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已经推进到二十一世纪，距离马克思生活的年代已经过去近一百二十年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运动和思想研究还在继续进行着，特别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和理论呈现出勃勃生机和强大的创造力。但认真观察国内外、学术界内外的实际情形，我们也必须看到，作为十九世纪中下叶德意志民族一代思想大家的马克思，某种程度上在当代其实“已经悄然退场”。就学术界看，人们在他的名目下阐发了那么多新潮的思想，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他当年观察和思考的界域，增添了很多不属于他的意旨和内容，更不用说还有有意无意的曲解和误读。尤为复杂的状况是，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一个半多世纪的演进历程中，很多论者对马克思及其文本和思想的理解和阐释加入了过多的现实考量和情绪成分，以致于出现了这样的情形:言说马克思的人越来越多，“挖掘”和阐释的思想越来越新颖，但马克思本来的形象和思想却越来越模糊，人们对他的文本越来越不熟悉。在人类思想史、哲学史上，一种流派在传承过程中出现这样的现象可能并不鲜见，但对于远未穷尽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和研究来说，这种状况显然是不正常的，并且是亟待改变的。
                           一、反省以往的解读方式
      置身于21世纪来重新观照和解读马克思19世纪的文本，显然绕不开20世纪所奠定的基础和积累。然而，在穿越一个多世纪的风雨征程、已经为数不清的人们所翻译、注释、解析和宣传之后，我们今天仍感到有重新研究这些文本的必要，暗含的一个前提是，过去的文本解读方式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并不能完全令我们满意，或者说它尚有诸多需要改进、添补、转换和突破之处，需要一种全面而深刻的超越。学术研究是一个积累与超越的过程；今天的研究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准，取决于我们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能超越到怎样的程度。
      提出对过去的研究方式提出反省，并不意味着认定过去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丝毫没有学术意味或专业成就；但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就20世纪而言，大多数论者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单纯的学术对象，而主要是将其视为一种诠释时代问题和解决现实矛盾的策略、手段来考虑的。我们可以在对马克思思想毁誉不一的、往往是极端对立的不同的评论者那里看到解读马克思文本的相同的方式：解读者往往根据当时现实状况生发、概括出的观点，从既有的政治立场出发，到马克思的文本中去寻找论据和支持、阙失和差池，然后又借助这些论据和支持、阙失和差池，强化对自己观点和策略的信念；这种情形下，解读者不仅不可能以文本本身为本位，而且必然会肢解文本的完整性，过分突出那些与现实观点契合或相近、疏离或相违的部分和思想，而忽略文本中的其余部分，这时文本实际上已成为他论证自己观点的一种工具，这样，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必然充满了功利性考量。不只是在前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存在这种情况，就是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和学者那里亦是如此。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极端重视和突出强调，着眼点其实并不是这部著述本身，以及从中所体现的作为马克思一生思想演进历程中特定阶段的思考，而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斯大林模式”的强烈不满；而那些对马克思持激烈的批判态度的论者，更是动辄从特定的思想构架和政治观点出发，做出情绪化的评判，而不可能是在对马克思文本做全面而精深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公允而客观的见解。
     考虑到20世纪时代的风云变换和马克思学说的特殊性质，这种解读、研究方式的出现是不可避免且可以理解的；但必须指出，这种现实性和学术性纠缠不清的状况，对马克思思想研究的危害性也是极为明显的，它使对马克思的思想的阐释随着现实状况的转换成为一种忽左忽右、可左可右的理论游戏。比如对《共产党宣言》的解读，冷战时期将它的主旨意图概括为阶级斗争、“两个决裂”和“两个不可避免”，现在又从中“读出”世界历史理论、世界史观抑或全球化思想。这些对立的观点由同一文本中生发出来，严重割裂和肢解了原始文本的完整性和真实内涵，损害了马克思文本研究的严肃性、科学性和恒定性。
