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北京大学海外名家讲学计划”资助，在北京大学哲学系陈波教授的邀请和主持下，英国牛津大学哲学系威克汉姆逻辑学讲座教授、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分析哲学家之一蒂莫西·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于2020年9月14日至10月29日以“哲学的方法”为主题做十次学术讲演。威廉姆森是当今最具原创性和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逻辑、认识论、形而上学和语言哲学，在元哲学与哲学方法论领域先后出版专著《哲学的哲学》（2007）和《做哲学》（2018），后者平装本《哲学方法》（2020）今年被纳入“牛津通识读本”丛书。由于受新冠疫情的影响，讲演以在线形式进行并同时在网络平台直播、面向所有公众开放。有二十余位来自国内各地的中青年哲学家作为每场讲演的与谈人和提问人与威廉姆森对话，甚至给出尖锐的评论及提问，在学界乃至对公众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对国内的元哲学与哲学方法论研究具有启发作用。

　　第一讲的主题是“哲学与常识”。威廉姆森认为，哲学始于常识，常识由被普遍接受的知识、信念和思考方式组成。然而，拥有许多常识性知识和信念并不足以成为哲学家。哲学还需要好奇心的驱动，好奇心驱动的问题往往成为了科学问题或哲学问题的原型。哲学也并不止于常识，常识与哲学之间存在良好的互动。常识阻止某些哲学理论走向疯狂，而哲学也会纠正常识的错误。威廉姆森认为，包括常识在内，任何潜在的证据来源都能产生错误。因此，哲学应当放弃寻找不可错的证据来源。我们应该接受证据有时出错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应该集中精力、提高警惕，以便在错误出现时及时认出和纠正它们。北京大学Sebastian Gre?ve 助理教授反思了“哲学”与“常识”这两个概念，还分析了常识与好奇心会有怎样的良好结合。中国政法大学费多益教授提出问题“哲学如何纠正常识的错误，以及哲学与科学对常识的突破有何不同。”进行了对话和交流

　　第二讲的主题是“哲学与分歧”。威廉姆森认为，分歧有助于让我们认识到常识的局限性。人们很自然地认为，哲学作为一项社会性活动应该是合作性的，而非竞争性的。威廉姆森批评这种基于竞争/合作的反驳过于肤浅，哲学争论的确大多是竞争性活动，但通过争论所完成的哲学却是一项合作性事业，真正的问题在于竞争性的哲学争论如何寻求真理和知识。威廉姆森例举了中世纪和现代的逻辑游戏，这些游戏既有赢家和输家，也有为了区分真理和错误而设计的规则，说明哲学的竞争性与哲学作为合作性探究的基本性质是完全兼容的。北京大学展翼文博士认为，真正的对抗性争论不会是理论内分歧，争论双方都不会拥有支持自己的判决性证据，而他怀疑如此分歧能有理性的争论及解决。南京大学胡星铭副教授提出的疑问是：对某个哲学争论已有立场的人是否有资格成为裁判，以及争论如何在一个运作良好的哲学共同体中作为真理的向导。

　　第三讲的主题是“哲学与澄清”。十七、十八世纪的科学革命使形而上学遭遇最为严重的危机，促使一些哲学家对哲学的传统目标和方法进行反思和修正。二十世纪初，许多哲学家开始将哲学的目标视为对语言或思想的澄清，而非对现实的认识。然而，概念澄清所依赖的“分析-综合”区分遭到蒯因的猛烈批评。威廉姆森考虑了蒯因的批评，认为“分析-综合”区分以及“概念”相关术语并没有合理的理论支持，因此，应当放弃作为澄清的哲学。哲学在原则上与其他科学一样都是理论建构的学科，其终极目标在于寻求知识。四川大学徐召清副教授在评论中希望威廉姆森给出对所谓哲学危机的最后看法，他还就分析-综合的替代区分、知道现实与建立理论之间的关联等提出问题。北京师范大学代海强博士围绕理解与知识的区分以及元哲学的出发点等提出了看法和疑问。

