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普克两次北大讲演综述
来源：学术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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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09-11
作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百年系庆活动的一部分，受北京大学“海外名家讲学计划”和“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资助，当代著名逻辑学家和哲学家索尔?克里普克（Saul Kripke,1940--）教授应邀于8月30日至9月9日访问我系，在此期间做了两次公开讲演，出席了由陈波教授主持的“克里普克、逻辑和哲学”国际研讨会，在会上做了题为“通向哥德尔之路”的大会报告。
克里普克先后执教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和洛克菲勒大学，1977年任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后任麦科什讲座哲学教授，现为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杰出教授。他是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1978—)，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1985—)，欧洲文理科学院院士(1993—)，挪威科学院院士(2000—)，2001年获得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肖克奖”（Schock Prize），后者被视为逻辑学和哲学领域中的“诺贝尔奖”。克里普克在模态逻辑语义学方面做出了非常原创性的贡献，同时也是关于名称的因果历史指称论的首倡者之一，其影响范围包括逻辑学、语言哲学、形而上学、认识论和心灵哲学等领域。他被誉为20世纪后半期最伟大的逻辑学家和分析哲学家之一。在最近进行的西方哲学家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克里普克位列过去200年间最重要哲学家的第七位，在世者的第一位。
第一次讲演：空名和虚构实体
2012年8月31日，由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尚新建教授主持，克里普克教授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做了题为《空名和虚构实体》（Vacuous Names and Fictional Entities）的讲演。出席该次讲演的听众约80人。
在讲演中，克里普克着重探讨了空专名是否指称对象、如何指称对象，虚构实体是否存在以及在何种意义上存在等一系列当代哲学和逻辑学中的重要问题，可以把这些问题看作是其名著《命名与必然性》（Naming and Necessity）一书主题的延续与扩展。克里普克从四个方面对所涉主题进行了阐释。
首先，他认为“存在”是一个真正的个体谓词。尽管 “万物都存在”这一说法稀疏平常，但实际上许多事物只有偶然性存在，甚至可能根本没有存在过。“……存在”这类陈述不应该归约为满足某些属性的陈述，如“摩西存在”不应分析为“存在y，使得y是摩西”。
其次，问一部作品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并不等于问其中所讲述的故事（narratives）确实发生或者没有发生过。有时候会存在巧合的情况，即许多现实人物可能做了故事中的事情，却与这个故事本身没有任何联系。比如，假如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不是一个生物学家，而是伦敦一个优秀的侦探，他可能扮演了福尔摩斯的角色，做了故事中福尔摩斯所做的所有事情，但达尔文与福尔摩斯的故事没有任何联系。克里普克将这种情况称为“假装问题”（pretense question）。
第三，当我们按照某个故事来评价什么是真实的时候，存在性命题与其他命题没有什么不同。亨迪卡（Jaakko Hintikka）在“哈姆雷特思考”和“哈姆雷特存在”的对比中提到：对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断言，当用“哈姆雷特”来替换“我”时，笛卡尔的这一说法就是错误的了：哈姆雷特思考许多事情，从这一点却不能得出哈姆雷特存在。从语境的角度，克里普克为“我思故我在”这一断言作了辩护。在他看来，如果在剧本中谈哈姆雷特，那么，哈姆雷特确实存在（于戏剧中），因此哈姆雷特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尽管在剧本外看来，哈姆雷特不存在（于现实中）。
第四，关于虚构人物以及其他虚构对象的是否存在的问题，可以对它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这依赖于所涉及到的作品和故事是否真实，而它是一个经验的问题。以福尔摩斯的故事为例，福尔摩斯是一个虚构出来的侦探，但在故事中他是实际存在的。同时，克里普克也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各种虚构或者神秘对象的存在性问题可能是有争议的，并且谓词“虚构的”能够被迭代，如贡扎果（Gonzago）在戏剧《哈姆雷特》中不是虚构实体，而是虚构的虚构实体。有时候，人们可能会错误地相信虚构人物的存在；有时人们会把某些东西看成是一个虚构的作品，但是它实际上却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最后，克里普克还讨论了“真正的空名”和“真实的不存在性断言”的一些问题。
