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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途多舛:中国中古道教解脱之寻求

 

命途多舛:中国中古道教解脱之寻求

讲者:傅飞岚

记录:刘勉衡

 

2019年10月16日,法国远东学院道教史講座教授、铭文与美文学院院士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傅飞岚應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學系、北京大學宗教文化研究院、北京大學道家文化研究中心的邀請,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做了题为命途多舛:中国中古道教解脱之寻求”的讲座。傅飞岚教授旨在向中国学界介绍其同名新著Imperiled Destinies—— The Daoist Quest for Deliverance in Medieval China”。北京大学哲学系程乐松教授担任主持人,北京大学王宗昱教授担任评议人,来自北京多所高校的老师和同学和道教界同仁们一起聆听讲座并参与了讨论。

 

 

 

一、负债与救赎——从《赤松子章历》入手

傅飞岚教授首先引用了一段《赤松子章历》中道士为信徒新亡的先人举行度亡仪式时念诵的《开通道路章》的一段引入讨论:

恐在世之日,杀害众生,伤损物命,繋闭三途,未蒙解脱,罔知作何功徳,拔赎幽关。伏闻太上大道有解拔之科,济度亡魂之法,谨赍法信,献五方灵官,荐拔亡人魂魄,开通道路。

亡魂在这一段中被描绘为被幽禁在冥途,等待着生人为其祝祷及献上信物。傅飞岚教授针对这篇简单的章文提出一些问题,并尝试在《命途多舛》这书中进行解答:

第一,负债的本质是甚么?与中国传统思想一致,道教也是因果论的,即认为人的行为道德质素会对自身产生影响。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这一原则更扩展为因果报应的业报观。同时,正如章文的作者指出,任何业报的具体根源是隐藏的,虽然可以通过占卜或借助灵媒来追查,但其答案充其量只是试探性的。

第二,使用哪些仪式以求摆脱厄运?上章的方法和仪式随时代的推移而演化。相比起作为祈请礼仪典范的上章仪式,整理灵宝经目和仪式的陆修静所制定的斋仪更内化了摆脱厄运的要求,强调绝尘、清素、洁净;献信物在救赎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第三,集体命运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在《开通道路章》中,仪式的受益人不单单是亡者本身,还同时包括其亲属。仪式的受益者可以是个人或团体(即家庭、社群或国家)。在道教的救赎仪式中,同一群体的受益人通常也共同承担集体责任。

第四,谁人参与了救赎过程?他们的角色是甚么?在坛场内,有三组角色相对:信士(清心信向之士,仪式的赞助者和受益者)、道士(又称为师,主持仪式)和神明(神圣的命运裁决者)。除了沉默且看不见的神明外,其他角色都由科仪本议定。道士也是书章人,负责起草、抄写、发送和存档章文。道士作为仪式的表演者,他通过祈禳和献信物来打动神明以获得代表命运的力量。

第五,除了探究道教宗教实践背后的焦虑外,我们还能了解中古道教对“人”的理解,以及“人”面对命运可掌控的程度。人的存在从出生起便被从过去承担下来的罪恶所抵押。人生在世又意味着不能避免地增加最初的罪债,这反过来又导致在这个世界的痛苦和不幸、寿命减少,以及一个不利的来生。为了赎命,祈求者信赖仪式的效力、圣物的拯救能力,或是功德及献供的行为。

 

 

 

二、根、报、赎、解——从萦绕到解脱的模式

在列举了以上基本问题后,傅飞岚教授对中国的报应和拔赎的隐喻模式进行了分类说明。傅飞岚教授认为尽管对中古道士来说,可见和不可见的领域是相互共鸣和交流的,但是精神世界却无法靠感官知觉和理性全然通达。而隐喻就像神话一样,是连接两个领域的不可或缺工具。中国报应及拔赎的隐喻模式通常借鉴了司法、朝廷和行政用语;另一个中国的罪责的概念植根于自然环境和时空相关的禁忌限制。这些隐喻的主要模式有朝廷和行政模式、司法模式、财务及经济模式和法术模式。傅飞岚教授尤其强调了“解结”的概念,他认为“解结”不仅表示“驱邪”,也用于表示试图免除罪责、解决萦缠,以及其他因干犯禁忌和诅咒引发的脱离灾难命运的仪式。因负债累累而使命运受碍被道士们描绘为受绑或陷入网罗;而佛教的“出缠”是类似的道德概念,表达从束缚中解脱。道德纠葛的束缚隐喻在其他宗教也是一个常见的概念,例如《圣经》中的拉撤路在画像中描绘为在坟墓里包裹着绷带,隐喻他正从“死亡的束缚”中被解放出来。这种萦缠隐喻要从死亡世界中获得解脱便需要赎罪。

傅飞岚教授又给大家展示了从萦缠到解脱步骤的术语:

