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12日上午，北京大学哲学系创立110周年主题学术报告会举行。此次报告会以“哲学中国的未来之路”为主题，邀请知名哲学学者从哲学的不同领域和视角出发做主题报告。报告会分别邀请了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赵敦华，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陈来，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异宾，国务院哲学学科评议组共同召集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晓明等四位知名学者作为报告人，主题报告会由北京大学副校长、哲学系教授王博主持。王博教授强调了四位教授在当代中国哲学学术的代表性和原创性特点。王博教授强调，四位教授都以坚实的学术品格、专注的学术耕耘和丰硕的思想成果，拓展了中国哲学的发展空间和理论视野，也对中国的哲学研究方法和范式有深入的思考，他们的经验和思考将助力哲学学术共同体更好地面对未来的理论挑战和时代课题。

首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赵敦华教授以“在哲学系学习怎样做哲学”为题，基于自己的研究经验和成果梳理了做哲学的方法和步骤。赵老师首先说明，哲学学人作为喜欢哲学的人，一般不会问要不要做哲学的问题。与之相对，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应该怎么做哲学，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来自个人的苦思冥想，只能在学术共同体的交流和实践中才能得到。赵老师强调北大哲学系就是这样一个学术共同体，这里不仅有同事之间的交流，也有师生之间的教学相长。赵老师谈到自己在北大哲学系治学的经历，他深情回忆了与洪谦先生的学术交往和问学经历。赵老师表示，在北大哲学系第一个教他如何做哲学的是洪谦先生。洪先生与赵老师一起讨论并指点他关于波普尔思想的研究。洪谦先生不仅和赵老师分享了波普尔的轶事，而且将他关于波普尔和逻辑经验主义思想关系的专文《关于逻辑经验主义——我的个人见解》给赵老师参考，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洪谦说：“一位世界驰名的哲学家波普把‘对逻辑经验主义的谋杀’引为自豪，这在哲学史上确实罕见的。”“但是我相信……波普的谋杀实际上并没有得逞，因为他为此所使用的武器并不那么锐利，不足以置逻辑经验主义于死地。他的武器就是所谓证伪理论……对此，卡尔·波普发表了一个极有见地的看法：在科学命题的可确定性中，可证实性和可证伪性只是作为特例来看待。”洪谦的文章虽然尖锐，但这并不影响他与波普之间相互尊重的友谊，洪谦在一篇回忆录中记载了他探访退休在家的波普的温馨场景。赵老师表示，洪谦先生的分享给他带来了醍醐灌顶般的启示，大大提升了研究的批判意识。在哲学研究中，不能不用批判的眼光来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不能仅仅关注为自己研究的哲学家的观点进行辩护，进而成为自己研究对象的“二世”，而没有批判的态度。尽管列举了种种批评意见，但也是为最终的辩护提供论证素材。正是因为洪谦先生的提点，才让赵老师在其关于波普尔的专著中增加了专章从九个方面对波普尔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和反思。

此外，赵敦华教授认为，在哲学系的为学经历让他形成了自己的做哲学的方法。简言之，这一方法可以概括为三个步骤：首先，研究哲学要回到哲学家所处的时代。黑格尔说：“每个人都是他的时代的产儿。哲学也不例外，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幻想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就像幻想拔着自己的头发就可以离开地面一样。哲学家都是要回答时代的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并不是哲学家空想出来的，而是时代向人类提出的挑战。哲学家只不过是在思想中把握时代问题的众多思想者之一，哲学的特点就是用更加全面和敏锐的方式、用哲学的范畴和概念将其所处时代的问题普遍化，让哲学成为文化的活的灵魂。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强调，任何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华；在此基础上，还要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哲学思维的特点就是能够充分利用解决时代问题的思想资源，将所有的思想资源整合起来，形成面向时代的思想方案；最后哲学工作者还要让自己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产生时代的影响，在建构与批评之中在时代大潮中取得哲学应有的历史地位。马克思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面对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难题，将把我们对时代精神的问题的把握提升到新的高度。

