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的北京论坛（2023）“家庭哲学：一个新的哲学分支学科”专题论坛于11月3日至5日举行。本次论坛旨在确立家庭哲学为专业哲学的一个新分支学科，邀请中国哲学家和国际学者代表不同的世界文化，作为杰出的专家，就此议题展开对话。

（11月5日论坛会场合影）

11月3日下午，分论坛第一场讨论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第一会议室举行。当天共有三位教授发言，分别是梨花女子大学的Heisook Kim教授、夏威夷大学的Vrinda Dalmiya教授以及宾汉姆顿大学的Nkiru Nzegwu教授。

首位发言是梨花女子大学的Heisook Kim教授，报告主题为“个人、家庭和社会：21世纪的儒家家庭”（Individuals, Family and Society: Confucian Family in the 21st Century）。Kim教授在报告中探讨了个性、家庭和社会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对比了西方和东亚的观点。从历史上看,在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等哲学家对于家庭问题都有相关的论述，但总体看来，西方传统哲学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区分开来,家庭被划归私人领域。相比之下,在韩国等儒家社会中,传统家庭对于实现社会凝聚力和维护社会秩序至关重要。国家与家庭是同构的，个人在社会中的认同感与家庭关系紧密相连，儒家伦理规范的要求社会通过坚定的家庭团结来社会团结。然而,随着现代化的发展，韩国的传统儒家家庭结构在现代逐渐瓦解，这也引发了如何在社会中定位个人以及在没有传统家庭扮演支柱角色的情况下实现社会团结与稳定等深刻问题。尽管如此,家庭在提供个人心理稳定、经济支持、维护政治结构和传递文化价值观等方面仍具重要性。婚姻和亲属系统仍在连接家庭,创造新的社会网络,巩固伦理规范。Kim教授还比较了中西文化在家庭思考方面的相似性。根据黑格尔,家庭代表伦理生活的第一阶段,最终达致国家作为伦理精神最高体现的阶段。这与儒家把婚姻和家庭联系到宇宙阴阳和谐的观点有很强的相似之处。然而，在现实的情境中，对于那些受传统家庭角色和等级约束的人来说,家庭反而成为不公正与痛苦的主要来源,而非伦理实现的场所。尽管如此,在韩国社会完全废除家庭制度并非可行或明智之举,因为家庭观念在文化上根深蒂固。更具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是发展家庭和亲密关系的替代形式,保留家庭纽带带来的情感滋养之余,  理心、尊重和忠诚,培育包容的社区和社会凝聚力。

（Heisook Kim教授发言）

第二位发言的是Vrinda Dalmiya教授，来自夏威夷大学。Dalmiya教授讨论了“家庭”概念与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和正义的关系。她首先指出,女权主义者对家庭持两种相反观点，一种是将其视为压迫场所,另一种是将其视为未被承认的政治资源，而关怀伦理需要整合这两种视角。教授以印度总理莫迪推广“整个世界是一个大家庭”的概念引出讨论,指出这个标语表面上模拟了关怀伦理将家庭义务扩展到全球的做法，然而,莫迪的“家庭”概念实际上基于印度教右翼组织“Sangh Parivar”,该组织暴力镇压差异并推广印度教统一主义意识形态。这突显了关怀伦理内在的紧张,即实际存在问题的家庭与根据理想化的家庭价值观构想的伦理社会关系之间的紧张。而另一种关于家庭和政治伦理的替代视角则来自古典梵语文本,特别是摩诃婆罗多中悉达多和他的狗的故事。这提供了一种关键的教诲，即不要因差异而歧视,并在我们共同的肉体脆弱性中奠定伦理基础，这些教诲可以帮助化解关怀伦理中的紧张状态。从家庭出发，但引入实际家庭中的压迫因素的风险。悉达多与狗的关系不受血缘或所有权的约束,这削弱了家庭中存在的私有化和排他性。他与狗“结亲”可以视为“结交”,即跨差异而形成自愿的纽带。伊娃·凯蒂的“护理者理论”可以帮助说明脆弱性将对依赖者的道德义务泛化，她的起点是人生中依赖性这个事实,而不是像家庭这样的特定形式。悉达多回应狗的脆弱性是出于对共享必死命运的同感,而不是出于血缘关系，他的同情跨越了差异。由此，Dalmiya认为关怀伦理正确地优先回应人类的脆弱性和依赖性。然而,传统家庭既不是满足这些需求的唯一形式,也不一定是最佳形式。真正解放性的关怀伦理会一并重新思考家庭和政治,基于非选择的共享脆弱性而建立伦理连接,而不是传统的血缘结构，这使得跨差异的伦理联系成为可能。关怀伦理旨在思考家庭内的关怀冲动,而不包括整个压迫机制，因为即使引入家庭的语言也有导入与关怀目的格格不入的排他意义上的风险。悉达多的故事说明了摆脱家庭局限的关怀，并且与关怀伦理解放视野中的回应脆弱性观点一致,我们可以借此重新定义“家庭”并避免其消极内涵。这表明关怀伦理从对正义方法的批判向全面的关系理论发展的路径，应该以普遍的人类脆弱性为中心,同时警惕通过传统家庭模式导入的隐性偏见。跨差异的连接最好通过对共享世界中人类脆弱性的视角来理解,而不是通过排他的血缘单位。并且，关怀理论家应该汲取多种跨文化资源,以便摆脱“家庭”概念的局限。