     针对上述情形，我认为，今天的马克思研究必须首先强调要回到文本。也就是说，要真实地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必须把他、他的文本作为一个客观的对象来进行探究，而不应当人为地回避、舍弃某一部分，或过分突出、张扬某些方面。我们应当遵循学术研究的一般原则和路径，尽量排除主观因素的左右和影响，来进行客观性研究和分析；我们只遵从逻辑和理性，而不趋同于所谓的“潮流”和“时尚”，在对马克思文本的解释上不定于一尊，允许有多种观点和论断。

                                二、填补研究空白
      尽管研究马克思的著述确实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可能只有专业研究者知道，事实上迄今为止也没有一部囊括马克思全部著述的全集出版，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通行本俄文版50卷、中文版50卷、德文版41卷其实并不“全”，这些版本的编辑原则很明确，它“是供广大读者阅读的，它并不是供学术研究的包括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全部著作的完整的版本”，特别是马克思辞世时留下的数千页亲笔手稿、笔记和书信，众多藏书中的眉批、评注等，还没有全部整理出版。早在上世纪20年代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达?梁赞诺夫力图“按马克思的原始文稿刊出全部著作”、以供专家、学者研究之用的“历史考证版”（即《Marx-Engels Gesamtausgabe》）上马后，便命运多舛，第1版只出版了12卷13册就夭折了，第2版在70年代中期着手编辑后，也历经坎坷，到现在为止只出版了50多卷，完成量不及计划的一半。马克思原始手稿相当部分没有面世，这意味着文本研究中尚存在不小的空白需要填补。
退一步说，即便是对于通行本，过去也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那些成型的著述中，而对大量的笔记、札记、提纲、书信等研究得非常不够，或者有的仍是空白点。举例说，马克思的著述中，三分之二强是笔记，它们是马克思计划中写作的著作的准备稿、过程稿和补充稿，要研究马克思的著作，离开对这些资料的分析，特别是正式稿与过程稿的比较，是不可能达到对马克思思想全面、准确而深刻的把握的。仅就笔者有限的了解，诸如1839年的7本“博士论文”笔记，1840-1841年的8本“柏林笔记”、1841年的5本“波恩笔记”、1843的5本“克罗茨纳赫笔记”，1843-1845的7本“巴黎笔记”，1844-1845年的黑格尔现象学提纲、1845年的3册“布鲁塞尔笔记”，1845年的9本“曼彻斯特笔记”，1851-1853年的24本“伦敦笔记”，马克思晚年的7册《编年摘录》和《印度史编年稿》等等，对国内学者来说，关于这些著述的研究都是非常薄弱甚至是没有涉足过的。
      再退一步说，即便是对于那些曾经着力研究、宣传过的著作，也还有一些理应加以梳理、探讨的内容事实上我们并没有认真研究过。比如，马克思文本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共产党宣言》，我们过去关注的主要是它的思想和策略，但对它的创作过程、对它的四个部分的文体结构等的研究就非常不够，而离开由这些方面构成的当时的特定语境，孤立地阐发其思想，是极易造成误读和偏差的。再比如，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可以说是马克思哲学思想最重要的表征的文本，迄今为止也没有一部全面解读的著述出版，国内外学者都把注意力盯在该书的第一卷关于费尔巴哈的论述部分，而把占全书十分之七篇幅的《莱比锡宗教会议》特别是马克思对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解读的部分和第二卷“搁置”起来存而不论，而根据我自己的初步研究，后者无论就思想的容量还是就论证的方式，都是前者替代不了的！还比如，《资本论》可以说是马克思毕生心血之所在，对它的研究国内学界下得功夫最大、取得的成就也较为显著，但我们的工作主要还是集中在成型的第一卷，而对该卷的不同版本、第二、三卷的正式版（即恩格斯整理过的）和手稿本（马克思）、作为第四卷的《剩余价值理论》的正式版（即考茨基整理过的版本和前苏联文献专家整理过的版本）和手稿本（马克思）的比较，尤其是把透露马克思长达40余年艰辛创作历程的重要心迹的书信纳入《资本论》创作史的研究中等工作，我们基本没有触及，而这些是文本研究的内在要求。
      由此可以知道，那种断言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已经过多、过时的论调，如果不是出于别有用心，就是一种极端无知。尚有如许空白需要去填补，我们的工作可以说任重而道远。

                                     三、客观把握思想