在克里普克讲演结束后，出席者就一些问题与克里普克进行了讨论和交流。
（范杰 整理）
第二次讲演：第一人称
9月5日下午，克里普克教授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作了题为《第一人称》（THE First Person）的学术报告。该次讲演由陈波教授主持，出席该次讲演的听众有40多人。
克里普克首先介绍了大卫?卡普兰（David Kaplan）和弗雷格等人在第一人称“我”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一些哲学家认为语言的意义要在“科学的语言”中才能实现，卡普兰则认为“科学的语言”虽然没有索引和时态，却能被说话者在任意时间和地点以其所喜欢的方式应用。他认为，对“我”给出一个恰当的语义解释并不在于给出一个定义，而是看“我”这个词是如何使用的。与弗雷格的看法一样，卡普兰认为没有必要去探究“我”的意义，对“我”的正确解释必须在一个科学的语言中给出它的真值条件。另外，笛卡尔的“我”的意义在于“主体”或“思想者”的意思，这却容易导致循环。在弗雷格看来，每个人都能以一种特别和简单的方式表达他自我，但当一个人希望去交流的时候，他却很难单独地用“我”去把握住。
然后，克里普克谈到了他自己对“自我”的理解，同时批判了休谟和笛卡尔关于“自我”的观点。对克里普克来说，他并不是在弗雷格意义上来理解“我”的使用，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使用日常语言而不是使用科学语言，所以我们的指称就很可能不一样。在《命名与必然性》中，克里普克说，日常语言的一个规则就是，我们每个人通过对“主体”的描述来设置“我”的指称。休谟认为，我们没有任何自我的观念，若没有知觉的话，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抓住“自我”。克里普克引用一个非哲学家的话说“休谟肯定没有照过镜子”，因为休谟的观点产生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他似乎认为只有印象和心智行为，而没有承担者。克里普克认为，如果只有印象和观念而没有主体的话，则很难理解。笛卡尔曾经论证说，他自己的身体是真实的，他自己是包含他自身的一个实体，即使他相信没有身体他也可能活着，只要还有一个“自我”的主体存在。克里普克更倾向于笛卡尔的观点，但进一步认为第一人称的“我”在一般意义上指称整个人。
接下来，克里普克比较了他本人与大卫?刘易斯（David Lewis）在“命题”、“可能世界”以及“自我”等概念上的区别。对刘易斯来说，命题就是世界的集合。刘易斯担心“从言的”命题态度会产生一些问题，但他并没有分析与命题态度相关的“我”。刘易斯把“可能世界”看作我们所居住的唯一的世界，克里普克则认为一个可能世界就是被与它相关的描述条件所给定了，描述一个可能世界就是给出这个世界的可能的历史。克里普克还认为，真正的命题不一定非得用“科学的语言”才能描述，这恰与刘易斯的看法相反。
最后，克里普克总结说：我们每一个人对“自我”有一个特别的获得关系，这种“自我”的获得比任何纯粹的语言学更基本，因为它是我们习惯性地使用第一人称的基础；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之来作出真正的宣称，表达真正的命题。
（王淑庆 整理）
克里普克先后执教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和洛克菲勒大学，1977年任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后任麦科什讲座哲学教授，现为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杰出教授。他是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1978—)，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1985—)，欧洲文理科学院院士(1993—)，挪威科学院院士(2000—)，2001年获得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肖克奖”（Schock Prize），后者被视为逻辑学和哲学领域中的“诺贝尔奖”。克里普克在模态逻辑语义学方面做出了非常原创性的贡献，同时也是关于名称的因果历史指称论的首倡者之一，其影响范围包括逻辑学、语言哲学、形而上学、认识论和心灵哲学等领域。他被誉为20世纪后半期最伟大的逻辑学家和分析哲学家之一。在最近进行的西方哲学家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克里普克位列过去200年间最重要哲学家的第七位，在世者的第一位。
第一次讲演：空名和虚构实体
2012年8月31日，由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尚新建教授主持，克里普克教授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做了题为《空名和虚构实体》（Vacuous Names and Fictional Entities）的讲演。出席该次讲演的听众约80人。
在讲演中，克里普克着重探讨了空专名是否指称对象、如何指称对象，虚构实体是否存在以及在何种意义上存在等一系列当代哲学和逻辑学中的重要问题，可以把这些问题看作是其名著《命名与必然性》（Naming and Necessity）一书主题的延续与扩展。克里普克从四个方面对所涉主题进行了阐释。
首先，他认为“存在”是一个真正的个体谓词。尽管 “万物都存在”这一说法稀疏平常，但实际上许多事物只有偶然性存在，甚至可能根本没有存在过。“……存在”这类陈述不应该归约为满足某些属性的陈述，如“摩西存在”不应分析为“存在y，使得y是摩西”。