（Vrinda Dalmiya教授发言）

第三位发言人是来自宾汉姆顿大学的Nkiru Nzegwu教授，报告主题为“家庭就像河流，不同支流汇入其中”（Family is like a river, different branches flow into it）。她首先在发言前幽默地表示自己的发言不会涉及任何的西方哲学的内容。Nkiru Nzegwu教授讨论了历史地存在于非洲的不同家庭模式，认为在非洲传统中家庭模式具有流动性、灵活性。这种流动性和灵活性标志了这样一种传统，在这种传统之中社会关注所有成年家庭成员的需求。这种传统使得母系制、父系制以及双系制度都成为可能，也使得不同的家庭模式可以存在。这种具有流动性和灵活性的家庭模式深刻地挑战了当今存在的限制性的父权主义，而这种父权主义在教授看来是欧洲殖民主义的产物，是两大世界宗教的产物。随后Nkiru Nzegwu教授提到当今以家庭为出发点的哲学建立在大量的假设之上，而只有揭开这些假设的面纱、理解我们已经提出并承认的概念，我们才能够继续就家庭哲学继续讨论而不是将父权制作为一种家庭规范。Nkiru Nzegw教授继而认为当前学界缺少对于非洲家庭模式的哲学性分析，我们也不应该继续使用单一的、规范性的“家庭”概念——这一家庭概念同殖民意识形态紧紧联系在一起。而这种意识形态通过废除非洲的社会和道德规范，剥夺了存在于过去的空间、限制了女性的选择。紧接着，Nkiru Nzegwu教授提到了乌干达发布的《反同性恋法案》，该法案宣扬同性恋是可怕的，严重同性恋者可以判处死刑—这并非源自非洲传统的家庭观念而是受到殖民意识形态的影响。随后，Nkiru Nzegwu教授描述了非洲的不同的家庭模式，重点讨论了婚姻模式：在这种流动性的、灵活性的非洲传统家庭哲学中家庭的结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灵活，“丈夫”的角色并不一定需要男性来扮演。Nkiru Nzegwu教授还特别提到“女婚”（woman-woman marriage）的正面意义，用一个案例来说明了女性婚姻对于当地经济贸易的巨大推动。Nkiru Nzegwu教授最后提到，许多非洲国家拒斥与他们基督教信仰或者伊斯兰教信仰相悖的家庭哲学，否认根植于非洲传统的家庭模式，而她的目的是保护当地女性的土著文化权利（indigenous culture right）和世界观。