赵老师以他的近著《近代早期政治哲学的起源和形态》为例，说明他对于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的政治哲学研究如何运用上述方法。他就是按照上述三个步骤来解释近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霍布斯的《利维坦》、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以及洛克的《政府论》。他们面临的时代问题是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合法性：《利维坦》提出王权与教权关系的问题是为了解决1640年革命后的共和国的合法性，《神学政治论》提出“神学—政治”问题论证了尼德兰革命建立的荷兰共和国的合法性，而《政府论》论证了1688年“光荣革命”的合法性。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位哲学家引用最多的思想资源来自圣经，这一经典文本与17世纪有着巨大的历史跨度。这正是我们理解的出发点，西方的政治革命都是以圣经为基础。只有认识要这一点，才能理解这些政治哲学著作中的宗教因素。恩格斯强调，加尔文的信念就是代表了资产阶级最果敢和最激进的部分。因此，赵老师认为包括《利维坦》等在内的经典著作中对圣经和神学的引用不是随意的，而是体现了基督教神学作为西方社会契约论和现代政治理论共同基础的独特地位。此外，赵老师还强调，我们还要从哲学家的整体思想世界中理解他们的思想理路，特别要重视他们的书信，这样才可以深刻剖析其思想结构。对于三位近代哲学家而言，只有深入其思想世界，才能明白，他们的形而上学著作都是为他们在政治哲学中梳理理性与信仰的关系做准备的，进而才能理解政治哲学和神学之间的紧密联系和活跃互动。

此外，赵老师还以《马克思哲学要义》为例，说明如何在哲学研究中找到新的视角。他强调，马克思哲学中提出的全球化时代具有重大意义，这是人类思想上第一次提出了全球化时代。他正是从这个角度入手聚焦问题意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提出新意。正是在这一视角的拓展中，他才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传统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西方哲学的处境化的理论。最后，赵老师强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马克思语）。历史上各国哲学都是各个“特定体系”，而当下的哲学是“一般哲学”，是跨文化、跨学科的世界哲学。“一般哲学”的时代问题并不是一般性问题，而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中遭遇的具体问题。“一般哲学”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主要不再局限于哲学史，而要更多地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吸取养分，兼收并蓄，消化综合，以便提出合理的、可行的解决问题方案。随着环境和思想的变化，这些解决方案要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需要在“中西马”哲学的交流和对话中不断完善和前进。

王博教授表示，赵老师的主题报告既提出了一个根本的方法性问题，也是一个哲学家的现身说法，这是他自己的心得，更是可以普遍化的研究方法。第二位主题报告人是清华大学的陈来教授，他深耕中国哲学，对中国哲学史的新范式建构、中国哲学研究的新形态都有十分重要的建树，也是当下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哲学专家。陈来教授在报告中首先向母系110周年庆典表示祝贺，同时强调系庆的特殊时刻更要赓续学术传统，表彰系内学术先贤。由此，他的报告也聚焦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的重要思想家熊十力先生，并以“20世纪中国哲学史论的多元范式：以熊十力为例”为题展开细致的分析。陈来教授以北大哲学系的诸位中国哲学前贤的探索为线索，剖析20世纪中国哲学史的范式建构和书写形态为线索剖析多元视角的形成和演进，在此基础上细致分析了熊十力先生对于中国哲学史中的重要问题的洞见和创发。

陈来老师首先梳理了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的建构过程，他认为从胡适到冯友兰的发展逐步推动了中国哲学史范式的成熟，形成了中国哲学史的问题、资料和表述框架。如果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为典型，可以看到，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不仅包含了历代中国主要哲学家的主要思想观念，描述了中国哲学的基本发展阶段和历程，还确定了代表人物和基本派别，提出对主要哲学家思想的学术论断和哲学分析。不仅如此，还要在总体上力图指出中国哲学的特点、方法、趋向。上世纪30年代后期张岱年先生完成了其《中国哲学大纲》，《大纲》一书也可以说是另一种中国哲学史的写作，但更突出古代哲学的问题形式，重视中国哲学的特点。