      必须说明的是，重新研究马克思的文本也不是“为文本而文本”，“为研究而研究”，而是要通过对文本的悉心解读，客观地把握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接近其复杂的心灵世界。我们大概都有这样的看法，虽然马克思是20世纪人们谈论、研究最多的思想家之一，但关于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相比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等问题，我们并没有梳理、甄别清楚。而在把握马克思本人思想的时候，所凭依的文本不同，勾勒出的形象会有极大的差别。比如，20世纪大多数论者仅仅依据由《共产党宣言》、《法?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构成的文本系列来理解马克思，往往把他的思想诠释为理论实质上的“斗争哲学”、社会形态演进中的单线论和直线论、具体革命中你死我活的专政策略。而又有一些论者则依据由博士论文、《莱茵报》、《德法年鉴》、《新莱茵报》等报刊上的文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类学笔记”等所构成的另一套文本系列，把马克思的思想理解为理论实质上的人道主义思潮、社会发展问题上相对主义和多元化选择论以及渐进式和平改造的策略。其实，这些著述都是由马克思本人在不同时期写作的，只有把它们全部纳入研究视野统摄起来考察，才能理解马克思思想的丰富内涵及其发展演进的曲折历程。如果只根据自己的先验看法，人为地撷取其中的几部就单纯做出判断，是不可能完整而准确地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实质和全貌的，相反，必然导致理解上的简单化和片面性。
      “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仅就理论研究而言真可以说是个荆棘丛生的领域，各种观点的论争相伴始终。澄清这些理论纷争，回到马克思的原始文本是一条重要途径。仅就新中国六十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争论来看，诸如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社会制度和生产力关系问题、“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问题”、辩证法规律的问题、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问题、“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生产力标准、哲学体系结构问题、哲学功能问题、哲学的基本问题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旷日持久，除了具体的时代背景，论者多以思辨的方式立论，尽管也引用过经典作家的话语，但多数是离开这些话语所由产生的特定语境而进行的抽象引用，因而最终难作决断。而如果回到经典作家的原始文本，就会清楚地看出这些问题在他们那里是在什么意义上提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具体含义、在其整个理论框架中占据怎样的位置、他们的观点具有什么特殊意义和超越性质、时代的发展对其学说能做出怎样的检视和判断，等等。通过这些工作既可以使经典作家的真实思想及其意义得到澄明，同时也廓清了这些问题延展到当代的现实境遇和新的内涵。
       还必须指出，通过重新阅读马克思的文本把握其思想，重要的是要甄别属于马克思自己的问题、思路、论证方式和理论架构。对这些方面做出概述当然需要论者的抽象，但这种抽象必须是从文本中逻辑地推导出来的。在我看来，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我们至少应当可以甄别清楚三个层次的问题：一是显性层次的，诸如马克思思想的资源背景，不同时期的过渡环节和重要变化，马克思与恩格斯、与黑格尔哲学、与青年黑格尔派、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等的关系等。二是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初级抽象，诸如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社会结构、社会形态演变、人的现实境况与未来命运等问题的具体看法和论述，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所做的解释、批判和论证等。三是最高层次的概括，即马克思理解现代社会的角度、理解历史和重构“历史编纂学”的原则、观照和把握世界的方式等。如果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能获得基于对文本的扎扎实实的研究和严格的逻辑推断的新见识，那么我们的马克思研究必然会达到一个新高度、新境地。

                                     四、公正评估价值
悉心解读马克思的文本，准确把握其思想，目的还是为了对其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现其所蕴涵的当代价值。对于马克思这样的思想家我们不需要为他做什么辩护，如果他思考的主题已经成为沦为人人皆之的常识或者完全与时代背离，他提供的思维已无力诠释社会和历史，那他必然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竭力为之辩护也不能挽救它衰落的命运；相反，如果他对世界大势的把握仍然契合当代社会的发展，他观照历史的方式仍然是最有效和科学的思维，那么他就具有不可超越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抱有意识形态成见力图贬低其价值的做法，也只能是徒劳和虚妄。马克思思想已经经过了一百五十余年的深刻检视，时至今日，我们已经不必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当然更不能为了迎合潮流和时尚而失却公正和理性的判断。从文本解读的角度，处于今天的情势去观照一百五十余年前的马克思，我们说，他的思考和探索有失误，更有不可超越性的价值。