（Nkiru Nzegwu教授发言）

11月4日上午，北京论坛（2023）“家庭哲学：一个新的哲学分支学科”分论坛第二场讨论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第一会议室举行。本场讨论会共有四位学者发言。

第一位发言人为波特兰州立大学的Maurice Hamington教授，发言主题为《植根于家庭的道德进步》。Maurice Hamington教授认为，家庭在维系文化规范的同时，也是学习道德进步所需技能的场所——理解、同理心和反应能力，以及良好关怀的习惯。因此，家庭是维持道德稳定和促进道德进步的源泉。Maurice Hamington首先从关怀伦理的一般概念谈起，强调了关怀对人而言作为“存在命令”（Existential Imperative）的地位，关怀维持着人性、为人类生活所必需。立足于关怀的关怀伦理学重新将关系而非义务、美德置于道德的核心，重视情绪和情境，可以被视作通往道德的一条关系性路径。1982年，心理学家Carol Gilligan 提出了一种与主流伦理学不同的声音，这种声音不完全以“正义”为导向。关怀伦理学逐渐成为女性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Maurice Hamington教授认为，家庭作为一种情感纽带提供了关怀的原初经验，正是培育良好关怀能力的重要场所。这种良好关怀能力具体包括：虚心的询问、包容的关系、回应的行动。家庭中具体的关怀实践，能够培育人们的这些能力以及道德感，从而成为“关怀革命的前沿阵地”。

（Maurice Hamington教授发言）

第二位发言人为首都师范大学的皮迷迷教授，发言主题为《“去界”还是“存伦”：近代中国两种对“大同”的理解》。皮迷迷教授比较了康有为和陈焕章师徒对于“大同”思想的不同理解，分别以“去界”和“存伦”对其加以刻画。皮迷迷教授首先介绍了作为康有为“大同”说基础的“人为天生”和“三世”说，认为康有为尝试以“三世”说调和“人为天生”与传统的五伦思想间的矛盾，这种尝试本身已经暗含与儒家传统的巨大张力。随后，皮迷迷教授以“存伦”概念为核心，从君臣之伦、父子之伦、夫妇之伦三个方面介绍了陈焕章对康有为的反思，其反思的核心在于认为：即使到了大同之世，传统的各种伦常关系依旧存在。皮迷迷教授最后谈到了“举国若狂”的时代背景和反思“大同”的意义。通过回顾近代中国对于“大同”的不同理解，能够看到儒家内部存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康有为的理论包含相当多对儒学中被遮蔽传统的发掘，而陈焕章对康有为“大同”理论的批评，则为今日再次思考“大同”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线索。

（皮迷迷教授发言）

第三位发言人为武汉大学的李勇教授，发言主题为《儒家的家：传统的资源与现代的挑战》。文章指出，儒家的家的观念及其当前的发展，无法回应现代的挑战。李勇教授首先列举了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家庭相关的危机，如离婚率上升、养老问题，以及更广义上的现代化所带来的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随后，李勇教授介绍了先秦儒家关于家庭的思想资源，例如对于家庭、婚姻的重视以及孝亲的观念。以笑思、张祥龙、孙向晨为代表的学者从传统资源出发，进一步发展起当代的家哲学，认为家既是人的生成意义的内在机制的源头，也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公民文教”体系的重要部分。但是，这些思想在面临第一部分涉及的相关现象时，都会面临一定的挑战，例如：接受儒家的观念，我们应该拒绝离婚吗？接受儒家的观念，我们该如何养老？同时，在现代社会，结婚生子成家已经不是确立生命意义的充分必要条件，甚至不是比其他中立性的善更高的善，它是否还能作为生成意义的那个源头？李勇教授认为，关于家庭的传统思想和现代发展，事实上很难对于这些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回应。

