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季“哲学与现代世界”系列线上讲座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携手北京大学哲学系于2020年9-10月推出了该系列讲座的第二季。与第一季一样，第二季的讲座仍分六场，涉及的主题依然包罗万象。尽管如此，主讲人都紧扣住“哲学与现代世界”的系列主题，在对哲学史的解释中着重突出其当下意义，在对现实问题的探讨中则充分体现出深厚的理论积淀。

  9月4日晚19点，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文版《谢林著作集》主编先刚老师以“建构与反思：谢林和黑格尔艺术哲学的差异”为题，为我们带来了本季讲座的第一讲。先老师从四个方面阐释了谢林和黑格尔艺术哲学的一致和差别：（一）谢林首先提出了不同于“美学”的“艺术哲学”的概念，将艺术当作哲学的另一面，或者说艺术中的哲学或作为艺术的哲学；黑格尔继承和发展了谢林的这一设想。（二）谢林将艺术置于人类精神活动的顶点，认为它是绝对同一性最鲜明的表现；黑格尔虽然也将艺术纳入绝对精神的范围，但认为它终究只是精神实现自我认识目标上的一个环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艺术终结论。（三）谢林和黑格尔都认为艺术活动的目标是呈现作为整体的美，但在具体呈现方式上，谢林认为任何一个美都是完满自足的，而黑格尔则认为完满的美出现之前和之后有不完满的美。这一分歧的根源在于他们分别采取了“建构”和“反思”作为哲学的根本原则。（四）与黑格尔不同，谢林认为艺术绝不会终结或死亡，而是始终与哲学平行，分享共同的命运。

  9月11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程炜老师探讨了“亚里士多德是美德伦理学家么？”的问题。程老师首先介绍了这一问题的理论背景，并澄清了“美德伦理学”与“美德理论”之间的重要区分。在此基础上，程老师对亚里士多德几处关键文本进行了细致解读，并得出四点结论：（一）亚里士多德在严格意义上并不是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美德伦理学家，因为他并不支持“美德优先”的理论，尽管美德在其理论中有着重要的意义；（二）美德伦理学或许能够增强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当下意义，但也会带来对于亚里士多德文本或理论的误解；（三）更为合适的理解是，将亚里士多德视为众多美德理论家之一，而不是美德伦理学家；（四）亚里士多德对于当代实践哲学的贡献或许并不在于提出一个与后果主义和道义论并列的第三种规范性理论，而是指出一个健全的实践哲学应当具有的整体特征。

  9月18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暨外国哲学研究所助理教授李麒麟老师主讲了“当代知识论中的思想实验”。李老师首先澄清了思想实验的意义，指出其既不同于类比论证，又不同于文学虚构。李老师接下来指出思想实验并非是当代哲学中的特殊事物，而是已经出现在伽利略关于自由落体运动的考察中，以及孟子关于“恻隐之心”的论述中了。尽管如此，当代哲学中的思想实验还是有其特殊性，即它们更多地涉及先天的概念知识和直觉。在这之后，李老师重点分析了当代知识论中的几个经典案例，包括“停走的钟表”、“假谷仓”、“磁性细菌”等。这些案例从不同角度对关于知识的经典分析——即得到证成的真信念——提出了挑战，从而促使哲学家们提出了敏感性原则和安全性原则等新的条件。在讲座的最后，李老师对思想实验方法在哲学中的运用进行了反思，展示了一些该方法在知识论研究中的问题与隐忧。

  9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外国哲学研究所原所长尚新建老师主讲了“启蒙何以是一个德国问题——康德启蒙概念的启示”。尚老师首先介绍了这一题目的缘起，并对18世纪德国关于启蒙问题的争论做了简明扼要的概述，指出这一问题与德国当时的国情密切相关，也与德国哲学强烈的理性批判特征密不可分，因此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德国问题。在这之后，尚老师深入分析了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阐述的启蒙观念的意涵，指出启蒙的关键不在于获取新知，而在于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启蒙并不是纯粹的理论事务，而是直接关涉人的实践；启蒙要求理性的公开运用，而这只有这预设个人自由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在接下来的几部分中，尚老师探讨了启蒙的现实意义，强调了不能把启蒙等同于强国，启蒙与开明专制最终无法兼容，以及启蒙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仍然具有十分强烈的现实性、迫切性和必要性。

  十·一假期之后，北京大学哲学系长聘副教授、外国哲学教研室主任吴天岳老师于10月16日为我们带来了关于“胚胎、身体与尊严”的讲座。讲座的主体部分由关于“尊严”概念的探讨组成。吴老师指出，这一概念不仅在《世界人权宣言》和各国宪法中均拥有基础性地位，而且在人们日常的伦理思考和伦理话语中、尤其是在生命伦理学的相关语境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简要梳理了尊严概念从西方古代直到康德那里的流变后，吴老师总结了尊严概念的丰富含义，包括社会尊严、道德尊严、自然尊严或人的尊严、以及位格尊严等，并在此基础上强调尊严是一个“厚概念”，既具有描述性内容，也派生规范性要求。吴老师承认，这样一种概念一般而言很难为普遍权利奠基，但他试图通过将身体当作尊严的根据来应对这一挑战。吴老师强调，人们对身体的理解是处于流变之中的，因此尊严的载体也是处于流变之中的。对于人类胚胎而言，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胚胎在得以离开母体而独立存活的条件也在发生变化。因此，我们不应该试图一劳永逸地给出确定人类尊严的判定标准，而是应当认识到对胚胎的道德地位等问题的回答也只能是流动性的。

  10月23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副院长刘哲老师以“人工智能时代的理智主义”为题，为我们带来了本季讲座的最后一讲。在讲座伊始，刘老师通过人工智能产品的几个使用案例展示出“机器人时刻”的到来，即人们对于人工智能产品产生了情感上的接纳或依附，尽管人们知道它们并不能回应我们的情感。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机器被使用者当作一个“他人”。通过细致的现象学分析，刘老师指出：（1）他人的本体论和知识论条件依赖于主体的具身化；（2）具身化主体的身体不只是物理因果关系中的一个环节，而且是现象身体或体验身体；（3）具身化主体的自我意识构成基于对受动内容的内在化；（4）主体性的自我构造要求具身化他人主体。但在作为人工智能体之基础的理智主义图景中，以上这些条件无法得到满足，因此我们和人工智能体并未构成真正的“他人”关系。在讲座最后，刘老师留下了一个问题：虽然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无法也无需避免，但是否需要沉溺在理智主义的温床中不可自拔地孤独一生？

  与第一季讲座一样，第二季讲座依然采用在腾讯会议和bilibili两个平台同时直播的方式进行，此外“学术志”平台亦热心提供了实时转播。在每一场讲座的交流互动环节中，来自三个平台的听众都向主讲人提出了不少专业而有价值的问题，主讲人纷纷表示从中受益不少。两季讲座的实践表明，我们开设线上讲座的做法是成功的。通过将专业性和普及性结合起来，哲学对于回答人们关于现代世界的诸多困惑而言仍然在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开展的后续活动也将尽可能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得以享受到我们的学术资源，敬请大家继续保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