除了通史性的写作之外，还应该重视围绕中国哲学史展开的多元写作范式，其中就包括张岱年先生在1930年代完成的《中国哲学大纲》，其中阐发了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以问题线索开启了中国哲学史的另一种书写范式。当然，还有很多学人从不同角度大量论述中国哲学的特点和框架，多有创获，屡有洞见。这些学者中极具代表性的就是熊十力先生。熊十力1922年冬受聘到北大任教，抗战间流寓巴蜀，1947年春重返北大，1954年七十岁定居上海。1956年北大评定他为一级教授，1958年自北大退休。可见，熊十力在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中国哲学论述，应被视为北大中国哲学传统的重要部分。这是以前我们所忽视的。他在《十力语要》《读经示要》等书中广泛谈及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他的这些论述，无论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毫不比同时期中国哲学史教科书的论述逊色。从这个意义上，即使他没有完成中国哲学的通史写作，也对中国哲学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也应该展开更加系统和细致的研究。

熊十力论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重要特点就是从自己的哲学体系出发，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同时这些叙述和分析也成为其哲学体系的一部分。陈来教授从论体认、论自然、论向郭、论朱子、论阳明、论船山等主题为线索来理解哲学史范式中存在的问题。熊十力十分强调中国哲学的体认性，他说中国哲学“其为学也，根本重视体认的方法”，强调中国哲学的体认是从能觉入所觉，而且形成一种无差别相，与一般而言的直觉经验不同，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境界。此外，熊十力先生在《十力语要》中对自然的概念也有精到的分析，与冯友兰先生所做的自然义分梳相对，熊先生从宇宙论、社会观、人生论等不同方面提出“自然三义”。熊先生强调，这三种意义不能混淆，要和哲学的全体联系起来，不能孤立去体认。陈老师还从熊十力讨论体用论问题的角度展开进一步分析，对于熊十力先生而言，事物的原因不是在本体之后的，否定原因并不是否定事物的本体，不能将体用和有无割裂开来看待。由此，熊先生认为本体论是一种思维，真正的玄学是将本体和现象融合在一起的，不能分别和孤立。

陈教授还提出，熊十力以独特的洞见切入朱子“理在气先”的观点，认为不需要过度强调“理在气先”的观点，关键是要肯定理是本体，理是气之所由成。同时，熊先生还借鉴了佛学的观点来诠解朱子的思想，也是有独到之处。在关于阳明学关键概念“良知”问题的分析中，陈老师提及瑞士著名现象学家、汉学家耿宁强调用唯识学中的自证分来理解王阳明的良知，然而，熊十力先生实际上很早就已经提及了章太炎对王阳明良知的自证分的诠释，并且展开了自己的批判和剖析。此外，熊十力对船山学说的理解和诠释也对后学有十分突出的影响。熊先生十分强调船山在思想上接宋代理学传统，开启了综合率性的风格。熊先生也强调，船山思想接近西洋近代思想，这一点也值得进一步深究。陈来教授认为，熊十力先生的分析未必能与船山思想丝丝入扣，但就其大体而言仍有卓然创见。最后，陈来教授还特别强调了熊十力认为，自西学输入以来，中国人对中国哲学往往不求了解：“但自西洋科学思想输入中国以后，中国人皆倾向科学，一切信赖客观的方法，……中国哲学究极的意思，今日之中国人已完全忽视而不求了解。”“中西学术，各有特色，凡中国哲学上特别独至之理境，或为西洋哲学家一向所忽视者，往往而有”。（答马格里尼）他在这里提出，近代以来，国人以西方哲学为标准，以科学方法看哲学，已经完全忽视了中国哲学的“究极意思”和“独至理境”，对中国哲学的终极智慧和境界已不了解，也不求了解，这一点必须加以根本改变。熊十力对中国哲学史的诸论述，称得上是体大思精，不仅在中国哲学史学史上有重要意义，对中国哲学终极智慧的理解也有重要的价值，值得作全面的梳理研究。

陈来教授总结道，熊十力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的分析全面周延、体大精微，我们应该从熊先生的研究入手理解中国哲学史的多元叙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让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常创常新，成为中国哲学面向未来挑战的源头活水。