（李勇教授发言）

第四位发言人为中山大学的陈建洪教授，发言主题为《是否存在一种家哲学》？陈建洪教授认为，伴随着“家哲学”成为汉语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和常见概念，有必要对这个概念本身进行反思。陈建洪教授首先介绍了以张祥龙教授为代表的对西方的无家和无家的世界的批评，指出这种批评受到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随后陈建洪教授回顾了海德格尔所说的“在家”状态，以及奥托论人之“奇异”（deinos）、弗洛伊德论“可怕者”（the uncanny），由此得出三点结论：（1）同意张祥龙教授关于西方无家的判断，而现代中国家庭也已经西方化；但哲学与信仰无“家”并不等于西方社会无“家”（2）海德格尔哲学并不是嫁接中西哲学“家”思想的一个桥梁，因为在海德格尔那里，哲学的本质还是在于“出”家、出离日常状态、逃离常人，而非回归日常（3）弗洛伊德对“可怕者”这个概念展开的精神分析解释了可怕的东西并非陌生事物，而是熟悉事物，这个分析强调了“家”和“父”的压抑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家”不一定是纯粹救赎的，也可能同时是深层压抑的。

（陈建洪教授发言）

2023年11月4日下午，北京论坛（2023）“家庭哲学：一个新的哲学分支学科”分论坛第三场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第一会议室举行。研讨会分上下两个半场，共有四位学者在研讨会上进行报告，分别是亚伯大学Mustapha Pasha教授、东京大学Shinji Kajitani教授、复旦大学孙向晨教授和北京大学Roger T. Ames教授。特拉维夫大学Galia Patt-Shamir教授和武汉大学李勇教授分别担任上下半场的主席。

首先进行报告的是Mustapha Pasha教授，报告主题为《文明视野中的伊斯兰家庭》。他指出家庭制度是伊斯兰社会秩序观念的核心，千百年来，这一制度一直是伊斯兰文明连续性、文化认同和社会凝聚力的主要储存库，但是现代化和西方观念带来的社会变革让伊斯兰家庭的伦理层面开始面临新的挑战。Pasha教授提到他将从社会层面和哲学层面两个不同的层面来观看伊斯兰家庭的结构和内涵，认识其伦理维度并尝试克服现代化危机。他介绍伊斯兰家庭有神启制度和社会制度两个基本特征，家庭既是神圣的场所，也是符合民事契约的合法的组织。首先，人的基本角色是神的代理人，亚当和夏娃所代表的男性和女性在精神上平等，但是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获得不同的社会分工。其次，伊斯兰家庭基本的伦理观点是明确区分合法的人际关系和那些不合法的人际关系，《古兰经》中提到的婚姻作为一种可撤销的民事契约，是家庭形成的重要方式。在“同心圆理论”里，Pasha教授指出人们可以通过血缘、信仰、一神教、先知家庭和普遍人性五种方式组建伊斯兰家庭，这体现了伊斯兰家庭组建的方式是多元的而非单一的，合法而非不合法的。他指出，不同于西方和基督教的观点，伊斯兰家庭更注重关系，让个人社会化，而不是让“个人成为个人”。

（Mustapha Pasha教授发言）

Shinji Kajitani教授聚焦于日本地区在不同年代儿童的生命价值如何发生变化的主题，进行了《家庭作为东亚文化中人的生命价值的基础》的报告，探索了日本社会的“个人生命”如何脱离家庭、获得自身价值的确证。他指出，从16世纪到21世纪，日本的儿童生命价值的观念经历了三次变化。16世纪之前，日本社会将“孝”看作是最重要的家庭观念，因此，孩子便成为家庭延续的重要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孩子成为家庭的“珍宝””。但其中蕴含的矛盾：即孩子是可选、可替代的后代，让父母并不重视某个孩子个体的生命。深受儒家“孝”文化影响的日本社会将孩子看作家庭的延续和珍宝，但并不在意孩子个体的珍贵性，随意杀害婴孩的行为时有发生。之后，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局的稳定，孩童的生命价值被放置到更宏大的国家和人类层面。日本国学提出了对儒家观点的批评，学者们认为孩子作为珍贵的国家资源和人类应当受到保护。直到20世纪，人们才逐渐觉醒对生命本身价值的敏感性，认识到生命本身就具有自身的珍贵性和独特性，孩童生命的价值第一次脱离了家庭而独立存在。

