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哲学系主办的“周五哲坛”系列讲座邀请了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的Leonard Lawlor教授担任主讲人。该系列讲座从德勒兹的《差异与重复》（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意义的逻辑》（Logic of Sense）等著作出发，对德勒兹的基本思想进行了介绍。本系列讲座分三次进行。

Lecture 1 | The Disparate

2023年10月23日晚18:30，第一场讲座在外哲所212室开讲。在讲座开始前，刘哲教授首先简要介绍了本系列讲座的主题，并对参与会议的师生表达了欢迎与感谢。

讲座伊始，Lawlor教授指出，德勒兹对于“充足理由律”（principle of sufficient reason）的反对使得他的立场是“反古典主义的”：在传统的形而上学讨论中，人们常常预设一个在先的、充分规定了一切事物的存在理由和存在方式的“奠基者”，并常常预设“同一”优先于“差异”；但对于德勒兹而言，情况恰恰相反——他放弃了“同一”的优先性，并认为同一来自于差异——这无疑是对于传统的形而上学图景的一种倒转。

随后，Lawlor教授对于德勒兹的宇宙论论证进行了重构，并指出：德勒兹的这一论证一方面意在说明宇宙并不具有特定的目的、也不会永远处在某个稳态，而是始终在生成的过程当中，另一方面也是对于“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现在’”的论证，即，时间是一个无始无终的、流动着的空洞的形式。而对于时间经验本身的考察则进一步揭示了时间的这种本质，即，“现在”从来都不完全是纯粹的“现在”，它总是“已经过去”；也正因此，它有着“生成的”特征——这种特征总是“不平衡的”，而这恰恰说明它根源于差异。

进一步地，Lawlor教授围绕《差异与重复》第五章中有关“数学家上帝”的故事展开了讨论，从“”的例子出发，强调德勒兹的“上帝”意味着一种“先定不和谐”（pre-established dis-harmony）或者说“混沌”（chaos），这与莱布尼茨式的“先定和谐”完全相反；正是在这种无序的、混沌的基础之上，秩序的形成才成为可能。

接下来，结合德勒兹的文本，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indifference：一种是自我同一（self-identical），这意味着没有任何差异可言；另一种是毫不相干的两个个体的存在者，二者没有任何同一关系，因此也就不存在任何差异。“夜空中的闪电”、“白墙上的图形”等类比表明，一方面，只有在差异化的场域（differentiated field）当中才能生成个体化因素（individuating factors）、进而生成多样的个体，而作为“被奠基者”，这些生成的个体又同时是一种对于其基础的否定；另一方面，这种差异化的场域自身也包含着不同的强度，而它的单义性也始终被保留在由其生成的每个个体之中。Lawlor教授认为，德勒兹的理论是对于柏拉图主义的“存在”与“生成”的关系的一种倒转，而在接下来的讲座中，我们将会进一步看到这种倒转中所隐含着的伦理和实践导向。

在讲授的过程中，Lawlor教授针对“‘collapse of foundation’是否能被经验”“如何理解‘chaos’的概念”“德勒兹是否拒斥任何在先的秩序”等问题回应了老师和同学们的疑问。

Lecture 2 |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and on Not Being Unworthy of the Event: Ethics in Deleuze’s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10月25日晚18:30，第二场讲座在外哲所212室开讲。在讲座的开始，Lawlor教授带领大家回顾了上一次讨论的主要内容，并指出：德勒兹对于柏拉图主义的倒转不仅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同时更是伦理学意义上的——在这里，“生成”意味着纠正。

接着，Lawlor教授对于德勒兹的“良知”（good sense）概念进行了说明：“良知”本质上是“the feeling of the absolute joined to partial truth”；当“良知”看到差异时，它便会产生善的意志，在这种意义上它呈现出动态的特征——它倾向于用秩序来平衡混沌，并由此带来“幸福的时刻”。这种“良知”来源于对于当下的被动综合——这种被动综合形成“习惯”（即，将过去和当下同时纳入当下这一维度），从而提供了“一般性”（generality），而从这种被动的综合活动当中，“快感原则”（the pleasure principle,这里借用了弗洛伊德的概念）得以形成，它的目标和“良知”的目标是一致的。

