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在“北京大学海外名家讲学计划”支持下，斯坦福大学哲学系迈克尔·弗里德曼（Michael Friedman）教授在北京大学举行了两场专题研讨和四场学术讲座。弗里德曼教授是美国著名哲学家、科学史家，斯坦福大学Suppes科学哲学教授和德国研究兼任教授。弗里德曼教授在康德哲学、科学哲学、20世纪哲学史以及从康德到逻辑经验主义时期哲学与科学的互动等多个领域中均有杰出贡献，出版有十余部学术著作和一百多篇论文，其中《分道而行：卡尔纳普、卡西尔和海德格尔》等著作被翻译成了包括中文在内的多种语言。弗里德曼教授是美国人文与自然科学院院士、雅典大学名誉博士，曾担任美国哲学协会中部分会主席，并曾荣获洪堡研究奖和拉卡托斯奖。

在10月15日和17日分别举行的两场专题研讨中，弗里德曼教授与休谟研究专家、斯坦福大学哲学系德·皮耶里斯（Graciela de Pierris）教授一道，以他们在“斯坦福哲学百科”上共同撰写的“康德与休谟论因果性”（Kant and Hume on Causality）条目为基础，与在场的师生就这一西方哲学史研究中长期困扰着人们的难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两位教授讲解细致，深入浅出，特别是以牛顿思想在这一论争中的角色为切入点，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让参与研讨的许多老师和同学们感到收获颇丰。

10月21、23、25日，弗里德曼教授举行了题为“科学的哲学——从康德到库恩及以后”的系列讲座。第一场讲座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刘哲副教授主持。该场讲座的题目是“康德论真正的自然科学的范围和界限”。在该场讲座中，弗里德曼教授讲述了从康德的真正的自然科学到谢林、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的发展。讲者指出，康德以牛顿物理学为样板，认为真正的自然科学必然是数学的，并且需要知性在时空中根据机械运动力进行图式化。然而，这一模式很难被用来处理化学和生物学的问题，从而给康德哲学的体系带来了困难。谢林和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则试图从绝对的角度融合康德的先验哲学路径和当时自然科学的发现，并推动了奥斯特等人在实验科学方面的进展。

第二场讲座由北京大学哲学系科学哲学教研室主任孙永平副教授主持。讲座的题目是“十九世纪科学的哲学——从亥姆霍兹到爱因斯坦”。在这场讲座中，弗里德曼教授梳理了从亥姆霍兹到爱因斯坦科学哲学的演变。亥姆霍兹反对以谢林和黑格尔为代表的自然哲学，认为哲学与科学共享着同样的基础原则。随着他本人在不同时期对热力学、电磁学、心理学和几何学等方面研究的侧重有所不同，亥姆霍兹对这个基础原则的理解也经历了重要变化。彭加勒在亥姆霍兹与爱因斯坦之间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他将科学分为不同的层级，既有抽象的几何学层次，也有实验性很强的物理学层次。他对这些不同层次的科学进行了约定论的科学哲学解释。特别是他对几何学的约定论解释，极大影响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的提出。爱因斯坦在方法论上继承了彭加勒的约定论，他们都承认基础性的力学原理都是不过是“伪装的约定或定义”，它们从实验规律中得来，并被人类心灵赋予了绝对价值。但在对这一方法实施的过程中，爱因斯坦却不赞同彭加勒所提出的科学层次，而是直接将其实施在了四维时空几何学这一层次上。

第三场讲座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南星主持。这场讲座的题目是“从卡西尔到库恩及以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中的新康德主义传统”。在讲座中，弗里德曼教授重点讲述了托马斯·库恩与新康德主义的关系。根据库恩自己的观点，这一影响是以科瓦雷为中介的，库恩由此把自己的思想根源上溯至新康德主义。新康德主义对库恩的影响可以总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科学知识的历史性，二是科学的数学解释与本体论解释的关系，也就是卡西尔与迈尔森（Émile Meyerson）两者的分歧。卡西尔用十九世纪晚期的数学知识建构了一个康德式的理论，并把近代科学革命的关键之处解读为柏拉图的理念论，其特征就是自然的数学化，追求现象的数学规律。这种解释路径注重函数功能，但却把实体排除出科学领域。与之相对的则是迈尔森的本体论路径。库恩对这两种路径的讨论给出了回应，并事实上继承了迈尔森的路径，对理论收敛采取了本体论的解释。最后，讲者以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哲学解释为例，指出马堡学派的数学式路径由于缺乏前瞻性的解释，因而无法回应库恩的不可通约性理论。

弗里德曼教授的系列讲座横跨多个领域，内容丰富，图文并茂，为听众呈现了一场关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思想盛宴。在每场讲座结束后，讲者均留下了充分的时间供大家交流、讨论，并在此过程中进一步澄清了演讲的要点。

10月28日，弗里德曼教授以“自然与自由之间的康德式桥梁”为题，进行了此次在北大的最后一场讲座。为纪念我国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创办人洪谦教授（1909-1992）110周年诞辰，本次讲座同时被冠名为“洪谦纪念讲座”第一讲。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哲学系韩林合教授主持。在讲座开始前，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韩水法宣布了设立这一纪念讲座的缘起和意义，并向弗里德曼教授赠送了“洪谦纪念讲座”荣誉证书。

在本次讲座中，弗里德曼教授对康德处理自由与自然关系的方案进行了重构，重点围绕《判断力批判》中第83节至84节进行了详细阐述。讲者认为，康德的方案由两方面构成，即卢梭等人的道德情感学说和康德自己的先验官能理论。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用来沟通自然与自由的手段主要是诉诸于反思判断力和目的论。文化是自然的最终目的，而文化则在于培养人类作为理性存在物对于任意目的的选择中。因此，只有人类这一理性存在才可以追求最高善。人类具有非社会的社会性，既追求融入社会又试图打破社会。康德提出的这一模式深受卢梭的影响，不仅如此，康德对于道德情感的发展和教育的学说也同样源自卢梭。与此同时，康德的学说也带有新柏拉图主义的色彩，具有和存在巨链相似的结构。人类同时具有知性和意志，可以设定目的，是一种目的论意义上的存在。他身处自然与自由、现象与本体的边界之上，并最终导向自由。康德重塑了新柏拉图主义传统，而关键之处在于他对人类官能的重新解释，如知性与理性能力的划分，理性赋予了先验自由以理性事实的实在地位，人类作为本体即在于其拥有自由能力。艺术与科学是促使人们追求更高目的的两大手段，特别是艺术对于美的追求使人在诸认知能力的自由游戏中感受到了普遍性的愉悦。美作为道德的象征，与道德具有四重相似之处，特别是在自由和普遍性这两点上，最终将人引导至道德判断与自由之境。康德所提及的先验官能为人类所共有，所以康德持有一种平等主义的理论，并使共通感成为可能。弗里德曼教授最后提及了定言命令的三种形式，并认为这三者构成了一个从形式到质料并最终到完全规定性的发展过程。这三重发展导致自我立法，而自主性也在目的王国的理念中被阐明。

弗里德曼教授的本次访问受到了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的大力支持，并吸引到了本校和来自京内外其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多位师生前来参加。弗里德曼教授在演讲和讨论过程中展现出的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敏锐的问题意识以及风趣幽默的语言给听众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