（Shinji Kajitani教授发言）

在上半场报告结束后，学者们之间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针对Pasha教授的发言，李勇教授提问伊斯兰家庭制度将如何平衡现代的婚姻、生育观念与原教旨主义的冲突？Pasha教授认为在坚持人类精神平等的第一性原则的基础上，灵活地对其他次要原则进行改变来适应现代社会伊斯兰家庭伦理观的变化。随后，Pasha教授回答了如何看待西方的个人与伊斯兰家庭中个人问题的比较。他指出在西方的哲学文本中，比如康德的文本，将个体作为一个伟大的自我独立存在，但伊斯兰文明中的自我是一个宗教性的、情绪性的、脆弱的自我。伊斯兰的自我可以犯错再纠正，但这是一种社会化的活动，而非单独地被嵌入的个人。Shinji教授报告结束后，针对“生育行为与家庭逐渐脱离”、“东亚的少子化现象”等问题，学者和在场的学生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孙向晨教授演讲的题目是《亲亲：在同一与他者之间》。他首先指出“家”作为哲学概念，具有三种特点：具有可以作为哲学普遍母题的不可还原性，“家”的情感与道德系统可以揭示“伦理”何以发生的生存论机制，在“生活世界”层面，“家”的温暖性面向可以对抗“个体-主体”哲学视野下的虚无主义危机。孙教授指出，现代性的哲学面向是一种“离家”行为，引发了虚无主义危机。在此基础上，汉语世界的“复归”语境或许可以实现对个人的救赎。孙教授指出，不同于西方世界将世界一分为二的主客体区分方式，汉语中世界始终是一个“天地人”三才多要素互相制衡的平衡整体。这种互相制衡的让人类能够在生的世界自我实现，而不必向外探求、向死而生。他指出救赎的道路就在《周易》的《复卦》之中。《复卦》阐述了恢复的原则：必须杜绝以前的错误，重新回到善的道路上去。针对西方“家哲学”的缺失，他以世代的“生生”来弥补西方哲学中向死而生的局限，以“亲亲”为“爱”的模型，提供审视自身与他者的新路径。

（孙向晨教授发言）

Roger T. Ames教授关切了沃尔泽的“最低普世道德纲领”的呼求，报告了《儒家的家国情怀哲学》。他关注到哲学家沃尔泽关于建立共享最低道德纲领可能性的问题，指出儒家可以成为建立一种共享的道德纲领的答案。他表示，儒家的“家”文化在东亚社会具有一种统治力和渗透性。儒家围绕“孝”的理论基础形成的“仁义礼智信”等一系列特定道德词汇，能够让不同民族、语言的人们能在“共同感情”的词源意义上获得持续的文化共识，从而形成家庭价值观。儒家将人的成长和“根”都落在可以对抗个体主义的充满义务的家庭之中，以一种独特的关系视角将人融入到家庭、政治和宇宙中，又反哺个人的修养和家庭的建设。Roger T. Ames教授介绍了中国传统家庭观点与西方宗教观点的不同，节日是为家庭准备的，而非为宗教准备。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要破解西方的现代化危机，就应该认识到家庭的情感价值之外有一种社会价值，这种社会存在性让家成为一个可以对抗个体主义的充满义务的社会组织。人在这种组织中被置于善的、现实的、成长的伦理关系中，而这种儒家视角的伦理关系的发展也可以为新地缘政治秩序的最低道德纲领的建立提供新的思路。

（Roger T. Ames教授发言）

演讲结束之后的讨论环节，学者们就报告中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在场的学者嘉宾就如何区分西方的上帝观念与中国的祖先观念对孙教授进行提问。孙教授回应了各种文明都具有不同的生存样态的情况，但中国人的一个世界、多种元素制衡的样态，是有别于西方超验式的、经验的生存体验和思考出发点，可以提供一种不同的视角来解决现代化带来的虚无主义危机问题。对于Roger T. Ames教授的儒家观点，有学者提问如何正确认识到家并非理想化的蓝图，而总有现实的不足和矛盾，以及如何建立一个新的家庭的观念？教授回答从基本的亲情和伦理中发展出更多的情感经验以及更高层次、更稳定的家庭伦理观。本场讨论会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顺利结束。