王博教授认为，陈来教授的主题报告体现了他一贯以来以小见大、精微细密的思想风格，也提示我们要进一步深入中国哲学传统内部，返本以开新，保持中国哲学的活力和生命力。

第三位主题报告人是南京大学哲学系张异宾教授，王博教授强调张异宾教授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深有创见，特别能够从西方哲学的语境中提出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全新视角。张异宾教授首先向北京大学哲学系110周年表示祝贺和祝福，他回忆了北大哲学系和南大哲学系之间的深厚情谊和紧密合作，他提及从北大调任南大的孙伯鍨先生，并且从孙先生讲课时提出的问题入手展开主题报告。张教授强调，哲学的学习过程要始终围绕问题、重视方法，并且以学术的方式来体知生命，这也呼应了前两位报告人的观点。张教授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入手，通过分析马克思在不同阶段对于物的问题的理解及其内在发展理路，来剖析哲学问题的深化与思想资源整合重要性，进而提出更具方法论意涵的问题。从“物”的问题出发，应该如何进入哲学思考的语境呢？首先我们就要明确马克思在思想上以何种方式受到了黑格尔哲学的影响。

马克思在思考整个我们面对的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可能最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中提出了“物”的问题。在这一观点上，他深深地受到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影响。在《精神现象学》当中，黑格尔带领我们，通过直观的物像——我们看到的物或者东西，指出这个对象本身是正在消失的，正在消逝的，这实际上最早奠定了现象学的基础。后来胡塞尔提出的现成的在手性——现成性，和透视这种现成性背后；后来海德格尔所讲的上手性的关系和这种现成性背后，不在场的是一种深层性的活动。在这一点上，黑格尔通过观念论表达出这样一种思想：任何对象本身实际上都是被设定的。这种观点导致了马克思在《巴黎笔记》当中进入经济学时，在李嘉图等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性的财富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中突然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他说：我赞成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当中提出的“斯密是经济学当中的路德”这种说法。当然，这是一个比喻。为什么斯密是经济学中的路德？我们都知道，在整个宗教思想史过程当中，路德把经过教会和牧师中介了的神、福音，直接重新植入每一个信众的内心，使上帝和我们发生直接关联。马克思这个比喻实际上是在说，在李嘉图和所有经济学家看到财富的物性的地方，斯密看到了财富这种物背后的一种主体活动，这个活动就是劳动。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中核心的一个部分，是从自然物不一样的社会生活、工业生产之后的产品背后，看到了社会财富本身不可见的一种关系性和活动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过程当中，马克思对于这个问题还没有思考得特别清楚。所以黑格尔这样一种主体性的外化、对象性的异化，破解物性的实在性的观点，成为他透视整个社会现象很重要的方法论的前提。张教授强调，在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当中，马克思最早形成了建立在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上的，这一世界观的方法论可以被定义为“双层透视”。

简言之，第一重透视的观点，是在所有哲学唯物主义哲学家看到外部自然物、看到外部实在的对象性和直观性的过程当中，马克思突然说唯物主义错了，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个起点。当物质第一性出现在哲学基本问题的前提的过程当中，马克思否定的前提恰恰是唯物主义的观点。为什么？因为在费尔巴哈所有哲学唯物主义看到直观对象的地方，马克思说那是不对的。因为在我们在现存世界当中看到的直观的物的背后，隐藏着从主体发生，但是在物的实在性上并不在场的实践活动。第二重透视核心的部分是从实体的肉身过渡到人的关系场境存在。就像后来他走向社会生活的时候，会突然发现社会生活并不是可见的各种东西的一个聚集。并不是产品，并不是工具，并不是劳动者的肉身，而是物质生产活动。这个活动在他当下发生的同时都瞬间正在消失。所以黑格尔的方法论，很深地贯彻到马克思走向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最核心的部分。在这一点上，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也是从所有人看到物性的对象的过程，马克思看到社会的基础，是既在场又不在场的物质生产及其再生产。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第二重透视很核心的部分是从实体的肉身过渡到人的关系场境存在。就像后来他走向社会生活的时候，会突然发现社会生活并不是可见的各种东西的一个聚集。并不是产品、工具，也不是劳动者的肉身，而是物质生产活动。这个活动在它当下发生的同时都瞬间正在消失。所以黑格尔的方法论贯彻到马克思走向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最核心的部分。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看到社会的基础是既在场又不在场的物质生产及其再生产。生产活动同样是当下发生、当下消失的。所有种种并不能够直接现成性呈现的这个过程，其核心的部分又表达为人和自然、人与人的复杂关系场境。马克思把这种历史形式称为非直观的物质生产方式。马克思以这样一种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通过双重透视，超越了过去一切所有的哲学唯物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黑格尔思想贯穿到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之中。