其次，问一部作品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并不等于问其中所讲述的故事（narratives）确实发生或者没有发生过。有时候会存在巧合的情况，即许多现实人物可能做了故事中的事情，却与这个故事本身没有任何联系。比如，假如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不是一个生物学家，而是伦敦一个优秀的侦探，他可能扮演了福尔摩斯的角色，做了故事中福尔摩斯所做的所有事情，但达尔文与福尔摩斯的故事没有任何联系。克里普克将这种情况称为“假装问题”（pretense question）。
第三，当我们按照某个故事来评价什么是真实的时候，存在性命题与其他命题没有什么不同。亨迪卡（Jaakko Hintikka）在“哈姆雷特思考”和“哈姆雷特存在”的对比中提到：对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断言，当用“哈姆雷特”来替换“我”时，笛卡尔的这一说法就是错误的了：哈姆雷特思考许多事情，从这一点却不能得出哈姆雷特存在。从语境的角度，克里普克为“我思故我在”这一断言作了辩护。在他看来，如果在剧本中谈哈姆雷特，那么，哈姆雷特确实存在（于戏剧中），因此哈姆雷特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尽管在剧本外看来，哈姆雷特不存在（于现实中）。
第四，关于虚构人物以及其他虚构对象的是否存在的问题，可以对它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这依赖于所涉及到的作品和故事是否真实，而它是一个经验的问题。以福尔摩斯的故事为例，福尔摩斯是一个虚构出来的侦探，但在故事中他是实际存在的。同时，克里普克也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各种虚构或者神秘对象的存在性问题可能是有争议的，并且谓词“虚构的”能够被迭代，如贡扎果（Gonzago）在戏剧《哈姆雷特》中不是虚构实体，而是虚构的虚构实体。有时候，人们可能会错误地相信虚构人物的存在；有时人们会把某些东西看成是一个虚构的作品，但是它实际上却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最后，克里普克还讨论了“真正的空名”和“真实的不存在性断言”的一些问题。
在克里普克讲演结束后，出席者就一些问题与克里普克进行了讨论和交流。
（范杰 整理）
第二次讲演：第一人称
9月5日下午，克里普克教授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作了题为《第一人称》（THE First Person）的学术报告。该次讲演由陈波教授主持，出席该次讲演的听众有40多人。
克里普克首先介绍了大卫?卡普兰（David Kaplan）和弗雷格等人在第一人称“我”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一些哲学家认为语言的意义要在“科学的语言”中才能实现，卡普兰则认为“科学的语言”虽然没有索引和时态，却能被说话者在任意时间和地点以其所喜欢的方式应用。他认为，对“我”给出一个恰当的语义解释并不在于给出一个定义，而是看“我”这个词是如何使用的。与弗雷格的看法一样，卡普兰认为没有必要去探究“我”的意义，对“我”的正确解释必须在一个科学的语言中给出它的真值条件。另外，笛卡尔的“我”的意义在于“主体”或“思想者”的意思，这却容易导致循环。在弗雷格看来，每个人都能以一种特别和简单的方式表达他自我，但当一个人希望去交流的时候，他却很难单独地用“我”去把握住。
然后，克里普克谈到了他自己对“自我”的理解，同时批判了休谟和笛卡尔关于“自我”的观点。对克里普克来说，他并不是在弗雷格意义上来理解“我”的使用，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使用日常语言而不是使用科学语言，所以我们的指称就很可能不一样。在《命名与必然性》中，克里普克说，日常语言的一个规则就是，我们每个人通过对“主体”的描述来设置“我”的指称。休谟认为，我们没有任何自我的观念，若没有知觉的话，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抓住“自我”。克里普克引用一个非哲学家的话说“休谟肯定没有照过镜子”，因为休谟的观点产生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他似乎认为只有印象和心智行为，而没有承担者。克里普克认为，如果只有印象和观念而没有主体的话，则很难理解。笛卡尔曾经论证说，他自己的身体是真实的，他自己是包含他自身的一个实体，即使他相信没有身体他也可能活着，只要还有一个“自我”的主体存在。克里普克更倾向于笛卡尔的观点，但进一步认为第一人称的“我”在一般意义上指称整个人。
接下来，克里普克比较了他本人与大卫?刘易斯（David Lewis）在“命题”、“可能世界”以及“自我”等概念上的区别。对刘易斯来说，命题就是世界的集合。刘易斯担心“从言的”命题态度会产生一些问题，但他并没有分析与命题态度相关的“我”。刘易斯把“可能世界”看作我们所居住的唯一的世界，克里普克则认为一个可能世界就是被与它相关的描述条件所给定了，描述一个可能世界就是给出这个世界的可能的历史。克里普克还认为，真正的命题不一定非得用“科学的语言”才能描述，这恰与刘易斯的看法相反。
最后，克里普克总结说：我们每一个人对“自我”有一个特别的获得关系，这种“自我”的获得比任何纯粹的语言学更基本，因为它是我们习惯性地使用第一人称的基础；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之来作出真正的宣称，表达真正的命题。
（王淑庆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