11月5月上午，北京论坛（2023）“家庭哲学：一个新的哲学分支学科”分论坛第四场讨论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第一会议室顺利举行。本场讨论的主题围绕着家庭概念和哲学展开，一共有四位学者发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海外高校近十位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大学，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交流与研讨。

  第一位发言人为Laura Kane教授，来自伍斯特州立大学，发言主题为《社会家庭与关爱义务》。Kane教授认为家庭的两种传统观念：经济传统和系统传统。经济传统强调婚姻和法律契约的重要性，特别是在过去，婚姻常涉及财产转移和其他经济因素。系统传统则强调家庭作为传承价值观和信仰的社会单位的角色，以及家庭成员之间共享价值观的重要性。这两种观点都对家庭的构建和功能有影响，但并不一定是唯一的因素。此外，Kane教授还讨论了家庭的主要目标，指出家庭作为一个独立组织在社会中的主要目标是创造关怀关系。家庭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单位，通过互相照顾和支持来满足基本需求和情感需求。每个人都有责任相互关怀，社会应该鼓励和支持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照顾。最后，Kane教授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家庭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其目标是创造互相照顾的关系。虽然生物关系在构建家庭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但仅仅有生物关系是不足以建立温暖的感情联系的。因此，家庭的法律理解需要更深入地促进，以便更好地支持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照顾。在问答环节，Roger T. Ames教授提出了关于不同文化中对”家"概念的诠释的问题，以及如何区分主要和次要需求的问题。Kane教授的回复是：家庭的最大目标是互相照顾，而在家庭中互相照顾是一种义务。同时，她提出了对主要和次要需求的分类和区分可能不是绝对的，因为每个人的需求都可以因情境和生命周期而有所不同。这进一步强调了家庭作为一个互相照顾的单位的重要性。

（Laura Kane教授发言）

  第二位发言人是来自波士顿学院的Dermot Moran教授。他的发言主题是《现象学传统中的面对面关系及其当代意义》。首先，Moran教授提到胡塞尔的家庭照片，他将家庭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通过血缘关系组成的家庭，另一种是通过收养、儿媳、女婿等概念组成的家庭。他指出家庭是教育的主要场所，可能包括家庭教师或父母的教育。家庭在培养人的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而现代社会中的家庭不再将孩子视为奴隶，而是鼓励他们发展自己的个性。Moran教授还回顾了西方哲学中关于家庭的不同观点，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重组社会和提高女性地位的理念，亚里士多德讨论的政治家庭，以及康德认为婚姻仅仅是凝视和契约。他强调了几千年来家庭一直被视为财产关系，但也提出了家庭的目的是培养人，强调人是有自主性、道德价值、理性、自由和尊重的存在。Moran教授接着讲述了西方哲学中人的自我概念的演变，从亚里士多德到基督教哲学的三位一体，以及人作为有界限、有理性、有情感和有道德价值的观点。

（Dermot Moran教授发言）

Moran教授强调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关系，引入了”I and THOU”“我和你”的概念，强调互相认可和亲密关系的重要性。这些关系也受到社会的影响。Moranj教授认为胡塞尔是从笛卡尔式的哲学开始自己的哲学的，我能够识别出另外一个人，各种各样的社交行为就会出现。胡塞尔称之为社会意向性或者自我的意向性。人本质是社会的动物，这是20世纪20年代现象学的主题。最后，Moran教授总结了家庭作为一个特殊领域，涉及亲密关系和承诺的概念。他指出家庭的亲密关系在个体的整个生命中贯穿，认为家庭的影响比其他社会因素更加深远。不仅如此他还强调了家庭中的面对面关系，它们在个人的自我经验和社交行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起着关键的作用，塑造了个体的自我和社会行为。总的来说，他的讲话探讨了现象学视角下的家庭概念，强调了家庭中面对面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家庭对个体的深远影响。