当马克思在1850年代进入到资本主义经济领域之后，马克思强调从使用价值出发，物是没有神秘性的。只有当它成为商品，才形成了一种复杂的颠倒，转变为一种价值，其中包含了一切劳动过程中的物和活动的在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商品货币和资本，再一次被归结为劳动者被剥夺的剩余劳动，这种劳动实际上是不在场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凸显了社会关系和剩余劳动的理论价值，由此也进一步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深度，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方法论和理论视域。张教授以精严细密的方式剖析了马克思的思想围绕物的哲学内涵不断推进的过程，其中体现了同一问题在不同语境中激生出的不同深度的思想成果，从而为哲学史的叙述乃至哲学问题的方法论价值提供了鲜活的论证。

王博教授认为张异宾教授的主题报告清晰地为我们展现了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一条线索，也体现了张教授一贯的覃思深省的学术风格，给我们的哲学史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示范。

王博教授在介绍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的研究和思想方法时特别提到吴教授对于哲学未来的关切及方法论问题的关心。吴晓明教授在报告伊始就高度评价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术影响力和学科地位，他回忆早年就学于复旦哲学系时，使用的各种哲学史教材都是来自北京大学哲学系，这体现了北大哲学系对于中国哲学学术共同体的深远影响力。吴教授以“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为题展开论述，他的报告分为四个层次：

首先，他解释了何谓学术意义上的学徒状态及其与自我主张的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要提出“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就是因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正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从长期以来的学徒状态当中摆脱出来，而开始获得自我主张。吴教授认为，近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知识发展和交流的不断深入，全球形成了一股知识和思想变格的风潮。这一历史过程不仅形成了世界思想的基本格局，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支配关系。这种关系就表现为非西方学术对西方学术和思想的“学徒状态”。中国学术也在这一语境中进入了一种学徒状态，即大规模引入和学习来自西方的知识和思想。吴教授强调，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状态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巨大价值的。没有这种学徒状态，没有我们大量吸收和接纳西方的思想资源，我们中国的现代化和思想发展是不可能想象的。我们要高度评价“学徒状态”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可或缺的价值。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任何一种学术的成熟都必然要摆脱“学徒状态”，建立自我主张。扩而言之，这也是一般学术的内在发展规律。例如哲学就长期以来处于神学的学徒状态，然而从笛卡尔开始，近代哲学才开始摆脱了学徒状态，并且获得了自我主张，所以我们把笛卡尔叫做近代哲学之父。同样的，历史科学曾经长久以来处于自然科学的学徒状态，只是由于历史理性批判的积极的开展，历史科学才摆脱了他对于自然科学的学徒状态，并且成为自律的、自我授权的学术。

从跨文化的视角看也存在着普遍的“学徒状态”，如古希腊哲学也曾处于面向东方哲学的学徒状态。从个体思想的进步而言，学生的学习也要开始于学徒状态，然而好的学生就一定要在特定时机和问题上摆脱这一状态，获得自我主张，形成自己的视角。