　　第四讲的主题是“哲学与思想实验”。哲学家与科学家都做实验，但哲学家更多地是做思想实验，而非真实实验。在当代分析哲学中，思想实验更是一种对概括性陈述提出反例的标准方法。威廉姆森认为，哲学思想实验远不如许多捍卫者和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具有独特之处。从思想实验的认识论考虑，通过可能情境进行思考是人类日常决策中经常使用的方法。从实验哲学的批评考虑，实验哲学的“消极计划”倾向于用神秘的直觉能力来描述思想实验，由此得出对“扶手椅哲学”的拒斥。但证据表明，心理学意义上不经有意识反思而做出的直觉判断存在于所有人类认知中。对思想实验而言，最严重的错误由于人类普遍认知能力存在缺陷而引起，其可能导致对思想实验的错误判断成为共识。北京大学李麒麟助理教授首先介绍了中国哲学中思想实验的典型案例，之后着重讨论了思想实验在知识论领域中的使用。北京大学王洪光博士提出的问题是：为何不在“发现语境”中评价想象及思想实验的作用，以及如何区分思想实验和纯粹的想象型推理？

　　第五讲的主题是“哲学与理论比较”。威廉姆森认为，哲学中公认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哲学中启发法的错误。检验一个理论最自然的方法是，将其与同一问题的其他回答进行比较。理论比较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信息强度、其与证据的一致性和解释证据的能力，以及审美标准：简单性和优雅性。威廉姆森将溯因方法看作具有上述优点的最佳组合，并且在哲学中使用溯因与在科学中使用溯因一样合法，任何先前的知识都可以成为证据来源，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收集的证据，也包括非经验探究（比如思想实验）所获得的任何知识。北京大学Arthur Schipper助理教授指出，反理论的存在使“哲学作为理论建构和理论比较的事业”遭遇困难。此外，威廉姆森从未对溯因的终极认知基础是否为归纳给出说明。华东师范大学徐竹副教授提出探讨的问题是：为何解释了证据的理论更容易被证据证成，以及美学标准是否可以解释为至少间接地偶然地与求真的目标相关。

　　第六讲的主题是“哲学与逻辑”。关于哲学论证的方法论往往是演绎的，但这样既没有告诉我们演绎的前提如何得到，也没有告诉我们推论的演绎规则如何获得。本此讲中，威廉姆森解释了溯因方法论如何整体上适用于演绎逻辑。他提出，一个演绎的哲学论证的前提受到其溯因论证的支持。威廉姆森考虑了对溯因的几个挑战，以及演绎在哲学中受到的挑战，他的结论是，逻辑是哲学的一部分，它构成了形而上学理论的核心，而一整套理论方案的逻辑部分最好通过溯因来评估。华东师范大学张留华教授比较了威廉姆森和皮尔士关于常识和溯因这两个主题的相似和差异，围绕何谓现代逻辑、何谓推理，以及溯因法能否证成经典逻辑本位等提出看法和疑问。华中科技大学徐敏副教授提问，演绎证成的无穷倒退是否为恶性的，以及在演绎和溯因之外基本的推理类型为何没有归纳。

　　第七讲的主题是“哲学与哲学史”。在威廉姆森看来，“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观点与过去许多伟大哲学家的工作和今天许多哲学活动均不相符。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提出的问题通常都是非历史性的，但哲学家更多地与其前辈互动。威廉姆森通过比较“成为好的哲学史家”与“成为好的哲学家”的条件来考察哲学与哲学史之间的关系，其结论是，研究哲学史本身有价值，但不是最优先考虑的，因为不同的哲学分支已经发展出各自的独特技能和智力资源。在推动哲学发展的过程中，主要应当与直接前辈和同时代人的工作互动。北京大学南星助理教授辩护了哲学史对哲学的文化功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批判性的哲学史研究可以对原创的哲学研究作出实质贡献。上海大学刘小涛副教授提出质疑：主张哲学史对哲学有特别重要性的弱历史主义立场是否有可疑之处，以及如何回应针对分析哲学家一般忘记观念和原则的历史源头与历史语境的指责。

　　第八讲的主题是“哲学及其相邻学科”。威廉姆森认为，哲学中有进步并且以与科学相似的方式取得进步。哲学既与其他领域接壤、重叠和互动，也对其他领域做出很多贡献，但是，只有当哲学家保留其独特的哲学技能，而不是简单地模仿其他学科工作时，他们的贡献才是最大的。首都师范大学叶峰教授认同哲学和科学在最重要方面的相似性，进而提出将其推向极端的三个问题，即是否存在严格的哲学问题、其存在是否与心灵的某些方面抗拒科学研究有关，以及是否应该承认哲学家只是在做科学。山西大学梅剑华教授提问，如何理解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认知科学能否对形而上学有帮助，以及比如心理学的学者能从心灵哲学中学到什么。北京大学陈波教授追问，如何评价发生在十九世纪并延续到当代的逻辑学和哲学中的心理主义与反心理主义之争。

