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敦华

喜欢哲学的人一般不会问“什么是哲学”“哲学有什么用”，哲学系的师生经常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做哲学”。这个问题可大可小，大的像“如何学西方哲学”，小的像“如何读柏拉图某篇对话”。这些问题单靠个人苦苦思索是想不出门道的，只有在学术共同体的交流讨论中才能探索出做哲学的途径。北京大学哲学系就是这样一个学术共同体，老师之间的论辩神聊、师生之间的教学相长都离不开这个主题。这里，笔者来聊聊在哲学系如何做哲学。

第一个教笔者如何做哲学的老师可以说是洪谦先生。1988年，笔者进入北大哲学系时已拿到比利时卢汶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出版了两本书，正在踌躇满志地写第三本书《卡尔·波普》。笔者向洪谦汇报了这个想法，洪谦不经意地谈起波普的一些轶事：波普的第一本书《发明的逻辑》是如何出版的；在审定为其70寿辰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与会名单时，波普划掉了批评者；等等。洪谦对波普的一些观点也不赞成，他拿出在《世界哲学》上发表的《关于逻辑经验主义——我的个人见解》一文供笔者参考。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洪谦说：“一位世界驰名的哲学家波普把‘对逻辑经验主义的谋杀’引为自豪，这在哲学史上确实罕见的。”“但是我相信……波普的谋杀实际上并没有得逞，因为他为此所使用的武器并不那么锐利，不足以置逻辑经验主义于死地。他的武器就是所谓证伪理论……对此，卡尔·波普发表了一个极有见地的看法：在科学命题的可确定性中，可证实性和可证伪性只是作为特例来看待。”洪谦的文章虽然尖锐，但这并不影响他与波普之间相互尊重的友谊，洪谦在一篇回忆录中记载了他探访退休在家的波普的温馨场景。

读了洪谦的文章，笔者犹如醍醐灌顶，对做哲学的境界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在此之前，笔者写的博士论文和两本书的主旨都是为自己研究的哲学家的观点进行辩护，而没有批判的态度。尽管列举了种种批评意见，但也是为最终的辩护提供论证素材。我们教研室的前辈朱德生教授把西方哲学界这种流行的风气称作“二世现象”，即，研究哪个哲学家就想当这个哲学家的“二世”。波普把自己的学说冠名为“理性批判主义”，笔者出于“二世”的惯性，曾非常欣赏。听了洪谦的一番话，笔者认识到，波普的“理性批判”原来是对人不对己的，于是产生了“以理性批判评价理性批判主义”的想法，在《卡尔·波普》书中增加了一章“理性批判主义的理性批判”，从9个方面对波普的科学哲学和政治哲学进行了批判的批判。这是笔者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到的第一课。

随着阅历的增长，笔者对如何解读哲学经典有了比较全面的看法和做法，把对卡尔·波普的治学思路扩大为做哲学的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理解一个哲学家面临的时代问题。黑格尔说：“每个人都是他的时代的产儿。哲学也不例外，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幻想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就像幻想拔着自己的头发就可以离开地面一样。哲学的任务就是回答时代的问题，这不是哲学家自己想出来的问题，而是时代向人们提出的问题，各行各业的人都不可回避的问题，只不过有人可以在思想中把握它，有的人日用而不知；那些把握时代问题的人，往往从某个角度、某个层面把握它，比如，把握时代的科技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哲学家的特点是认识问题比较敏锐和全面，并用哲学范畴或新概念使哲学“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惟其如此，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在用双脚立地以前，先是用头脑立于世界的……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

第二个步骤是提出时代问题的解决方案。哲学思维的特点是充分利用解决时代问题的思想资源，包括现实和理论各方面的资源。对经典文本的分析梳理，尤其要细致深入，有独到之处。笔者在指导研究生写论文时常说“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也是这个意思。

第三个步骤是不要满足于自己提出的解决方案，而要在批评和反批判的较量中论证，填补漏洞。马克思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面对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难题，将把我们对时代精神的问题的把握提升到新的高度。

这三个步骤为笔者的研究和写作提供了思路和框架。特别是近5年来，笔者出版了《马克思哲学要义》，写完了《中世纪哲学长编》《西方早期近代政治哲学的起源与形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关系研究”，还完成了教育部重点基地重大课题“西方哲学经典解读”的终结成果的四本书。下面，笔者用具体例子来说明做哲学的三步骤。

在写成的《西方早期近代政治哲学的起源与形态》中，笔者按照上述三个步骤，解释近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霍布斯的《利维坦》、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以及洛克的《政府论》。首先，他们面临的时代问题是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合法性：《利维坦》提出王权与教权关系的问题是为了解决1640年革命后的共和国的合法性，《神学政治论》提出“神学—政治”问题论证了尼德兰革命建立的荷兰共和国的合法性，而《政府论》论证了1688年“光荣革命”的合法性。其次，这三位哲学家利用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思想资源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圣经》，因为宗教改革的旗帜是“唯有圣经”，《圣经》对中下层民众最具有说服力和权威， 这可以帮助大家理解为什么那三部著作都用一半以上的篇幅解释《圣经》，现代学者对此很困惑，提出了各家各派烦琐曲折的解释，而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加尔文的信念正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果敢大胆分子的要求”，他们“发现加尔文教就是现成的战斗理论”。笔者的解释是，《利维坦》《神学政治论》和《政府论》中大量解释《圣经》的篇幅不是可以忽略的插叙或赘述，而是他们“社会契约论”不同版本的共同思想基础。最后，这三部著作包含了大量反驳，反驳对象有的是明显的，有些没有指名；有些批判论证在这些著作中已经完备，有些要联系他们的其他著作才能全面理解。比如，斯宾诺莎的代表作《伦理学》，洛克的代表作《人类理智论》看似没有政治哲学的内容，但如果联系他们的书信和生平，不难理解其中不少抽象的论证实际上是为解决政治哲学中理性与信仰关系的难题做准备。经过他们的反复打磨，近代早期三位政治哲学家的“社会契约论”在当时众多政治哲学、神学和政治学著作中脱颖而出，经过18至19世纪直到现代，都有着经久不衰的理论和实践影响力。

再如，在《马克思哲学要义》的写作中，笔者认识到《共产党宣言》在西方思想史上的革命性和现实意义，因此在开展“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关系研究”的课题研究中，笔者以经济全球化时代的问题为导向，透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西方哲学处境化的历程和经验，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做哲学的新路径、新方法。笔者领会到，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马克思语）。历史上各国哲学都是各个“特定体系”，而当下的哲学是“一般哲学”，是跨文化、跨学科的世界哲学。“一般哲学”的时代问题并不是一般性问题，而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中遭遇的具体问题。“一般哲学”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主要不再局限于哲学史，而要更多地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吸取养分，兼收并蓄，消化综合，以便提出合理的、可行的解决问题方案。随着环境和思想的变化，这些解决方案要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需要在“中西马”哲学的交流和对话中不断完善和前进。如此说来，笔者摸索出的做哲学的三个步骤，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依然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