其次，吴教授强调摆脱学徒状态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学徒状态是具有某种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大体说来就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外在反思”。其特点就是不深入事物的实体性内容之中，只知道一般原则，将先验的普遍性不加辨别和批判地强加到所有现象之上。换言之，就是哲学上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不能深入到事物本身的复杂性，抽象地将一般原则用于多元和复杂的现实之中。吴教授举例说，早期中国革命中的“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主张就是一种“外在反思”的机械运用，其失败的原因就是不了解中国的现实，只能进行抽象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苏俄的成功经验。黑格尔就强调过“外在反思”的局限性，他说，“一个哲学上的原则即使是真的，如果它仅仅是一个原则，那么它就是假的”。黑格尔在批评拿破仑的时候也强调拿破仑总是想要把法国的自由政治制度强加给西班牙人，所以注定失败。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法国和西班牙在文化上差异并不大，都不能成功地进行政治制度的划一。黑格尔的这一表述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不能长期陷入“学徒状态”。

第三，吴教授强调摆脱“外在反思”的限制，突破“学徒状态”，建立自我主张是一个漫长且艰苦的思想探索。形成“自我主张”不是任性胡来，也不是根据自己想法展开任意和武断的表达，而是要深入到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从哲学上来说，普遍者必须得到承认，然而普遍者也必须进入具体的语境和历史条件中。真正的普遍性不是抽象的，而是能够进入到具体和特定历史现实之中，并且准确地把握具体的那种普遍性。以现代化为例，现代化就是所有的民族和文化都必须走向的、普遍的历史命运，然而现代化的使命的展开却不能是抽象普遍的，必须根据不同文化和社会的具体条件展开。马克思也特别强调特定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将普遍原则具体化。马克思认为俄国思想家尝试用英国式租佃的方法解决俄国农村公社问题是不适当的，因为俄国的农村公社是独一无二的。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德国自身路径的可能性就在于法国路径的不可能性，换言之，只有结合了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普遍原则才是具有真正普遍性的。真正的普遍性不是抽象的普遍性，而是能够深入到具体之中、并且把握住具体的那个普遍性。反观中国学术的道路，我们也要理解“自我主张”与“普遍性原则”之间的辩证关系，自觉摆脱“学徒状态”，深入中国当下的历史和社会语境，展开思想探索。

最后，吴教授强调，学术上的自我主张绝不意味着放弃对外学习。恰恰相反，要建立自我主张，就要更加积极地对外学习。我们需要用能思和批判的方式对外学习，在学习的时候必须全面把握学习对象和理论内容的前提和界限，避免抽象和片面地理解和机械的运用。从学徒状态进入自我主张是要经历文化结合的断裂，但这种断裂是以学习和思想意义上的开放性为前提的。在现代世界的处境中，文化结合或学徒状态的断裂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吴教授以希腊文化为例，他引用黑格尔的表述强调，由于古希腊人始终沒有忘记德尔菲神庙里“认识你自己”的神谕，在学习东方思想的同时保持对自身处境的关切，整理好了“外来的杂物”，没有成为机械和装饰性的、东方思想的翻版，最终摆脱了学徒状态，形成了自我主张。这一过程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术进展也很有借鉴意义，我们的学术正在经历一个重大的转折，正在突破“学徒状态”的限制。从近一段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看，突破这一状态在经验和实践上已经开始了，我们的学术也必然要跟上这样的趋势，在保持开放心态和批判能力的同时，形成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最终塑造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气象和学术方法。

王博教授认为，吴晓明教授的报告推动我们思考，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传统的国家，我们要如何确立面向未来又与文化传统匹配的学术体系和思想风格。这一问题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我们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学术探索要以开放为前提，以理性和批判为津梁，创造从容、平和、开放的自我主张。

王博教授在主题报告会的总结中特别感谢四位教授从不同角度的深刻剖析和精彩观点。这些报告从不同的角度，以殊途同归的方式指向了当下中国哲学如何以深入传统的方式开启面向未来之路的根本课题，这一课题不仅是中国哲学学术共同体面临的挑战，也是在未来以问题的探索进一步凝聚学术共识、开启思想创发的基础。在作为现代中国哲学学科开端的北京大学哲学系迎来110周年华诞之际，提出问题既是回归过往，也是凝聚共识，更是开启未来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