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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时有佛|王颂:大医王

本文作者:王颂

 

   自去年年末以来,新冠肆虐,笔者与众人一样瑟瑟在家,终日挂面微信,心事浩茫,只能向故纸堆里寻些材料,结合时事浅谈一二,与抗疫同胞分享。

 

   但凡人类流传至今的伟大宗教传统,都祈愿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祉。基于此,解民于倒悬,免除疾病对他们的侵扰自然是题中之意。在这一场瘟疫中,宗教团体和信众的行动令人瞩目。例如今年2月16日,数百名犹太教拉比和信徒们聚集在耶路撒冷哭墙前,为中国民众祈祷。其中一位拉比说:“他们与我们的心并不遥远,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痛苦。那些患病的人、被隔离的人、以及因此感到恐惧的人们。我们更加敞开心扉,祈求上帝的怜悯,让他们能完全康复。”

 

2月16日,数百名犹太教拉比和信徒们聚集在耶路撒冷哭墙前,为中国民众祈祷。


   当年悉达多太子环城而游,最终出家向道,就是因为看到人间生老病死之苦,佛教经典中充满了拔苦与乐、慈悲济世的教诲。佛陀被尊为“大医王”,因为佛教徒相信他不但能使众生身体康复,还能让其心灵痊愈。

   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被誉为“药王”,他出释入道,对佛道教的理论和修行都很熟悉。他在终南山隐修期间,与道宣律师交往深厚。据《宋高僧传》《酉阳杂俎》等文献记载,道宣曾经向人推荐孙思邈治病,可见二人关系非同一般。孙思邈推崇《华严经》等佛教经典,大概也是受到了道宣的影响。孙思邈的传世名著《千金方》中有一篇《大医精诚》的奇文,被誉为是“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其中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崄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大慈”无疑源自佛教的大慈大悲,佛典中弥勒菩萨又称“慈氏”;“含灵”或“含识”则来自佛教对众生的别称。《大医精诚》篇其后还特别提到基于慈悲戒杀的精神,反对以生灵为药引。翻译成时下语言,就是可以把蝙蝠粪便当做夜明砂,但切不可炖蝙蝠喝汤。
 
   佛教与中国传统医药学的共通之处还不限于慈悲精神,他们都认为合和养生至关重要,上医治病于未病。《黄帝内经》说:“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中国的佛教徒吸收了这一思想,智者大师《摩诃止观》指出生病的原因有六:“一、四大不顺故病,二、饮食不节故病,三、坐禅不调故病,四、鬼神得便,五、魔所为,六,业起故病。”除去佛教信仰所特有的鬼神业力这些内容,其他与《黄帝内经》的主张相一致。此外,传统医学强调身心结合的疗愈方法,这一点与各种古老的宗教(乃至巫术)有相互影响。除了从治疗效果上追求通过意念影响对身体的治疗,在宗教信仰层面,他们还把肉体与心灵并列或对立起来,以身为喻,进究其心,佛教说“收摄其身、降伏其心”,基督宗教说“医治病体,拯救灵魂”。

   早期佛教经典,如《阿含经》、律藏中就有了关于医药的内容。医方明是佛教五明之一。古代梵僧西来,除了经教,往往一并捎上天竺医术和神药。据学者考证,唐代几位皇帝就曾仰赖印度僧人治疗他们家族遗传的“风疾”。西来东去,因“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而火爆的鉴真大师就更不用提了。他将汉方传入扶桑,被日本人尊为“药圣”。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佛教徒除了倡导慈悲为怀的精神,还身体力行,许多高僧大德都曾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信仰之路同时也是医药技术传播之路。佛教团体兴办医院、安养院的善举不绝于书,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这样的特点,我们在闪米特宗教即犹太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那里也可以看到,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共同的闪光之处。