根:个人过失(如罪、违反规则、干犯禁忌)、接触邪秽(例如邪、疰气、星灾或死者的秽气)、亏欠(包括从祖先承负下来的罪,以及人因缘受生下来的罪债)。

报:束缚(即监禁、劳役、“萦缠”)、厄运(从灾殃到厄难,还有一些小的磨难)、失去生机(疾病、夭折)、控诉(考召、谴责)、降谪(再生为畜生或至地狱受苦)。

赎:礼物(信物)、补偿、禁欲、洁净、恳求、奉献或感恩。实质物品、赞颂,或忏罪行为等方式都可以用来赎罪。

解:解放(作为萦缠或厄运的解决方案)、保护(对应失去生机),或(自控诉中)赦罪,最终达到“超升”,与降谪的果报相反。

以上四项表明了一个因果顺序:由于“根”,人的命运逐渐被“报”所牵连。而救赎的逻辑试图以相反的方式摆脱因果链:一旦“赎”还罪债,便消除了罪“根”,“解”除了“报”的影响。要挽救人的命运,便要买回错误的结果,即是赔偿其中所产生的负债。其中献信物是救赎过程的核心。

 

 

 

三、法术与科仪——道教赎罪仪式的发展

接下来,傅飞岚教授进入对于道教及其他中国宗教中的赎罪仪式的讨论。在简要对道教仪式的坛场和上章仪式的信物清单后,傅飞岚教授着重强调了提供替身的解脱方式。金人、银人在科仪中用作替代在生的信士,亡者在他们墓葬中使用的替身是由贵重金属、金属箔或木材制成的。例如甘肃武威出土的“松人解除木牍”,祷文指示“松人”替代亡者王洛子,与“柏人”一起替代其他在生的家族成员。这可假设王洛子死后将被恶鬼控诉追捕,而“松人”将要替代王氏受到指控和惩处。另外,如果在生的家族成员也卷入了这些死后的追讼中,柏人也可以为生人担当。

通过驱逐替身以获得治疗,这便是一种隐喻的表现。这种方法在中国的身心治疗和洁净仪式中一直沿用至今。司马虚(Michel Strickmann)在三十多年前发表的文章便主张解读中古的道教仪式为对抗他界邪恶的治疗法。他认为宗教的基本功能是在今世和来世的病患中获得治疗和拯救。在中古的道教祷文中,主角多描绘为处于一种精神痛苦的状态,他们前路不明或陷入僵局,在前无去路的情况下,宗教成为了对付厄运的最终手段。

傅飞岚教授在此将问题拓展到了整个宗教学的视角,他提到法国神经学家和精神病学家鲍赫斯·西吕尼克(Boris Cyrulnik)曾指出,宗教为人面对邪恶的恐惧和痛苦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治疗。西吕尼克的分析将宗教的狂喜(即邪恶焦虑的另一面)与精神疗法的影响联系起来。这一点得到了中古道教文献的印证,这些作品强调了从忧虑中释放而带来的欢悦。法国历史学家·吕莫(Jean Delumeau)在他对中世纪欧洲无法达到的天堂和看似确定的地狱惩罚的权威研究中,同样描绘了一种恐惧和希望的全景图,捕捉了中世纪欧洲社会近乎精神病的焦虑状态。

宗教的治疗技术与不同的宗教实践相联系,而不论教条和信仰如何。灵宝经祖师的陆修静的存思、观想及三昧(samādhi)的技巧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印度的实践,他很乐意以古老的瑜伽和佛教仪式疗法来补充中国文化和道教的内容。

俗宗教实践和民间宗教仪式为解脱和保护的法术,这与道士的科仪并行且相互补充。这些法术包括居士传度、对经典或神像的私人崇拜、念咒、使用印和符,以及行驱邪法术以对治凭附、邪魅。灵符即是有神力的符箓。这些法术可以广义地定义为宗教的,因为透过宗教符号而被赋予神圣或宗教力量,而这些宗教符号即为法物或仪式行为。

道教的赎罪仪式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形成阶段,每个阶段都以祭祀规范的改变为标志

  • 天师道上章仪式的引进,取代了过去的血祭;

第二、灵宝斋救赎的内在化;

第三、在唐代将不同派别的道士、教义系统整合,甚至将道俗置于一个综合的科仪体系中。

在《命途多舛》一书中将划分这三个部分反映救赎思想的发展,同时在宏观的道教历史背景下,讨论各阶段的过渡。

 

 

 

四、关于《命途多舛》一书

最后,傅飞岚教授对《命途多舛》一书的一些基本情况做了介绍。

这本书以三种主要的研究材料为核心,这即祷文、讲经文(说经文)以及灵应纪录。第一类是祷文。信士(斋主)在道教仪式中为家族成员寻求摆脱厄运、疾病、星灾或死后的报应危机,这便需要向神明正式地宣布仪式的意图,这通常以文书方式表达。这些留下来的祷文纪录,可以显示历代信士的宗教动机和仪式意图。《命途多舛》一书特别重视两类祷文:包括六朝至唐代的上章手册《赤松子章历》,以及杜光庭(850-933)的在唐末至五代时创作的青词。此外,还参考使用了两类较小的作品:涵盖东汉至唐代章文的《太上宣慈助化章》,以及八世纪中叶至十世纪初的敦煌愿文。