      就马克思当年理论思考的视野看，他的思想所由产生的基地是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英、德、法三国，我们可以看出他在言说这三个国家的历史、现状时表现得是多么游刃有余、入木三分！但一越出这一界限，就显现出他对其它国度、别的领域的研究并不都是行家里手，他关于美国所做的大量评论在深度上显然已经打了折扣，而对于东方国家和古代社会，诚如他自己也已经意识到的，一直是他理论思考的盲点。尽管他晚年做过一些补救，但从留存下来的材料看，对俄国村社制度解体后的社会发展趋向，他做不出肯定的判断，他编定的《印度史编年稿》，由于材料的缺乏，不仅失之简单，而且有重要的遗漏和谬失。对于中国这个东方大国，他也写过评论，但除了对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英国人贩卖鸦片表示基于人道主义的谴责，他没有提出更多的真知灼见，中国对他来说，的确是太不了解、太神秘了。马克思对自己的学说如果向前延展到古代是否还具有普适性也心存疑虑，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出版后他如获至宝，做了大量摘录，但仅凭这部书要勾勒出古代社会的图景及其发展是太不够了。马克思生前不知道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埃特鲁里亚文明，除了迦太基而外，欧洲海上文明也不甚了解；而撇开这些阶段对古代社会的发展线索能有什么真正的把握呢？马克思在当时的情形下对一些问题的判断、处理也是值得商榷的，比如，他敲响了资本主义灭亡的警钟，但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自我调整和改革延长了寿命；他确信社会主义只有在西方发达国家同时进行革命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没有预见到全球各地区、各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会导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进程的多样化、曲折性和复杂性；在社会有机体结构系统中他突出强调了经济因素和政治功能，而对于文化的作用的估量明显不足，对宗教的意义的理解并不全面，更没有预见到现代科技进步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等等。
       当然，尽管存在盲点、错误，但是从总体上看，马克思学说更具有不可超越性的当代价值。在我看来，主要是马克思从实践的角度观照和把握世界的方式，仍占据着当代思维的制高点。在方法论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实践的，也是辩证的和唯物的；或者确切的说，是实践基础上辩证法和唯物论的统一。实践不是凝固的点，不是僵化的实体，而是一种关系、一种过程、一种活动，实践是人类世界或现存世界存在的根据和基础；同时人又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使世界成为一个更大规模、更多层次的开放体系。因此，实践的思维方式就必然要求人们以联系的观点、运动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去认识事物、把握世界，而这正是实践论的辩证方法；因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同时，实践的思维方式也必然是唯物的，它突出强调的是，研究任何问题都必须从事实出发，而不能把原则作为出发点，“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他们中抽象出来；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
      特别是在对社会历史领域的复杂现象进行诠释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基础上的唯物论与辩证法相统一的哲学方法发挥了其他哲学派别无可比拟的有效性。人类社会是由许许多多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行事的人所构成的，它的发展规律和趋势深藏在无数意见、计划、情绪、意志、愿望之中或之后，摆在人们目前的迫切任务是游过这些意见、计划等构成的汪洋大海而达到彼岸。面对复杂的社会历史，马克思提出劳动实践以及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存在、社会意识以及社会革命等概念，真实地从理论上再现了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了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原因、途径、趋向，使得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显现出井然的秩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观上最重要的变革之一。

