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李天纲教授

主持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程乐松教授

 2022年11月4日周五晚7点，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宗教学名家」系列讲座再次开坛。本次讲座邀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李天纲教授主讲，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程乐松教授主持。

线上会议室截图

 讲座伊始，李天纲教授对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的邀约表示感谢，祝贺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迎来建系110周年。在本次讲座中，李天纲教授以明清「西学」的延续性为主题，通过钩沉《几何原本》在明清两代的译介历程，以及守山阁群体对清中叶以降西学发展的推动，以剖析中国近代「内在理路」丰富面向中的一种。

 明末清初的「利徐之学」与清末民初的西学之间是否存在延续性是李教授长年以来关注的话题。关于这一主题，李教授指出，主张中国的近代性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中断说」虽然颇具影响，且与清中叶以降西学的低迷以及耶稣会在欧洲的隐没相合，实际上却失之粗疏。在李教授看来，主张西学与教会皆在明末清初与清末民初之间艰难存续、一息尚存的「延续说」更能刻画这一时期复杂历史图景的原貌。

 李教授主张，倘若将西学在明清之际的传播放诸更为宽广的视野加以考察，这一话题也关乎对中国近代的认识。学界对中国近代的解读模式被李教授归纳为「冲击-反应论」、「西学东渐说」以及「内在理路说」三种：此中，以费正清的近代中国研究为代表的前者或是受到了范文澜等人的影响，以鸦片战争为中心叙述中国的近代；为梁启超所标举的「西学东渐说」主张西学始于曾国藩对「器物之学」的重视。在李教授看来，这两种观点悉皆忽视了鸦片战争以前西学在中国的暗流涌动，而梁氏贬低孳乳于曾国藩幕府中的西学著作亦难辞师心自用之咎。在这三种观点当中，李教授属意于余英时所提出的后者，即主张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有其内在理路和逻辑，而非单纯受到西方世界的刺激，并认为西学（特别是数学）在中国的传播理路也有其内生的动力。

李天纲教授

 此后，李教授便结合自己近年来详赡深入的考据研究，为听众们勾勒出一幅守山阁群贤在西学作品传播中寻觅与求索的图景。李教授认为，与徐光启时期《几何原本》的翻译仍受利玛窦等西人主导的格局不同，在清代中叶，苏州、松江一代的李善兰、张文虎等文人，有了自觉地了解数学的渴求与冲动，他们主动地要求西方的传教士多方介绍此类书籍，进而怀有极大的学术热情校订、刊刻了「守山阁丛书」，且推进了上海墨海书馆等处译书活动的勃兴。因此，在李教授看来，这些迹象表明，早在鸦片战争前，也早于曾国藩幕府内的「西学」，便有一种自觉的自然科学的接纳。考诸「守山阁丛书」的内容，我们也可以发现，为梁启超所轻视的「器物之学」远不能概括其全貌，远绍自笛卡尔、帕斯卡自然神学中的理性精神深刻地渗透于其中，这表现在该丛书中收录了多种关于天文、舆地、历法、算学等领域的著作，而全然不限于清代「经世学」的格局。倘若将时间线索略略拉长，我们也可以在戴震、钱大昕等乾嘉诸贤的著作中看到西学的影子，譬如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学说便以「三魂说」的形式寓诸其中。因此，在明末「利徐之学」、清中叶崇尚「汉学」的「乾嘉之学」与清末的「算学」「西学」等概念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嬗代、承继与革新关系。

韩琦教授

 在李教授深微邃密的介绍之后，由李教授特邀前来的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的韩琦教授则对李教授所讲的内容有所总结、补充。在此之后，主持人程乐松教授则发表了他对这场讲座的见解。程教授指出，李教授的讲座改变了学界对明清之际西学发展的三个刻版印象：在通常的近代史叙述中，「利徐之学」与清末西学间被认为存在历史性的断裂；而西方汉学常会对中国文化作出「缺乏内生性的理性思考」的判断；在文化史主流的叙述中，关于清中叶文人对现代性思考方式的自觉接纳也存在较大的空场。但实际上，在这一时期的江苏、浙江，存在一群单纯追求知识文化、知识本身的价值的人，并使近代中国产生了一种内生性的对自然神学的接纳——程教授主张，这一历史线索也与孔飞力、杜赞奇在研究中所强调的「中国近代的内生性动力」相合。最后，程教授指出，李教授有机地结合了对宏阔历史线索的把握与对历史细节的考证，在研究中形成了一种很强的说服力，而使我们关注到知识与宗教的内在价值对人们思维方式以及知识传播的深远影响。本次讲座观众累计数量达到3万人次，讲座在提问环节的热烈互动中顺利结束。

程乐松教授

供稿：黄清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