第二类研究材料是讲经文(说经文)。当陆修静在五世纪引入灵宝斋仪时,他将重点放在弃绝自己上,而不是祈禳上,他以讲经的方式向他的弟子(灵宝斋最早的修行者)解说当时新出斋仪的意义和方法。《命途多舛》一书详细考察了陆修静的两篇讲经文,即是《洞玄灵宝五感文》和《太上洞玄灵宝法烛经》。这些讲经文不但反映了陆修静的见识超卓,并展示他作为一个刚崛起的道教信众团体的领导者和教师的才能。关于第二篇讲经文的标题《太上洞玄灵宝法烛经》,陆修静以“法烛”指出仪式有阐释道的能力,他讲经的目的是为了揭示斋仪的神圣程序。事实上,这些讲经是在斋仪举行的过程中宣讲的,这就像秉烛而行一样,能有开昏朗暗之用。

第三类是叙事文献,特别是指一些特定文本的经验性描述,它们提供了对在俗信士宗教实践的深刻见解。杜光庭的《道教灵验记》正好让我们了解道教追求解脱的纪述。这部唐代晚期的灵应叙事集,旨在揭示科仪、祈禳实践和圣物的隐藏功效。这些叙述提供了宗教想象力和在俗信士的宗教经验之真实见证。将科仪的祷文、预言文献、教义文献与这些生动的叙述并置,我们对宗教现象的理解有了更独特的直观感受,并且我希望这可以使中古道士的精神世界能被现代读者所理解,正如十世纪的公众所理解的一样。

本书的历史跨度称为“中古”,这是起于汉末天师道的祭祀改革——汉代世界秩序的崩溃导致帝国的解体,之后长达数个世纪的政治分裂以及宗教的流散。在另一方面,这段历史的下限标志着十世纪唐五代过渡时期开展的宗教复兴,这是道教史上的成形阶段,道教与佛教进行了密切的相互交流、甚至是激烈的争论。对印度浩瀚宇宙的救赎论的愈发认识,为中国宗教开辟了新视野,并改变了道教对于苦难的起因、邪恶的本质,以及解脱的目的之思考。当佛教在中国扎根时,其存在引发道教的一种新的自我意识,促使他们思考这两种宗教相互之间的位置。与此同时,汉帝国的解体、难民的南下流动和宗教的流散,使天师道蔓延到长江下游,在那里遇上了全新的南方道教。在公元四、五世纪,天师道和南方道教之宗教元素相互交涉,产生了新的道教经典,而其精神的更新和教义的增加,先后引发了五世纪陆修静、八世纪张万福和十世纪杜光庭的仪式改革。

在这段“中古”时期,关于责任和救赎、罪责和拯救的信仰在一个幅员辽阔而居住分散的异构社会中以不均匀的速度传播。在道教的成形阶段,并不是只有单一主导的论述,然而后人却总是想在其繁杂的开端中塑造一个说法。中古中国祭祀观念的演变、道教对解脱追求的逐渐内在化、中国对印度业力及相关道德观的采用,以及这一时期儒学的衰落及复兴,共同造就了道教的成形过程。

从有组织的道团开始,“正一”的标签突出了天师道运动对内部分裂和教义偏离的持续斗争。尽管其不平衡和多元的发展,我们还是可以有信心追溯到道教寻求解脱的历史,这主要归功于中国仪式表演者的证词通过章文、教条和叙述流传下来。这些久远的主人公的心声仍能清晰地传达给我们:他们对生死的焦虑,表达了信众的恐惧和希望,以及道士(师)在论述中表达所面临的困境、相关的原因、补救措施,以及需要支付的补偿。这些中古中国的纪录描绘了人一出生,便已承担了债务和责任。通过个人与世界的生活接触,这些负债只会有增无减。以祈禳和仪式治疗焦虑。祷文描绘了处于精神痛苦状态的请求者。洁净和静谧的修炼方式抵御了日常生活中不断的担忧、磨难和冲动的渴望。道教治疗仪式利用替身将患者的不幸身份转移,以去除负债,获得解脱。最重要的是负债累累的人可以通过祭祀而获得赎回,当中可采取不同的形式,包括赎罪、祈禳、谢恩、祭祀。

 

在评议环节,王宗昱老师特别强调了傅飞岚老师的研究不仅仅是道教的研究,也是一个宗教学的研究。例如西吕尼克和德吕莫的研究是超出了传统汉学的范围的材料,王宗昱老师借此发问,如果进一步拓宽视野的话,儒家当中的罪是怎样的呢?王老师说《仪礼注疏》里面仅有一个罪字,是说使节如果之前有罪,那么接待的礼会不同。而杨伯峻的《论语译注》说,《论语》中有六个罪字,例如著名的“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这说明“罪”这样的观念在中国有自己的语境,不过,在方法论的尺度上,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角度在宗教学上思考中国的宗教研究。而程乐松老师认为傅飞岚教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类型学的框架,即多元的叙述是如何在多元层次中呈现出信仰意涵,对于我们学习学术写作中如何在处理多元材料的同时一直保持着一个核心主题来说,这本书堪称典范性的工作。同时,程老师强调,我们不要因为傅老师的介绍而忽视其中对于细节的大量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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