                                     五、制约与界域
      以上只是根据我自己的理解，对重新研究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做了简略的阐释。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一项研究虽然有它特殊的、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但如果放在更大范围内考察，又会显现出它的制约和界域。学者们通常有一种误区，会有意无意地夸大自己研究对象的重要性，认为自己研究的就是世界上最迫切、最重要甚至是惟一值得探讨的。其实这是一种盲目的自信，如果一味坚持下去而缺乏冷静的自省，必然会影响研究的客观性。因此，研究者必须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有一个恰如其分的估量，明确其界域和难度。而对于马克思文本研究而言，关乎这一方面我想特别指出两点：
      第一，仅就力图透视马克思复杂的心灵世界、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实质而言，马克思的文本是我们研究的重要依据，但不是惟一的依据；或者说，文本诚然是非常重要的，但仅有文本还是不完备的。一方面，要还原马克思当年思考的特定语境，我们不能仅从马克思本人的文本出发，而必须尽可能寻找同时代其他论者的著述和文献，通过对比把握马克思思想的渊源 、思路、构架及其在当时的影响和地位。比如，离开整个青年黑格尔运动和德国宗教改革的背景，不可能理解青年马克思的的变化，不了解施蒂纳的《?一者及其所有物》而单纯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不知道“魏特林纲领”而只探讨《共产党宣言》，等等，都不可能真正了解马克思思想的独特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相对于马克思极为复杂的思想、异常丰富的心灵来说，文本所表征的可能只是露出水面的巨大冰山的一角。虽然在马克思的一生中理论著述是其极为重要工作，伴随了他绝大部分时间，但文本与其思想、心理之间、文本与解读者之间并不总是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不是什么心理嬗变都可梳理成明确的思想、什么思想都会形诸笔墨、什么文本都会被解读者完整地理解的。对于我们这些解读者来说，要从白纸黑字的表层结构读出蕴涵其中的深层意义，又要于无“字”处诠释坎坷的人生，殊为易事。
      第二，在更大范围说，文本研究虽然是马克思研究的永恒性基础，但不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全部内容。首先，马克思主义创立至今的150余年，它所参与建构和直接影响的世界真正是沧海桑田、波澜壮阔，较之马克思在世时的情形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清理“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路径，辨析理论和实践中的具体变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题中应有之意，我们立足于马克思的原始文本研究，同时应有更为展宽的视野、丰富的内容以及融会历史与现实为一体的深刻分析。其次，马克思学说的要旨在于关注时代、关注实践，保持对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及其趋向的敏感和热忱，时刻倾听实践的呼声。学术研究有自己的独立性，但它的基础与归宿是社会。只有把二者联系起来，才能体现马克思思想的根本价值。最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发展着的学说，弄清楚它的原始状态和思想实质，当然是重要的；但它不应当也不会永远停留和保持在19世纪的水准和形态，在经过20世纪的实际发展和深刻变革之后，在继承并超越的基础上必然建构起21世纪的新形态，而这是更为繁难的工作。

演讲人：聂锦芳
时  间：2011年4月8日  
地  点：北京大学团委理论学习会
按：2011年7月4日《光明日报》第5版用整版篇幅刊登了聂锦芳的长篇报告

演讲人简介：聂锦芳，男，1966年生，山西寿阳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学和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其研究路向新颖而独到，近年来发表的大量关于马克思原始文本、文献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他从文本、文献的角度对马克思思想重新进行的梳理、阐释和评论，有助于矫正长期以来形成的误读和曲解，提升了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水准，是这一领域“文本研究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主要著作有《哲学原论——经典哲学观的现代阐释》、《哲学形态的当代阐释》、《超越“后发展”困境》、《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等，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