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恩教授“李约瑟问题”讲座综述
来源：学术进展
作者：
时间：2012-09-10
2012年9月1日，来自荷兰乌德勒支大学的科学史教授H?弗洛里斯?科恩（H. Floris Cohen）座客第87期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坛，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学术讲座。科恩教授演讲的题目为：“李约瑟问题——他的回答、招致的批评、问题的必要性及我本人的回答”。
科恩教授的讲座内容共分为五大部分。首先，他简单讲述了李约瑟问题提出的背景及其发展经过。故事缘起于1937年三个剑桥中国留学生向他的一次提问：为什么近代科学仅仅起源于欧洲？那时的李约瑟虽然已经完成了一部关于生物化学史的著作，但其身份依然是一个生物化学教授。他立刻被这一问题所深深地吸引，并用自己的方式将其重新表述为：为什么是欧洲而非中国自发地孕育了现代科学。李约瑟随后放弃了原本的科研工作，转而开始学习汉语，对中国古代科技史进行研究，因为他坚信，这一问题构成了“文明史中最重大的问题之一”。
虽然李约瑟问题本身构成了李约瑟所有科学史研究工作的主要动机和隐藏线索，但他并未对这一问题做出任何决定性的回答。在科恩教授看来，李约瑟本人给出的回答分散在其不同时期的文章中，且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变化。在讲座的第二部分，他依次梳理了李约瑟所提供的五种回答：1.民主环境：古代中国不具备由资本主义兴起所带来的民主环境，而这种环境对于近代科学的产生是必不可少的；2.儒家与道家：提倡礼乐治国而对自然缺乏兴趣的儒家传统根深蒂固，长期以来极大地压制了更为开放、更关心宇宙自然的道家思想；3.商人阶层：古代中国缺乏商人阶层，从而导致学者与工匠之间的鸿沟无法克服，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已经证明，二者的融合对近代科学思想和方法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4.官僚制度：古代中国的官僚制度抑制了商人阶层的兴起，直接或间接地阻碍了近代科学的产生。5.自然法：李约瑟在此借鉴了齐尔塞尔的观点，认为在中国思想几乎从未出现过类似于西方的自然法观念，即认为自然物必须服从某些固定的法则。后三种回答具有一定的内在关联，它们综合起来可以归结为李约瑟对于这一问题的笼统回答：即古代中国的社会经济环境适宜于近代科学的产生。科恩教授随后列举了李约瑟所拒斥的四种解答：身体特征、气候因素、语言的作用以及中国人的非线性时间观，他并不认为这些因素阻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形成。同样，李约瑟回避了明朝的衰落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答案，在他看来，历史上中国的科技水平从未有过明显的衰退，只是在欧洲科学革命之后，才因其缓慢的进步速度而和西方逐渐拉开了距离。
在讲座的第三部分，科恩教授简要回顾了对李约瑟的主要批评者，其中主要是英国汉学家葛瑞汉 ( Angus Charles Graham）和美国科学史家席文（Nathan Sivin）。二者质疑李约瑟问题的有效性，认为追问为什么某个独特的西方世界的事件没有出现在其他文明的提问方式本身是没有意义的。这或多或少地解释了为什么对李约瑟问题的回答始终处于汉学和科学史研究的边缘。在讲座的第四部分，科恩教授对李约瑟在编史学中的地位和意义进行了解读，其中主要观点来自于他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中译本将于2012年底出版）。科恩不仅高度赞扬了李约瑟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工作，而且特别强调了由李约瑟所开创的、在不同文明科学思想和成就间进行比较的研究方法，认为这种比较方法是科学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思想工具。当然，科恩教授也毫不避讳地指出了李约瑟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对科学和技术两个概念不加区分地混用；没有按照时间顺序，而是依照西方传统的分科体系对古代中国科学成果进行分类、讨论和比较；在中西比较研究中，一方面过于关注中国某些发现或发明的优先性，另一方面却又以考察那些“欧洲有而中国无”的因素作为比较的目标和依据。这些误区都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了李约瑟的研究。
在讲座的最后一部分，科恩教授给出了他自己对于李约瑟问题的回答。他的回答中涉及两个重要概念：自然认识模式（mode of natural-knowledge）与文化移植（cultural transplantation）。这里，自然认识泛指任何一种对自然世界的融贯解释，从而避免了使用“科学”一词所造成了种种误会和争议。在科恩看来，粗糙而笼统地将中西科学加以比较是不恰当的，因此他特别选取了古希腊和古代中国，对二者的自然认识模式加以比较。他认为这两种自然认识模式都极富创造性且均给出了较为完整的世界图景，但导致古希腊自然认识模式最终孕育出近代科学的关键因素是所谓“文化移植”的巨大作用。古希腊自然认识模式在其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之后，经历了三次极为成功的文化移植，分别发生于8世纪阿拉伯世界的巴格达、11世纪西班牙的托莱多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每一次文化移植都伴随着翻译、吸收和再创造的过程，从而极大地挖掘出隐藏在原有思想的潜力，并进一步提供更为新鲜的思想。相比之下，古代中国的自然认识模式从未在中国的疆域之外生根结果，因而失去了改变和进步的能力，逐渐走向了僵死和没。科恩教授认为，正是由于缺乏有?的文化?植，导致古代中国没有发展出类似于欧洲那种近代科学，从而从一种全新的角度回答了李约瑟问题。科恩教授的这一观点收录于其著作《近代科学如何产生：四种文明，一次17世纪的突破》一书中，该书普及版《世界的重新创造：近代科学是如何产生的》的中译本已经出版。
在讲座的结尾部分，科恩教授耐心地回答了老师和同学们的提问。特别是，来自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刘钝研究员对李约瑟问题在当代中国的研究历史与现状以及科恩教授工作的巨大意义进行了精彩的点评。之后，吴国盛老师按照论坛的传统，向远道而来的科恩教授赠送了礼物。本次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坛在愉快而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王哲然)
