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Walter C. Klein中国历史与人类学讲席教授普鸣应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及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邀请，于2020年11月23及28日以在线方式分别做了题为“礼仪何以重要：古典中国的理论视角”（Why Does Ritual Matter?: Theories from Classical China）及“如何阅读文本？早期中国哲学中的诠释与诠释学”（How to Read a Text: Interpretation and Hermeneutics in Early Chinese Philosophy）的讲座。此次系列讲座是北京大学海外名家系列讲座的一部分，讲座由北京大学哲学系程乐松主持，并分别邀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陆扬教授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白彤东教授评议。

普鸣教授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师从著名人类学家Marshall Sahlins，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入职哈佛大学，担任人类学系、宗教学系以及东亚研究学系教授。在早期中国经典与思想研究建树颇丰，也是当今最为活跃的中国文化研究学者之一。他以独特的人类学、哲学及宗教学视角展开了早期中国文献解读及观念分析的深入研究，此次普鸣教授应邀进行的两次讲座都体现了他独特的理论视角和思想视野。

在“礼仪何以重要？古典中国的理论视角”的主题讲座中，普鸣教授一开始就介绍了自己的方法论关切，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待作为人的行为的仪式和礼仪实践。从礼仪在早期中国社会生活及文化的功能，以及对个体行动与思想观念形成的两个角度理解礼仪的重要性及独特文化价值。由此，将功能性和诠释性结合在一起，普鸣教授在讲座中首先要讨论的不是起源、也不是仪式传统中的内容和结构，而是指向社会生活与日常世界的功能，以及这一功能何以不可或缺。功能的解释往往需要关注行动的内容何以实现某种不可由其他行动替代的效果，因此，基于行动的社会功能就是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进而言之，以中国的礼仪观念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为出发点，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反思源自西方文化和人类学理论的理论范式。

普鸣教授首先指出西方的人类学对于仪式有一个十分固定的理论框架，他以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和韦伯（Max Weber）为例，说明西方理论框架中关于礼仪功能的定义，即礼仪是一种社会化的工具（Socialization），让人通过礼仪实践理解社会观念并且进入一种社会性的生活。普鸣教授认为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礼仪的起源及功能，乃至制度化和经典化都有自己的独特性。早期中国关于礼的内容及实践方式的争论一直都十分丰富，公元前四至二世纪是中国传统礼制和礼仪观念形成的重要时期。他以郭店楚简中《性自命出》为例，说明中国的礼的形成是以情为基础的，即对外在的事物和人的自然或正当的应对，礼就是这样的回应的固定化。礼是一种学习社会生活语境中的正当行为的模式。

在此基础上，他以《礼记》的《祭统》篇中“尸”的例子说明礼如何将其中的每一个人的社会身份进行提纯和转换，在体验中进一步经验和理解人际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礼仪就是进一步地提纯（Refine）自己的身份认知和角色认同，并且学习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并进入社会生活。普鸣教授认为，汉代的礼制辩论的核心关切是礼何以体现了人的一种自然的天性，即礼背后的自然性。

由此，普鸣教授认为礼的本质是界定主体与外界的关系并且以此为基础形成一种正当的行为体系。从早期中国的视角出发，可以看到西方对于礼仪或仪式的理解的理论限制。近代西方以来的宗教改革呈现出“反仪式或反礼仪”的特性，因此不能充分地说明礼仪的复杂功能及文化内涵理解。从中国的语境入手，我们可以得到一种关于礼的观念和实践的新理论视野。

陆扬教授在评论中就行动规训与人际关系的提纯（Refine）的具体途径提出了进一步的讨论，即何以一方面礼可以体现人的情，另一方面又能通过一种系统化和规制化行为来表达或实践“情”？同时，陆扬老师也强调了如果我们从中国传统信仰的特殊性入手，应该如何理解宗教性与礼仪的关系？普鸣教授就此问题进行了解答，并解答了在线参与讲座的听众提出的问题。

“如何阅读文本？早期中国哲学中的诠释与诠释学”讨论的是早期中国经典文本的诠释方法论文。他以《诗经》的文句乃至关键词在先秦思想文本之中的广泛征引为切入点，说明早期中国的思想文本似乎是在“曲解”或者“附会”《诗经》文句的原义。以《关雎》为例，被现代人认为是描写爱情的文句被思想文本和儒家解释传统理解为君臣关系以及妇德的展开。与此同时，经典文本中的文句被广泛的征引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作中国早期思想文本的重要论证方法。在表达核心观点时对经典文句的引证乃至影射成为其观点的重要证据，甚至可以代替论证本身，更有意思的是，这些经典文句的字面意涵与这些有待论证的观点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对于经典文献的解释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其一，字词考据和史实重构式的意义探究和事实补充；其二，文句或段落（章）的主题说明；其三，对经典文献的主题和结构进行一种贯穿性或整体性的说明，并基于此说明“圣人之意”。这三个不同的层面构成了解释行为，与此同时，也成就了经典文本动态的意义空间。更为重要的是，经典中所见的文句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可以被高度的符号化和抽象化，进而作为一种论证构成的关键元素。

同样的，在儒家的经典文献中所见的孔门师弟对话中，弟子在不同的场景中引证经典的语句是一种试探性的诠释，也是孔子的启发式教学的重要方式，语句的思想主旨实在恰当的引证中被体现出来的。

这样一种诠释方法在两汉时期对经典文献的解释中更加明显。在普鸣看来，在唐代的“正义”诠释传统中筛选不同的诠释和注疏，可以视作这种“微言大义”的诠释方式的高潮。然而，宋代的朱熹就已经脱离了这样的诠释方式，朱熹开启了从经典到思想的转型，从《五经》到《四书》的转变很大程度上让经典文本重新回到思想背景的地位上。虽然有了更具理论化和体系性的方式展开了思想，却使得我们丧失了这种活泼且富有创造力的诠释方法和传统。简言之，普鸣教授提示了古代中国如何通过文本阅读来实现论证，并且说明经典文本的诠释很大程度上是高度主题化或规范化的，同时说明一种去经典化的原初意涵设定在多大程度上使我们忘却了中国传统思想世界中活泼的经典阅读以及基于经典的思想创制。

此外，普鸣教授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提示了中国古代经典中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在《老子》中的体现方式与其他文本不一样，这一点在子学文本中似乎十分突出。《老子》的论证并不依赖经典或经典记载事实的历史感（或者因其历史性直接透射出来的意义和说服力）。从经典解读到历史意识的变化将子学与经学之间的关系凸显出来，也说明了如何用经典承载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的独特性在于为语句的说服力提供奠基。语句在论证语境中的运用为经典解释提供了语境化的资源，也凸显了经典化的效应。

白彤东教授就经典化及其诠释的方法及内在机制等几个方面提出了进一步的讨论。普鸣教授也回应了在线参加讲座的听众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