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仰海峰

一

110年前，北京大学哲学门的成立，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学科在中国的建立。110年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发展既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映射，也是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缩影，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哲学门中的人不断地跨过“门槛”，弦歌不断、赓续至今。

自1912年哲学门的设立到1952年，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发展的第一个时期。哲学门于1914年开始招生，1919年改门为系，哲学系的称谓一直延续至今。初设的哲学门虽只有中国哲学、西洋哲学、印度哲学等三个门类，但已逐渐向人类学、人种学、美学、心理学等相关领域拓展，并在20世纪20年代积极推进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1938年，南迁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三所大学的哲学系合为一体，校系的合并、不同学科的交织，推动着学术的创新，哲学系的课程也随着当时的自由选课制度遍布各系。

从1952年的院系调整到1978年，是哲学系发展的第二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大学开启了新的发展方式。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中国当时唯一的哲学系，大师云集，不同的学术传统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哲学系开始按照苏联方式，相继成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史、自然辩证法、美学、伦理学、逻辑学等教研室，并在一段时间内参与负责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编辑工作，这份专刊创办于1954年，虽然编委会成员由几家单位共同组成，但北京大学哲学系为此投入的人力最多，郑昕先生、张世英先生等曾相继负责编辑工作，为新中国哲学的学术繁荣和学术期刊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自1978年至今，哲学系的发展进入第三个时期，这是哲学学科的恢复、发展和面向未来的探索时期。伴随改革开放的春风，哲学系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扎根中国的同时面向世界，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哲学教学与学术研究上不断前行，学术研究的专业化水平得到不断提升。在100周年系庆之后，哲学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迈开了走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步伐。2018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全国哲学界同仁一道，以“学以成人”这一中国化的主题，成功举办了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儒藏》的编纂与研究，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提供了更为精准的文献，推动着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的探索和建构。面对人工智能与基因编辑等领域提出的新问题，展开跨学科研究，探索未来哲学的理论空间。哲学系在与时代同行中，不断展现着哲学的反思与前瞻性。

二

一个民族或国家，在其思想的深层，总有一种哲学。这种哲学或是明显的，直接发挥着思想引领的作用，或是潜在的，潜移默化地决定着人们的行动意志，成为人们安身立命的根据。哲学的研究，或透视时代的精神，或探索知识中的真理，或为人的存在提供安身立命之所，以当下和传统的智慧，寻求通向未来的渡口。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术传统，正是在这样的维度上展开的。

初设的哲学门，开始更多专注于中国哲学，1917年，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李大钊加入北京大学之后，马克思主义相关课程与学术研究相继展开。1924年，张颐系统开设了“西洋哲学史”“德国哲学”“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等课程，西洋哲学开始得到系统研究。与此同时，伦理学、美学、逻辑学等课程的开设，进一步增强了不同学科间的融合和贯通，直接影响着哲学系的思想创造和学术传统，在世界文化的图景中，反思中国传统，探索新的思想，面对这个正在变化的世界。

在《新理学》的“自序”中，冯友兰写道：“此书虽‘不着实际’，而当前有许多实际问题，其解决与此书所论，不无关系。”哲学呈现的是思想中的世界，这是将世界中的问题转化为哲学理念中的问题，从而去透视问题背后的逻辑，通过思想的解放来推动现实的发展，以理性的精神来锻炼做事和看待问题的方式，从传统与外国的思想中阐发新的智慧，以学术坚守来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论道》《新唯识论》《中国哲学大纲》等一系列著作的出版，充分呈现出哲学人的思想面貌。

1952年的院系调整，不同院系学术传统的融合，进一步丰富了哲学系的学术图景，形成了新的研究特色，并在改革开放后再次展现出哲学的活力。在这里，有精于从文献出发的思想阐释，有对外国哲学经典的翻译与重释，有照着说并接着说的理论创造，有中外汇通中的哲学互鉴，有横跨不同学科的学术重写，有从时代出发的哲学追问。老一辈思想家活力重现，新生代学者接续传统，面对新的问题，展示新的思考方向。面对新技术发展和社会变迁，北京大学哲学系将继续坚持以中外传统智慧为根基，面对社会发展中的全新问题，以专业研究为基础，在学科交叉与融合中，推进新的理论建构，以思想的活力和创造力面对时代问题，揭示出世界的变化以及在这一变化中中国人的心灵之旅，探究和指向中华民族的未来之路。

三

北京大学哲学系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哲学系创设初期，陈独秀、李大钊、陈启修等就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相关课程，展开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一传统由此植根于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和建构中。

陈独秀、李大钊等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架、特别是唯物史观的探索，如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对唯物史观的内容、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分析。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分析、解决中国问题。在陈独秀看来，马克思有两大精神，即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因此，不仅要研究马克思的学说，而且要按照其学说去活动，以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现实，实现社会改造的目的。正是凭借这样的精神，中国共产党得以创立。三是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推动并提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水平。虽然在战乱的岁月中，并不能保持初期的盛况，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仅在专业范围内兴盛发展，而且对其他学科的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冯定先生“一体两翼”的比喻，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体，中西哲学为两翼，一定意义上说明了当时的研究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获得了新的发展，从而形成了新的研究格局。黄枬森将北大哲学系关注文本和思想史研究的传统，运用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上，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一研究领域，通过哲学史的研究来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置于西方哲学的发展之中，从而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思想史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文本研究，至今仍然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在加强经典作家研究的同时，哲学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关注时代课题，拓展理论视野，丰富理论资源，面向中国实践，充分吸纳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成果，一方面聚焦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当代建构，一方面关注时代发展中的课题，加强社会发展问题研究、人学研究、环境哲学研究，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以哲学的方式来面对当代世界。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立足哲学史、文本、问题的一体化，探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构架，这既是时代提出的课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未来发展的重要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