科恩教授的讲座内容共分为五大部分。首先，他简单讲述了李约瑟问题提出的背景及其发展经过。故事缘起于1937年三个剑桥中国留学生向他的一次提问：为什么近代科学仅仅起源于欧洲？那时的李约瑟虽然已经完成了一部关于生物化学史的著作，但其身份依然是一个生物化学教授。他立刻被这一问题所深深地吸引，并用自己的方式将其重新表述为：为什么是欧洲而非中国自发地孕育了现代科学。李约瑟随后放弃了原本的科研工作，转而开始学习汉语，对中国古代科技史进行研究，因为他坚信，这一问题构成了“文明史中最重大的问题之一”。
虽然李约瑟问题本身构成了李约瑟所有科学史研究工作的主要动机和隐藏线索，但他并未对这一问题做出任何决定性的回答。在科恩教授看来，李约瑟本人给出的回答分散在其不同时期的文章中，且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变化。在讲座的第二部分，他依次梳理了李约瑟所提供的五种回答：1.民主环境：古代中国不具备由资本主义兴起所带来的民主环境，而这种环境对于近代科学的产生是必不可少的；2.儒家与道家：提倡礼乐治国而对自然缺乏兴趣的儒家传统根深蒂固，长期以来极大地压制了更为开放、更关心宇宙自然的道家思想；3.商人阶层：古代中国缺乏商人阶层，从而导致学者与工匠之间的鸿沟无法克服，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已经证明，二者的融合对近代科学思想和方法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4.官僚制度：古代中国的官僚制度抑制了商人阶层的兴起，直接或间接地阻碍了近代科学的产生。5.自然法：李约瑟在此借鉴了齐尔塞尔的观点，认为在中国思想几乎从未出现过类似于西方的自然法观念，即认为自然物必须服从某些固定的法则。后三种回答具有一定的内在关联，它们综合起来可以归结为李约瑟对于这一问题的笼统回答：即古代中国的社会经济环境适宜于近代科学的产生。科恩教授随后列举了李约瑟所拒斥的四种解答：身体特征、气候因素、语言的作用以及中国人的非线性时间观，他并不认为这些因素阻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形成。同样，李约瑟回避了明朝的衰落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答案，在他看来，历史上中国的科技水平从未有过明显的衰退，只是在欧洲科学革命之后，才因其缓慢的进步速度而和西方逐渐拉开了距离。
在讲座的第三部分，科恩教授简要回顾了对李约瑟的主要批评者，其中主要是英国汉学家葛瑞汉 ( Angus Charles Graham）和美国科学史家席文（Nathan Sivin）。二者质疑李约瑟问题的有效性，认为追问为什么某个独特的西方世界的事件没有出现在其他文明的提问方式本身是没有意义的。这或多或少地解释了为什么对李约瑟问题的回答始终处于汉学和科学史研究的边缘。在讲座的第四部分，科恩教授对李约瑟在编史学中的地位和意义进行了解读，其中主要观点来自于他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中译本将于2012年底出版）。科恩不仅高度赞扬了李约瑟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工作，而且特别强调了由李约瑟所开创的、在不同文明科学思想和成就间进行比较的研究方法，认为这种比较方法是科学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思想工具。当然，科恩教授也毫不避讳地指出了李约瑟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对科学和技术两个概念不加区分地混用；没有按照时间顺序，而是依照西方传统的分科体系对古代中国科学成果进行分类、讨论和比较；在中西比较研究中，一方面过于关注中国某些发现或发明的优先性，另一方面却又以考察那些“欧洲有而中国无”的因素作为比较的目标和依据。这些误区都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了李约瑟的研究。
在讲座的最后一部分，科恩教授给出了他自己对于李约瑟问题的回答。他的回答中涉及两个重要概念：自然认识模式（mode of natural-knowledge）与文化移植（cultural transplantation）。这里，自然认识泛指任何一种对自然世界的融贯解释，从而避免了使用“科学”一词所造成了种种误会和争议。在科恩看来，粗糙而笼统地将中西科学加以比较是不恰当的，因此他特别选取了古希腊和古代中国，对二者的自然认识模式加以比较。他认为这两种自然认识模式都极富创造性且均给出了较为完整的世界图景，但导致古希腊自然认识模式最终孕育出近代科学的关键因素是所谓“文化移植”的巨大作用。古希腊自然认识模式在其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之后，经历了三次极为成功的文化移植，分别发生于8世纪阿拉伯世界的巴格达、11世纪西班牙的托莱多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每一次文化移植都伴随着翻译、吸收和再创造的过程，从而极大地挖掘出隐藏在原有思想的潜力，并进一步提供更为新鲜的思想。相比之下，古代中国的自然认识模式从未在中国的疆域之外生根结果，因而失去了改变和进步的能力，逐渐走向了僵死和没。科恩教授认为，正是由于缺乏有?的文化?植，导致古代中国没有发展出类似于欧洲那种近代科学，从而从一种全新的角度回答了李约瑟问题。科恩教授的这一观点收录于其著作《近代科学如何产生：四种文明，一次17世纪的突破》一书中，该书普及版《世界的重新创造：近代科学是如何产生的》的中译本已经出版。
在讲座的结尾部分，科恩教授耐心地回答了老师和同学们的提问。特别是，来自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刘钝研究员对李约瑟问题在当代中国的研究历史与现状以及科恩教授工作的巨大意义进行了精彩的点评。之后，吴国盛老师按照论坛的传统，向远道而来的科恩教授赠送了礼物。本次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坛在愉快而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王哲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