   不过从病患者的角度,佛教与其他宗教对疾病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当病患侵袭时,闪米特宗教更强调祷告的作用。《圣经》告诫我们说,“信”与“望”不仅是进入天国的钥匙,还是解除疾病的手段。上面我们提到犹太教徒的例子,他们合唱的歌曲是《让我们一起祷告吧》,援引的就是《旧约圣经·列王纪上》的典故。“义人以利亚向上帝耶和华祷告,恳请不要降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大意)美国副总统彭斯被任命为管控新冠疫情的负责人,他主持第一次委员会会议时,首先做的就是率全体成员祷告。这些例子都说明,闪米特宗教仰赖上帝的恩典和力量,他们认为唯有籍此才有奇迹的发生。那位犹太拉比的话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作为一名犹太人,我们相信上帝有能力治愈人。我们虽不是医生,但我们可以祷告。”

   而佛教则更强调自力和他力的统一。《大般涅槃经》上说:“世尊!如来已免一切疾病,患苦悉除,无复怖畏。世尊!一切众生有四毒箭,则为病因。何等为四?贪欲、瞋恚、愚痴、憍慢。”佛教认为,我们所有的疾病都来自于“贪、嗔、痴、慢”四毒,四毒是病因,四毒不除,就会产生“爱热肺病、上气吐逆、肤体㿇㿇、其心闷乱、下痢哕噎、小便淋沥、眼耳疼痛、背满腹胀、颠狂干消、鬼魅所著,如是种种身心诸病”。

   所以疾病的根源在于我们自身,解铃还需系铃人,靠外在力量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我们可以祈愿佛菩萨加被,保佑白衣天使、保佑患病同胞(不仅限于本国同胞,包括一切人类同胞),但战胜疾病最终还要靠我们自己,靠医务人员的精湛的医术和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靠患者坚定的信念和良好的心态。说到根本,靠我们自身的觉悟。

   佛教进一步主张,色身无常,疾病是一种必然现象,是不能回避也无需回避的。只有获得智慧解脱的佛、菩萨才能摆脱一切疾病的烦扰。《维摩诘经》中所描写的那个“辩才无碍、游戏神通”的大居士、大菩萨维摩诘,故意现病以教化众生,“因以身疾,广为说法”。这可以理解为一种隐喻,疾病对人类来说是一种启示(sign)。
 
   友人曾告诉我他的一段真实经历。他一度腰痛难忍,连带大腿发麻,寻老中医治病。第一个疗程过去,腰马上不痛了,颈部倒痛起来,第二个疗程过去,颈部不痛了,肩部却痛起来。第三个疗程过去,肩部不痛了,腰部却又痛起来。友人大为不解,问医者何故。医者答:这显示了你生病的过程。发病在腰,生病却早有端倪。正如风起于青萍之末,你不以为然,就不断积聚,发病是明确告诉你大事不好了。友人遵医嘱继续治疗,果然痊愈。
 
   说到我们面对的这场瘟疫,如果按照宗教徒的理解,那就是当头棒喝。闪米特宗教以及诸多古老宗教普遍认为瘟疫源自上帝的惩罚,至于惩罚的原因,凡人未必能了。义人约伯及其族人饱受瘟疫摧残,仅仅是因为上帝的试探。佛教徒中也有持天谴论者,如日本日莲宗的创立者日莲,他以此向统治者进谏,以树立“正法”。结果不出所料,差点儿送了性命。不过日莲的观点并不属于佛教的主流。佛教一般以自业和共业来解释瘟疫现象。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我们所有人的所作所为构成了共业。所谓“天谴”只是一个随顺世间法的形象说法,严格来说并不符合佛教的教义。因为佛教认为一切皆有因果,不承认外在的、超越一切的创造者和主宰者,自然不会认为瘟疫源自莫名。佛经中经常把瘟疫与“天地变怪、日月众星失时失度”等自然现象相提并论,以我们现代人的理性视角,可以将之视作为人类与自然的肌体相摩相荡而生的不调。这不是什么神秘的天人感应,而是普遍的因果联系。
 

   一场大病,正是告诉人们该有所觉醒了。“你若钝,我则利,不然怎伤你皮囊?”“诸仁者!欲得佛身、断一切众生病者,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既然色身无常不可恃,我们就不该贪恋这个臭皮囊(不贪恋不意味着不爱惜,如上所述,佛教注重养生,更反对自戕行为),“舍色身得法身”,在真理的光芒中获得安详与永生。当然,愿不愿意,在你自己。

 

本文选自”上海书评”微信公众号——尔时有佛|王颂:大医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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