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18日下午13：30—16：00，第81次“马哲论坛”在人文学苑3号楼109会议室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在复杂现代性中寻找思想坐标”，主讲人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汪行福教授。教研室老师、博士后、博士及硕士研究生参加了本次论坛。论坛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张梧主持。在讲座开始前，杨学功教授代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对汪行福教授的莅临表示热烈的欢迎。

在讲座伊始，汪行福教授回顾了现代性在中国的发展过程，梳理了学界关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讨论。汪行福教授认为，起源于18世纪欧洲的现代性，迄今为止已经穿越了两个多世纪的历史时间，横跨了从欧洲到全球的地理空间，因而现代性问题已经超越了简单的东西方之争。汪行福教授指出，在当今时代，现代性已经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事物，面对这一变得非常复杂的现代性，任何简单化的思维不仅在理智上是有缺陷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接下来，汪行福教授围绕复杂现代性问题重点讨论了三个问题。

首先是不同学者对复杂现代性问题的诸多思考，在这一部分，汪行福教授回顾了卡尔·波兰尼对“复杂社会的自由”问题的讨论、T.H.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反思、乌尔里希·贝克的“反思现代化”和哈贝马斯对复杂现代性问题的思考。汪行福教授认为，这些理论尽管其理论抱负是普遍主义的，但其理论的背景预设仍然是西方的。汪行福教授随之梳理了现代性理论的另一脉系。以色列文化史和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提出一种多元现代性理论，他认为原初的现代性是西方的，但现代性的全球化不能理解为原初现代性方案的扩展。汪行福教授认为，虽然多元现代性理论很好地解释了现代性在全球空间中的同一性与差异性的辩证法，但是 “多元现代性”所强调的不仅是现代性的多样性(varieties of modernity)，而且是多个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如此一来，这一概念的普遍意义就被稀释了。由于多元现代性理论存在的不足，澳大利亚的Johann Arnason对多元现代性理论做了修正和发展，他认为现代性当代形态既是接续的(successive),也是多元的，不同的现代性场景需要不同的分析路径。Johann Arnason认为，现代性有同一的源头，西方近代社会塑造了现代性，同时当代现代性的不同模式是在不同民族、文化和国际关系互动中形成的，它们之间形成难解难分的关系，为此他把当今现代性称为“接续的、难缠的现代性”（successive and entangled modernity）。基于这些分析，汪行福教授总结指出，复杂现代性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现代性是多维的、多元的、破碎的和自反性的，以致于我们要给现代性一个精确的定义都是困难的。

随后，汪行福教授探讨了复杂现代性理论的范式。汪行福教授指出，不同学者对现代性有着不同的理解，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现代性被理解为实践筹划，而以吉登斯为代表，现代性被理解为现实处境。汪行福教授主张把作为实践筹划的现代性与作为处境的现代性概念结合起来，由此形成一个分析框架。他认为复杂性现代性大致可以从三个维度来思考。第一，现代性在规范层面上的复杂性。汪行福教授指出，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等之间的矛盾冲突都进入了现代性话语之中，因此他强调，对现代性的反思需要一种规范复杂性的敏感性意识。第二，现代性在制度和事实层面的复杂性。汪行福教授以市场、民族国家和现代技术为例，指出现代生活有许多制度和条件是不可逆的，但又是充满悖论性质的，我们既不能抛弃它，又不能无怨无悔地拥抱它。第三，规范与事实相互作用的辩证法。汪行福教授认为，现代性的规范因素与事实因素总是相互作用的，而无论是现代性观念的变化，还是现代性经验条件的变化，都会打破已有的平衡，带来新的矛盾和问题。现代性过程存在着规范与事实、意图与结果的矛盾，存在着自我否定的辩证法，因而我们需要有一种对现代性过程的复杂性的敏感性意识。

最后，汪行福教授提出要在复杂现代性中寻找思想的坐标。他讨论了两种值得关注的意识形态：犬儒主义和民粹主义。汪行福教授把犬儒主义理解为“复杂现代性的晕眩”，理解为对现代性规范和自我改善努力的自我弃绝，并且是一种自认为是聪明和清醒的状态。与犬儒主义的炫智主义相反，民粹主义把自发性情感、简单化态度和黑白分明的世界作为自己的坐标，汪行福教授认为，如果把犬儒主义称为“复杂性的眩晕”，民粹主义就是“简单性的痴迷”，两种态度构成相互依赖的两极。在复杂现代性的背景下，汪行福教授认为确立思想的坐标需要做到：直面现代性的复杂性，但不放弃现代性理想；承认世界的矛盾，但不放弃调和的愿望；承认世界的分化，但要克服破坏性分裂；放弃盲目的乐观主义，不放弃改善世界的谨慎希望。汪行福教授认为黑格尔是第一个把握复杂现代性的思想家，他以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和《美学讲演录》为例，指出黑格尔的哲学不是现代性的颂歌，而是对它的清醒的批判意识和不屈不饶的改善意志。

汪行福教授指出，复杂现代性理论是现代性的再启蒙，意味着承认世界的非完美性、结构和关系的非一致性、时间的非线性和方向的不确定性等。因而，现代性是脆弱的、开放的、未完成的、试错的事业，我们既不能对它做历史决定论的辩护，也不能为它做历史目的论的辩护，既不能幻想总体性，也不能盲目地相信差异和多元化。汪行福教授随后结合复杂现代性问题提出了他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他认为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必须是对规范敏感的，即合于人类文明大道，符合现代性的规范与价值，也必须是对现实敏感的，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因此他强调中国的现代性事业必须是伦理的，同时也是审慎的。

汪行福教授的精彩报告引发了在场老师和同学们的强烈兴趣和热烈讨论。丰子义教授高度评价了汪行福教授的讲座，勉励马哲专业的研究生学习汪行福教授的思想与学风。最后，本次报告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