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在“北京大学海外名家讲学计划”的大力支持下，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哲学系邀请到了艾伦·伍德（Allen W. Wood）教授担任主讲人，以康德与马克思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为话题，举行了三场学术讲座。

艾伦·伍德教授是国际知名的德国哲学研究专家，斯坦福大学荣休Ward W. and Priscilla B. Woods讲席教授，1968年从耶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其后长期任教于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并于2002年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伍德教授出版有10余部关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专著和论文集，其中有多部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多种语言，在国际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Lecture 1. Kant on Freedom of the Will

2023年4月8日早上9点，第一场讲座在线上准时开讲，北京大学校内的部分师生来到外哲所227室集体收听并参与讨论。在讲座开始前，南星老师首先简要介绍了系列讲座的主讲人和讲座主题，并对参与讲座的师生表示欢迎。

在讲座的开始，Wood教授对于“实践自由”（practical freedom）和“先验自由”（transcendental freedom）的概念进行了辨析：前者要求我们总是能够在同样的条件下作出不同的选择，后者则意味着“作为独立的、充分的原因而开启一个新的因果链条”的能力；前者总是要预设后者的存在。基于此，Wood教授简要概述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有关“自由的二律背反”的论证，并指出，结合康德的先验唯心论预设，“除了自然的因果律之外再无别的因果律”与“存在自然的因果律之外的、自由的因果律”实际上并不冲突——在现象的层面，一切或许呈现为“必然的”；而在物自体层面，我们则是自由的。

进一步地，Wood教授指出，“先验自由”实际上是一种理性理念，而理性理念并不能在经验中被展示出来。因此，我们既无法形成一个能对其进行充分阐释的理论概念，也无法对其可能性有任何的论证——既不能证明它存在、也不能证明它不存在，而只能将其视作实践自由的必要前提；我们至多只能在理论上证明自由与自然的必然性并不互相冲突，并在经验层面上证明实践自由的可能性、证明宿命论的自相矛盾。总而言之，在对实践领域的自由进行考察时，我们应当暂时将一切有关先验自由的问题放到一边。

在提问环节中，Wood教授围绕“自由在何种意义上不是一种‘幻象’”、“‘拥有自由意志’和‘感觉自己是自由的’有何区别”、“康德对自由的讨论与当代自由意志问题的关系”、“康德的理论框架是否能够充分回应决定论带来的挑战”等问题，与南星老师以及线上线下的师生们展开了讨论。

提问结束后，南星老师对本次系列讲座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向主讲人以及线上线下参会的师生们表达了感谢，并宣布本次讲座到此结束。

Lecture 2. Kant and the Prohibition on Lying

2023年4月15日早上9点，第二场讲座在线上开讲，北京大学校内的部分师生继续来到外哲所227室集体收听并参与讨论。本场讲座围绕康德有关“说谎”问题的论证展开讨论——康德将“说谎”定义为“有意为之的错误宣称（declaration）”，而这样的宣称总是会对他人造成伤害；即便没有伤害任何个体，它至少是对于基本的人性的一种违背。基于这样的文本，许多学者都会倾向于将康德的伦理学视作一种“绝对的义务论”（即，道德法则是一系列不存在任何例外的严格法则，而“禁止说谎”便是法则之一），并由此拒斥康德的伦理学，因为这似乎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譬如，要求我们必须向杀手透露我们的朋友的真实位置）。Wood教授认为，这样的观点实际上误解了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德性论”中有关说谎的权利的讨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于康德的“义务”、“权利”等概念重新进行澄清。

Wood教授首先指出，康德的伦理学包含一系列的义务和禁令，有的是强制性的（譬如：保全自身是强制性的义务）、有的则是非强制性的（譬如：同情心是非强制性的义务）；“说谎”的确属于一种“强制性的禁令”，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有意的错误宣称”都属于应当被禁止的“说谎”的范畴——它们的确与事实不符，但从这种“错误”不必然推出道德上的错误，因而也不能由此推出它们在道德上是应当被禁止的。在道德领域的讨论中，我们必须考虑一个人给出“错误断言”的理由——譬如，“出于礼貌而说事实上错误的话”、“出于有着更高强制性的原则而说错误的话”——即便这种行动本身依然是“说谎”、因而在道德上并非全无瑕疵，但就它们可以防止更大的恶而言，这仍是可以被允许的；在康德看来，这是人性的弱点的不可避免的体现。

