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黑格尔—马克思问题”

2021年10月18日上午9:00—11:30，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第80次“马哲论坛”在人文学苑3号楼109会议室成功举行。本次论坛由复旦大学哲学系张双利教授做题为“社会主义与‘黑格尔—马克思问题’”的学术报告。教研室老师、访问学者、博士后、博士及硕士研究生参与了论坛。论坛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张梧主持。

论坛伊始，张双利教授首先对报告的主题进行了阐发。她指出，之所以将社会主义与“黑格尔—马克思问题”两个看似不相干的领域加以关联，这是由内在的学术理路所决定的。首先，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危机之下，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民主+资本主义”的理论框架遇到严重冲击。在整个国际左翼理论的范围之内，社会主义的话题再度复兴。其次，通过阅读黑格尔和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诊断，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社会主义的根源之所在。再次，回溯到“黑格尔—马克思问题”，有助于我们建构一种可以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话的社会主义叙事，从而使“实存的社会主义”获得理论根据、得到理解承认。

张双利教授的报告分为四个部分：一、黑格尔和马克思对现代社会根本问题的诊断；二、韦伯对“黑格尔—马克思问题”的再度强调及其解决方案；三、黑格尔式的解决问题方案及其对社会主义实践的启发；四、对于现代社会的结构性难题和社会主义的理论研讨，遗留了哪些问题？

在第一部分中，张双利教授讨论了黑格尔和马克思对现代社会根本问题的诊断。她指出，黑格尔是第一个洞见到现代社会结构性难题并且试图提出解决方案的理论家。在反驳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秉持的市场道德主义立场的基础上，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进行了指认，揭露了市民社会中极致的贫富分化和普遍的自我异化。为了限制市民社会的自我瓦解，黑格尔提出了以等级和同业公会为伦理机制的解决方案，以使得国家在更为内在的关系上支撑和维系市民社会的发展。对此，张双利教授总结道，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活动环节，实际上可被视为“国家—市民社会—国家”的三段论式关系，通过现实的伦理机制，通过将国家的实体性重新落实到现实的市民社会中，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作为现代社会的根本难题可得以解决。张双利教授指出，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对现代社会的深刻诊断，进一步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角度论述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问题，并逐渐形成一条与黑格尔全然不同的解决路径。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认同黑格尔所指出的现代社会的难题，并且对黑格尔的法哲学框架进行批判，重新定义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理论框架虽然尚未深入到对资本主义内在结构的分析，但已能指认出黑格尔法哲学中缺失的重要一环——“权力”，并通过对权力结构的分析来论证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在《资本论》时期，马克思深入探索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是如何变为抽象的外在力量，主宰合理化的资本主义生活的。而此时，解决现代性难题的方案不再是从“国家”出发，而是要颠覆整个社会。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深化了黑格尔对于现代社会的理解。

在第二部分中，张双利教授讨论了韦伯对“黑格尔—马克思问题”的再度强调及其解决方案。张双利教授指出，韦伯讨论社会主义最直接的一篇文献，是他对奥地利的军队所做的一场讲座——“关于社会主义的讲座（On Socialism）”。韦伯将对资本主义问题的诊断，与对社会主义的产生根源的讨论结合了起来：现代社会主义的产生意味着社会形态的变迁，它已经不同于恩格斯所描写的早期共产主义。此外，在对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把握上，马克思与韦伯的观点较为相似，两者间的区别并不在于“物质关系”和“精神信念”之分，而是在于韦伯提出了产生结构性问题的更为丰富的历史原因分析。韦伯通过论述现代官僚主义的起源，资本主义精神的历史起源，发现了历史变迁中的关键因素：从传统生活方式向现代生活转型的人并未遭遇物的统治，资本主义的合理化进程并不是无目的的。但韦伯也强调，这样的一个合理化进程是不能一直持续的：当宗教的热情逐渐减退，合理化的进程就逐渐变成了牢笼，禁锢了个体。韦伯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责任伦理，需要有人肩负目的，扛起合理化的进程。而这一解决方案，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已经初现端倪。对此，张双利教授总结道，为了真正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我们需要重现回到这个问题的源头，即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来加以回应。

在第三部分中，张双利教授认为，黑格尔式解决问题方案具有以下三个要点。首先，实体性与主体性原则的统一；其次，黑格尔式解决方案是三段论式的“国家—市民社会—国家”；再次，内在于市民社会中的伦理机制。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版本的社会革命的具体路径是先行政治革命再行社会革命，先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然后由国家主导对社会关系进行变革，这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主题。背靠马克思黑格尔的理论，中国第一次社会主义改造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取消私有财产的神圣性，但由此带来了对于社会成员的阶级划分，这就使得市民社会具有政治性。而所谓第二轮社会革命最重要之处就在于将具有政治化色彩的社会主义版本社会再度变成不同领域，即以市场经济为重要机制、非政治化的市民社会由此得到安放。这是从上而下所带来的市民社会的发展，它不是市民社会要求与它相匹配的国家，而是国家带来与整个共同体和世界市场相匹配的市民社会。实际上，我们从黑格尔和马克思解决问题框架出发，从国家引领市民社会出发，中国的社会实践与他们的主题是能够进行对话的。

在结论部分，张双利教授指出，如果沿着上述的道路前进，主要存在两个遗留问题。其一是理论哲学的问题，即所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指认的后德国古典哲学的理性观念问题。其二，假如第一个问题能够在理论上突破，与之相关的一个实践哲学问题就是，黑格尔法哲学中的国家的主观实体性翻译成批判理论就是国家政权的正当性，即要用激进民主来守护国家政权的正当性。我们要与之对话，必须把对于理性与民主的重解关联起来。

报告结束后，参会的同学就霍耐特的承认理论、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中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与张双利老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张梧老师从理论关切、研究方法、思想倾向和学术意义等方面，对报告做了深刻的总结和发挥。这是一次高水平的学术报告，本次论坛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北京大学哲学系2021级硕士生黄恺文、张雨楠、吕骏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