　　第九讲的主题是“哲学与模型建构”。当代科学的主要方法之一是建立所研究现象的数学模型。这些模型往往通过把握关键性特征来阐明现象，同时忽略很多相关变量来达到极大的简化。威廉姆森认为，模型建构非常适合哲学所关注的人类现象的复杂性。在一个以模型建构为方法的科学中，进步并不在于发现新的普遍自然规律，而在于为所研究的现象建立更好的模型。当哲学一旦被重新理解为一种关于模型建构的探究，就可以看到它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最后，威廉姆森建议，在哲学中正确使用模型是一项技能，它需要关于此方法丰富的经验以及对当下案例的良好判断，不能仅仅通过机械地运用公式来实现。而且，真正的科学就是这样，哲学家不必以严谨的名义对模型建构的方法感到不安。北京大学王彦晶副教授赞同模型建构作为一种进步的哲学方法，就如何评价哲学模型、哲学模型是否必须是形式的，以及模型建构方法与实验哲学及其他做哲学方法的对比等提出问题。厦门大学郑伟平副教授围绕“如何评价一个模型”提出各种角度的考虑和疑问。

　　第十讲的主题是“哲学及其未来”。威廉姆森通过回顾分析哲学的历史和殖民主义对全球哲学的影响，说明了外力对哲学发展的促进作用。随着不同传统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多，哲学的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国际化。在全球化的、科学的哲学（通常是用英语写作）和本土化的哲学（通常是用当地语言写作）之间很容易产生张力，后者可能会更偏向历史或文学的风格并将分析哲学视作一种威胁。他建议我们，对于哲学面临的各种内外威胁，长远来看最佳策略是不降低做哲学的高标准。最后谈到哲学在中国的未来，威廉姆森相信，从长远来看，中国有能力成为思想的净输出国，这需要在年轻人中鼓励创新和创造力。山西大学江怡教授强调内因是哲学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哲学来源于中国学者试图区分传统儒学与西方哲学的自我意识，西方哲学是在中国学者积极主动的努力下引入中国，此外还介绍了分析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以及汉语哲学。浙江大学李忠伟教授的提问涉及实验哲学的未来、新技术对哲学方法和哲学教育方法的影响、对哲学的未来及下次哲学革命的预测等。

　　在各次讲演的末尾，威廉姆森教授尽可能仔细地回应了各位评论人和提问人所提出的问题。整个系列讲演按讲演—评论—提问—回应四个环节进行。由于网络听众人数众多，以及由此引发的实际操作的困难，未对听众开放提问，这或许是一个遗憾。据统计，每场实时在线参与者均超过千人，最多时达四千余人，并且还有许多人后续将通过回放观看。听众不仅有哲学专业人士，还有对哲学方法论感兴趣的普通人士，由于讲演全程以英文进行，因此也不乏境外听众，全部讲演录像将会在威廉姆森本人的推特账号上回放。

　　陈波教授对系列讲座作总结发言，他感谢威廉姆森教授及各位与谈人和提问人所做出的贡献、所有听众的关注和参与以及学术志网站所提供的技术支持。在当下特殊的情境中，系列讲演的所有参与者无疑共同造就了一次重要的哲学事件。陈波教授最后强调了两个区分。首先是高校作为教学机构和研究机构的双重属性，分别对应“传承知识与文明”以及“生产知识与思想”的双重任务。由此引出“学哲学”和“做哲学”的区分，前者着重关注阅读经典文本、分析、阐释、理解、重构和哲学史等，后者重点关注当下的社会及其情境、提出新问题或对旧问题做新探索、独立且具创意的思考、论证、对话、争论、分歧、挑战、想象、给出新观念和新理论等。显然，做哲学必须要学哲学，但是学哲学并不自动意味着做哲学。陈波教授希望所有听众对如何做哲学能够有自己的思考，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自己的偏好，尽其所能对中国的哲学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威廉姆森教授此前曾应陈波教授的邀请，于2009年和2016年两次来中国讲学。此次系列讲演将对国内学界以及公众提升元哲学与哲学方法论的认识大有裨益，对哲学学生和青年哲学家也将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此次系列讲演的全部文稿（包括评论、提问和答复）正在整理并翻译为中文，预计由于2021年出版。

　　（撰稿：王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