进一步地，Lawlor教授指出，“良知”同时也包含着对于“他者”的理解，而他者总是具有模糊性的，因为我们很容易将他者所显现出的表象与其所要表达的内容相混淆。在这里，Lawlor教授解释了德勒兹的“重叠”（perplication）、“复合”（complication）、“牵连”（implication）、“阐明”（explication）等术语，并由此说明德勒兹对于“他者”的定义可以被理解为“可能世界的表达”，“他者”的结构实际上先于主客体的划分，并且在感知的表象世界中发挥着基础性的功能。“他者”既是对于世界的错误感知得以形成的根源，也同样是摆脱错误的途径——没有“他者”就没有“相遇”（encounter），后者对于德勒兹而言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基于此，我们可以得到有关“强度”（intensity）的伦理学模型：对某个强度的肯定同时也意味着对所有其他差值（包括最小差值）的肯定，道德律令所提出的正是这样的要求：肯定最低程度的差异，肯定“牵涉”和“被牵涉”，同时不要过多地“阐明”。只有通过这种伦理学，我们才能够消除有关“他者”的歧义，进而达到真正的“无预设的开端”。

在讲座的最后，Lawlor教授对上述讨论进行了总结，并表示：德勒兹的伦理学在试图达到一种极端的形式主义，他的伦理学与康德一样建立在无条件的命令之上。

Lecture 3 | The Ultimate Meaning of Counter-Actualization: On the Ethics of the Univocity of Being in Deleuze’s Logic of Sense

10月27日下午15:00，第三场讲座在外哲所212室开讲。在讲座的开始，Lawlor教授带领大家回顾了前两次讨论的主要内容，并指出：德勒兹的《意义的逻辑》正是对于《差异与重复》中“倒转柏拉图主义”的任务的延续；而在推进这项任务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德勒兹所展现的斯宾诺莎式的“反笛卡尔主义立场”，并看到伦理学与“意义”的关联——“反现实化”（counter-actualization）是他的伦理学的核心，而本次讲座的目标正是对这一概念的不同含义及其与伦理学的关联加以澄清。

Lawlor教授首先对本次讲座的主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幽默”是《意义的逻辑》的主题之一，但是当我们把“反现实化”视为一个事件时，我们就会发现，反现实化不仅仅是某种谴责性的喜剧，而就是行动本身：这正是对于“反现实化”的两种基本意义——精神状态和身体行动——的展现，而这一过程的终极意义就在于肯定存在的单义性；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种“存在的单义性的伦理学”（the ethics of the univocity of being）。

接下来，Lawlor教授指出，“反现实化”自身呈现出一种“双重化”的过程，而这一点可以从反现实化的两个原则当中得到提示——第一个原则是将事件附着于“准原因”（quasi-cause），第二个原则是将事件具身化、将其“铭刻于自己的身体”；简言之，前者有关如何思考事件，后者则与“经验到活生生的事件”相关。作为行动的“反现实化”的开始总是需要某些特定的契机，在这样的契机当中，有关世界的基础性的结构的问题浮出水面，而这也将开启“反现实化”的四种意义：

第一层含义是“反对”（against）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的不同理解和把握，即导致怨恨情绪的理解和把握；而与“怨恨”相对应的感觉就是“至福”（beatitude；这里德勒兹借用了斯宾诺莎的概念）——这种感觉从事件当中被提取或抽离出来，它自身呈现出中性的特征。第二层含义是关注意义，并承认过去和未来都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答案”只会越来越多，并且总是无穷无尽的。第三层意义则是希望和记忆在总体上的具身化，而这种具身化包含着一种风险，由此引出了“反现实化”的第四层意义——这种风险在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件或感觉可能会变成身体性的混合物的噪音、从而带来崩溃——“化身为事件”的极端风险就是自杀。而“反现实化”恰恰是反对自杀的。因此，在德勒兹看来，我们应该做一个“恰到好处的精神分裂者”，我们成为事件、表现事件并使之在我们身上恰到好处地实现，在这种意义上，“反现实化”得以成为行动。

进一步地，Lawlor教授表示，“反现实化”的终极意义在于实现“现实个体”对于事件的“普遍交流”——愿意将自己视为一个事件，因而也愿意将自己视为另一个个体，并理解和愿意将其他事件视为个体，将其他个体视为事件。这一过程是复杂的、或许也是艰难的，但并非没有达到的可能。

在讲座的过程中，Lawlor教授就“如何理解德勒兹意义上的‘意识’与‘综合’概念”“如何理解‘选择’的机制”等问题与老师和同学们展开了讨论。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撰稿 | 孙兆程

审核 |刘哲

供图 | 闻  钰 任方舟 孙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