那么，康德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将“说谎”作为严格的禁令呢？针对这一问题，康德引述了法国政治思想家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的讨论——贡斯当认为，在我们“说谎”的对象并没有权利知晓真相时，“说谎”本身就便不再是禁令；甚至，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只有欺骗才是正确的选择（譬如，在面对杀手时选择说谎以保护自己的朋友）。Wood教授指出，康德对贡斯当主要的批评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康德认为贡斯当混淆了政治上的和伦理上的权利；另一方面，康德认为贡斯当关注的核心在于“知情”的权利，而非在政治层面“说实话”的义务。对于康德而言，在将“说谎”作为严格禁令的时候，他更关注的实际上在于政治层面的义务、而非个人的伦理义务；在公共领域所进行的虚假的宣称首先损害的是整个权利系统本身，而这与某些个体是否有特殊的知情权无关。在这种意义上，将“说谎”禁令局限于贡斯当提出的“保护好友”的例子，的确是对于康德的一种误解。

在提问环节中，Wood教授围绕“如何理解‘declaration’”、“如何理解康德对‘伦理’和‘政治’的区分”等问题，与南星教授以及线上线下的师生们展开了讨论；提问结束后，南星教授对本次系列讲座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向主讲人以及线上线下参会的师生们表达了感谢，并宣布本周讲座到此结束。

Lecture 3. Marx on Justice

2023年4月19日早上9点，第三场讲座在线上开讲。本场讲座基于马克思的“正义”概念，阐述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剥削”与“正义”的理解。在讲座开始前，主持人方博老师首先简要介绍了本场讲座的主题，并对参与会议的师生表达了欢迎与感谢。

讲座伊始，Wood教授对于“剥削”（exploitation）的概念进行了说明：“剥削”意味着人对他人所拥有的能力或资源的利用，同时也意味着剥削者基于被剥削者的脆弱性而对其进行的控制——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就是“剥削”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都被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工人不得不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以换取维持生活所需的工资，而资本家通过利用工人的这种脆弱性来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并通过盈利来继续维持这样的生产模式。在此意义上，“剥削”是资本主义社会系统得以运行的必要条件。这里的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的剥削是“不正义”的吗？

Wood教授认为，在日常的讨论中，我们总是首先预设了某些行为的不正义，然后才将其描述为“剥削”；但就其定义而言，“剥削”不总是“不正义的”——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存在一个脆弱的、被剥削的阶级是必然的，基于马克思对于“正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这样一个被迫劳动的阶级的存在本身并不是“不正义的”：经济关系本身并不受到“权利”“正义”等概念的约束，恰恰相反，这些概念实际上都是经济关系的产物。

下一步的问题是：如果资本主义的剥削在马克思看来不是“不正义的”，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在何种意义上是“有问题的”？

针对这一问题，Wood教授指出，对于马克思而言，一切“权利”或“正义”的标准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们是对于当下生产模式的回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总是以“接受统治”为条件，“权利”以私有财产为基础；但实际上，私有财产并不能真的维护个体的自由，它反而通过创造出“财产权”的概念而剥夺了劳动者的自由：它真正保护的只有资本家——也就是那些不从事劳动的人——的自由，而这是与我们对于“人的自由的全面实现”的追求相悖的。因此，无论对于劳动者的“剥削”本身是否是“不正义的”或“不道德的”（这样的标准在马克思看来总是由阶级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我们都有充足的理由反对这样的系统性的剥削。

最后，Wood教授结合马克思的相关讨论指出，只有被剥削者才可能终结“剥削”；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没有基于阶级意识形态的道德标准，并且不回避、不否认人的脆弱性——“爱”、“宽恕”、“相互依存”都是人的脆弱性的体现，而这也恰恰是人的本性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在共产主义社会当中，人的上述本质应当能够在自由的生产活动当中得到充分的实现。

在提问环节中，Wood教授围绕“如何理解Reiman、Cohen、Roemer等学者对于‘剥削’理论的讨论”、“如何理解‘剥削’和‘压迫’之间的关系”、“怎样分配剩余价值才是正义的”等问题，与方博老师、南星老师以及线上线下的师生们展开了讨论。

提问结束后，方博老师和南星老师对本系列讲座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和总结，向主讲人以及线上线下参会的师生们表达了感谢，并宣布本系列讲座到此圆满结束。

撰稿 | 孙兆程

审校 | 刘哲、南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