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动态

北京市哲学会2020年“学术前沿论坛”在我校成功举办

 

恰逢十九届五中全会闭幕之际,由北京市社科联主办,北京市哲学会和北京大学哲学系共同承办的“全球化语境中的国家治理”学术前沿论坛于2020年10月31日在北京大学李兆基人文学苑1号楼108会议室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市社科院等多家单位的专家学者,北京大学哲学系马哲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以及正在修读“现代思潮”课的2020级八个专业的部分研究生,共同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分上午和下午两场,共有七位专家做主题发言,每位专家报告时间45分钟,研讨互动15分钟,围绕“全球化语境中的国家治理”主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研讨。

 

上午的论坛由北京市哲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杨学功教授主持。论坛伊始,杨学功教授首先对此次论坛的主题进行了阐发,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刚刚闭幕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九个方面的远景目标之一,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和保障。因此,在今天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之下,深入研究国家治理中的各种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强烈的现实旨向。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丰子义的发言题目为《从社会发展看国家治理》。他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认为国家治理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丰子义教授指出,在如何治理的问题,既要遵循治理的“规律性”原则,正确把握“制”和“治”的辩证统一,同时也要突出“主体性”原则,将治理的目的最终落实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上。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并使之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必须坚持治理与发展、长远制度建设与突出问题解决、独立探索和开放借鉴相结合的方法论要求。

 

清华大学哲学系黄裕生教授的发言题目为《现代国家的双重身份与未来可能的世界体系》。他通过对“民族国家”和“人民国家”两个概念的辨析,不仅从契约论国家学说的角度揭示了国家从民族身份到人民身份过渡的历史演变,同时也通过理论上的推导建构和阐释了关于未来世界体系的构想。黄裕生教授指出,随着代表特殊性的国家的民族身份的弱化,代表普遍性的国家的人民身份日益强化和凸显。过去以民族身份的国家构成的国际关系体系所遵循的是近乎丛林的实力法则,而未来的世界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将不再是民族关系体系,而是基于人民之间的关系体系。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文兵教授的发言题目为《超越市民社会:国家与治理》。他从黑格尔和马克思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讨论出发,详细地阐释了国家治理中的法治问题以及法律的引导和建构功能,强调在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中,必须坚持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有机统一,积极发挥法律作为公平正义的保障性功能和对社会的建构性力量。

 

 

下午的论坛由北京市哲学会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李海峰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立波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后新冠时代的历史意识》。他从对“后新冠时代”这一术语的分析出发,对这一术语及其在全球化语境中所产生的历史意义的生成进行了反思。张立波教授指出,关于“后新冠时代”的讨论大体上是围绕着危机和风险意识、不确定性以及随机性和偶然性等方面进行的,而这些思考所体现的历史意识实际上仍然处于生成之中,以“西方”、“统一性”和“进步论”作为视角的历史意识也并没有被彻底地解构和摒弃。

 

北京市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程倩春研究员围绕《风险社会视域下的技术治理》主题,从对技术、治理以及技术治理的概念剖析出发,并结合贝克所提出的“风险社会”概念及其对技术治理的挑战,指出风险社会理论动摇了以技术理性为代表的现代性的理性基础,对技术理性的垄断地位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因此,面向未来的技术治理应当在价值观、政治框架以及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态度与观念等方面进行更为有效的探索和反思。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院吴玉军教授以“全球化语境中的国家认同”这一问题为中心,详细阐释了国家认同在不同国家和地域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以及这一问题在全球化语境中所具有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吴玉军教授指出,推进国家认同的建设和当代建构,不仅需要增强人们的政治认同感、文化认同感以及民族认同感,同时必须有效处理好个人与国家、民族与国家、个体与民族,以及个体、国民和世界公民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国家认同建构提供稳固和坚实的基础。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黄志军副教授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域出发,通过对配第和斯密,再到黑格尔和马克思关于国家及其治理的基本方式的系统梳理和批判反思,指出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根据逐渐由外在目的转向内在目的,由单纯追求国力的增强转向以实现人民的福祉为旨归。这种转向对于当代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启示。

 

 

在上午和下午的提问环节,与会专家和同学围绕“制”与“治”的关系,人民权利的可让渡和不可让渡的限度,“法治”的功能,“后新冠时代”的概念界定,对技术统治的悲观评价,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的区分,以及国家在治理中的主导地位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与会专家和同学一致认为,此次论坛不仅体现了多学科和多领域的交叉对话,而且交流和讨论也十分深入和富有成效。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北京大学哲学系马哲专业2019级博士生 关祥睿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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