵的相遇，呈现出的是欧洲的“野蛮”与伊斯兰的“文明”。而情况在后古典时期发生了转变。欧洲经文艺复兴后，世界观的核心位置由上帝转向了人本身，由此，包括学术、科技在内的一切开始兴盛发展。伊斯兰世界却没有发生这样的更迭变化，旧有的宗教世界观依旧占据主导地位。欧洲所经历的变化伊斯兰世界并非一无所知，双方的贸易往来一直在持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生动地讲述了两种世界观的碰撞，展现了两种文明对于世界不同的理解逻辑。斯米尔诺夫院士强调，我们无意于评价两种世界观孰优孰劣，以此为例想要说明的是，伊斯兰世界完全了解欧洲的状况却并未受到触动。从科学技术的角度而言，伊斯兰世界已落后于欧洲。19世纪初，拿破仑远征埃及，欧洲在伊斯兰世界进行殖民。伊斯兰世界无法接受自己的文明输于欧洲，尤其是知识界极为震惊，这是他们从未料想过的情形。

面对这一情况，有两个问题被提出：谁之罪？怎么办？斯米尔诺夫院士指出，这并非伊斯兰世界独有，遭遇欧洲文化强势进入的地区都面临了同样的问题，包括19世纪的俄罗斯。伊斯兰世界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包括复兴派、改革派、现代主义派、传统主义派与新现代主义派。对于第一个问题“谁之罪”，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方认为伊斯兰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现实，应将其抛弃，使用欧洲的社会建制改造自身。这一方中也分为不同的流派，比如阿卜杜·拉齐格（Abd al-Raziq）所代表的“文化伊斯兰”派，认为伊斯兰应只局限于精神世界，不要涉足政治、法律等领域。另一种声音则认为，错在穆斯林而不在伊斯兰，是穆斯林忘记了如何使伊斯兰适应世界。首先就表现在伊斯兰教法上，后古典时期伊斯兰的“创制”（ijtihād）大门已被关闭，只会一味地因循模仿（taqlīd），毫无创新。于是，改良运动兴起，代表人物有阿富汗尼（Jamāl al-Dīn al-Afghānī）、穆罕默德·阿卜杜（Muḥammad 'Abduh），他们主张唤醒与激发伊斯兰本有的创新力，重新回到《古兰经》，找到解决今日问题的方法。在他们的主张中，回归《古兰经》的本源（uṣūl)）不是为了回到古代，而是面向未来，其目的不是重复，而在于创造。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伊斯兰知识分子追求“复兴”（nahḍa）。他们通过接收欧洲文化形式，意图达到复兴伊斯兰自身文化的目的，于是短篇小说、当代诗歌、话剧、连续剧等文艺形式接连被引进。总体而言，20世纪初伊斯兰世界处在欧洲化的进程中，摆脱殖民的同时也在对宗主国加以模仿。于是在政治领域，出现了共和制、政党、民族国家等新概念。伊斯兰世界此前从未有过“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的观念，这种从欧洲借鉴而来的形式与伊斯兰世界的传统完全不符，伊斯兰历史中不曾存在“叙利亚民族”、“伊拉克民族”这样的形态。随之产生的问题是，是否应把民族国家的概念放在伊斯兰世界中？

20世纪初至80年代，欧洲化的进程仍在继续。80年代至今，新的转变出现，伊斯兰世界正在努力回归自身传统，如伊斯兰服饰的流行、人们自发遵循伊斯兰伦理，自愿禁酒等。除了外在现象，内在变化也体现在政治形式上。对于逊尼派穆斯林而言，传统中唯一的政治形式就是哈里发制（khilāfah），哈里发以法律的形式保证“乌玛”（ummah，指穆斯林共同体）的统一。传统主义的努力就是想要返回到先知穆罕默德时期所建立的“乌玛”政体中，只有统一的穆斯林群体而无民族国家之分。当我们讨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时应对这一背景有所了解，当然，恐怖主义也是我们所共同抵制的。什叶派则在伊朗找到了达到此种目的方式，四十年前的伊朗伊斯兰革命第一次成功地把伊斯兰传统回归到了现代。在伊朗革命之前，伊朗完全是西方式的国家。而今天，情形则完全不同。

最后，斯米尔诺夫院士对当代伊斯兰理性主义加以介绍。在当代伊斯兰哲学中，有这样一个极具独创性的思想流派，他们研究和发展伊斯兰独有的理性，这在欧洲的哲学体系中找不到相似者。贾布里（Muhammad ‘Abid al-Jabri）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在他看来，人类理性并非普适的、单一的，由古希腊哲学发展而来的理性并非唯一的理性，伊斯兰也有自己的理性。贾布里在其四卷本的著作《阿拉伯理性批判》中，论述了伊斯兰理性是如何出现的，其结构是什么、基本范畴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他的思想在伊斯兰世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有人持反对意见，但其支持者仍是多数。欧洲学界也开始对他的哲学加以重视，在学术会议中研讨他的著作和思想。斯米尔诺夫院士个人认为，他可能是最值得关注的伊斯兰当代哲学家。

报告结束后进入评议与交流环节。北京大学哲学系沙宗平副教授首先感谢了斯米尔诺夫院士为大家带来了一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讲座，随后就院士的报告内容展开交流。他指出，从中世纪向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了两大“病夫”，“东亚病夫”与“西亚病夫”为西欧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源，这反映了人类走向一体化的进程是复杂且曲折的。院士所提到的十字军东征中“文明”与“野蛮”的相遇，其最终结果是“野蛮”战胜了“文明”，启发了我们野蛮之中也有进步的因素，文明之中也包含腐朽的因素。最后，伊斯兰学者所追问的“谁之罪”“怎么办”的问题，沙宗平副教授指出，中国在近现代的历史上也曾经历类似的阶段，曾以俄为师、以欧为师，但最终，脱离现实与自身根基的模仿都会变成“邯郸学步”。伊斯兰世界问题的根源与解决之道，也应该回归伊斯兰世界自身。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一虹教授向院士及主办方表达了感谢。刘一虹教授指出，“回归传统是为了探索未来”这一观点非常具有启发性意义。通过历史的回顾，我们见证了伊斯兰世界在近现代经历的改革、创新与挣扎，而今天，我们可以通过文化交流的方式更多地参与其中。随后刘一虹教授向斯米尔诺夫院士发出了会议邀请，与世界各地学者共同研讨阿拉伯理性的相关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天一就后古典时期伊斯兰思想的衰落论点提出了不同见解，他指出，后古典时期伊斯兰的哲学、逻辑学都有所发展，如17世纪的哲学家毛拉·萨德拉（Mullā Ṣadrā）建立了颇具影响力的思想流派。在伊斯兰教法问题上，瓦埃勒·哈拉格（Wael B. Hallaq）也曾提出反对创制大门关闭的观点。对后古典时期思想衰落的评价是否可能暗含了欧洲视角下对伊斯兰的某种偏见？

对于以上问题斯米尔诺夫院士分别进行了回应。包括民族国家概念与伊斯兰传统的适应问题，“文化伊斯兰”流派的思想主张，以及为何说在广义上的“创制”大门被关闭。最后斯米尔诺夫院士补充了一些当代伊斯兰思想的流派与代表人物，如伊斯兰新现代主义（Neo-modernism）、19世纪末俄罗斯伊斯兰教的革新主义（Jadidism）、自称新穆尔太齐赖派（NeoMu'tazilite）的伊朗学者索鲁什（Abdolkarim Soroush）等，向大家展示了伊斯兰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所具备的广阔的研究图景。最后，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撰稿 | 成佳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