  第三位发言者是来自京都大学的Naoko Saito教授，她的发表主题是《离开家乡，重建家庭：自立与关怀》。Saito教授深入讲述了家庭与人际关系的哲学问题，将其置于了现代社会变革的语境中，并试图重新思考家庭的含义和多样性。她首先引用了爱默生的“自力更生”观点，其强调离开家庭，追求独立的价值。然而，这一观点也在今天家庭结构变化的背景下受到质疑。随后，Saito教授提到了一系列在日本和其他地方出现的社会现象，如社会隔离、孤立、离婚率上升以及非传统家庭形式的兴起。这些现象反映了社会的分裂、对社区的信任减少以及社会结构的松散化。Saito教授的目标是探讨“自力更生”和关怀伦理观点对新型家庭关系的影响。核心问题在于重新定义家庭的含义以及构建人际关系的方式。Saito教授以电影《Shoplifters》（小偷家族）为例，该电影探讨了家庭和人际关系的哲学问题。在这个虚构的家庭中，由于社会遗弃，这些个体以非传统的方式相互支持和关怀。电影突显了关怀对于人际关系的重要性，特别是关注脆弱性。

接下来，Saito教授讨论了护理伦理作为一种伦理纽带的问题。护理伦理将关怀作为人际关系的关键条件，强调家庭是关怀的场所。然而，护理伦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因此Saito教授引入了“承认”这样一种观点。“承认”观点强调语言的重要性，试图摆脱护理伦理的局限性。它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家庭的纽带，强调每个个体都需要关怀的纽带，同时允许个体保持独特性。最后，Saito教授提出了关于家庭的新观点，探讨了家庭构建的多种方式。她通过电影《Shoplifters》揭示了一个有关人际关系、承认、孤立和新的生活基础的故事。最后，她的结论强调了家庭构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家庭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Saito教授的讲话引导我们深入思考现代社会中家庭、关怀、孤立和人际关系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的哲学思考。

（Naoko Saito教授发言）

  第四位发言人是来自清华大学的任剑涛教授，他的发表主题是《在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家之地位》。任教授强调家哲学的对话性质，探讨了家在政治和国家之间的定位。家哲学需要明确问题范围，包括家庭、家的物理结构、情感和家国概念。任教授在会议中强调了家哲学不应过于扩展其理论雄心，试图回答所有问题，而应着重于其明确定位。任教授还说明了家哲学在汉语哲学中的特殊角色。他指出，汉语语境中的家哲学需要处理与现实相关的问题，例如中国在市场经济转型中出现的家庭问题，家的重建以及传统孝道的重要性。他还提到中国知识分子对家国情怀的重视，以及家哲学对家国关系的建构。任教授认为中国家哲学解决实际问题，如家庭重建，但我们并不是要将国家建构与家庭直接联系。他认为将家哲学看作具体而非抽象概念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他认为血缘关系是构建家庭的基础，家庭首先是生理的，然后才是社会的。家提供庇护，类似于物理结构的家（house），提供安全感。他认为当家哲学上升到国家概念的时候，哪怕是移民社会，也无法忘记自己的母国带给自己的影响。这是个人记忆、社会记忆、国家记忆的混合物。最后任教授强调了要在家庭内部建立平等的关系，而不是和传统的父权、夫权这样的权力性关系一样。心理习性由社会的习俗传递下来，家哲学可以在这个领域起到作用，而家哲学对政治领域的影响我们应该要保持警觉。现在国家的建构要在权利哲学（Philosophy of Rights）上来建立，而不是从家庭观念来建立国家。家不能直接通向国家。

（任剑涛教授发言）

演讲结束之后的讨论环节，学者们就报告中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论坛在友好热烈的氛围中顺利闭幕。

 

 

供稿｜丁一达 何越嘉 刘卓 孙晓萱 余振翔

图片｜北京论坛秘书处

编辑｜刘斯寒 刘枫林

审核｜程乐松、王彦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