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笔谈：哲学与当代中国
来源：学术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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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10-16
《光明日报》2012年10月16日第14版为庆祝北京大学哲学系成立100年发表题为“哲学与当代中国”的笔谈。因篇幅所限，各文有所删节，以下是全文。按语为聂锦芳起草。
按：从1912年北京大学“哲学门”建立至今，中国现代哲学学科已经走过整整100年的历程，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和发展，哲学发挥了独特而巨大的功能和影响，也经历了远不平坦的磨练。值此新的世纪征程开启之际，我们邀请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郝立新、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以“哲学与当代中国”为主题撰文，总结历史，反思现实，希冀哲学继续为民族振兴和学术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旧邦新命与新命旧邦
王博
现代及当代中国所经历的深刻变化，在中国整个的历史上，也许只有周秦时代才能比拟。中西文明的直接碰撞，以及在这种碰撞里西方一直延续着的优势角色，对于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思想传统的民族来说是非常艰难的。而近几十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发紧密，另一方面对中国特色和中国模式的强调也更加突出，当代中国的思想纠结和身份认同呈现出异常紧张的状态。在这个时候，哲学家和哲学可以做些什么呢？
如学者熟知的，诞生在古希腊的哲学，其本意是爱智慧。智慧不是一般的知识，它是对于存在的统一性及确定性之根据的追求，因此会涉及到诸如万物的本原、知识的基础、生命的意义等根本性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理解，直接影响着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成立。中国传统里也有类似的思考，所以随着西学的引入和大学制度的建立，哲学学科也随之出现。从中国哲学的传统来看，哲学可以被描述为追求“道”的学问。当金岳霖用《论道》命名一部主要哲学著作的时候，他很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哲学的性质以及自己作为一个哲学家的责任。 冯友兰更进一步地用张载的四句教来说明这一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自应期许者也。”（《新原人》自序）天地之心就是道，生民之命在此可以获得安顿。按照张载的理解，此道体现于往圣的绝学之中，所以要继承和弘扬之。如将此道行之于世，天下之太平可致。
对儒者张载来说，道的内涵当然不是问题，那就是据说从尧舜到孔孟一直传承着的仁义礼知。他生活的时代，除了仁义礼知之外，还有佛老的虚无之论，思想世界呈现着儒释道三足鼎立的局面。三家之中，儒家和道家是老对手，佛教是外来户。与儒家“体制内”的整体优势相比，道家和佛教都被压缩至狭小的空间里。作为儒家思想的补充，佛老在差异和冲突中与儒家互补并存，共同塑造了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世界。但这种局面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思想的进入就开始被打破，现在则是彻底地被打破了。同属于外来的思想，西方文化和佛教的输入之间有着本质性的差别，佛教作为出世的智慧，不过是以“游魂”的方式进入华夏，其影响是局部的。西方文化则借助于贸易、传教、战争等“肉身”，全方位地颠覆了中国人对于传统的自信。从知识精英到黎民百姓，都不得不承认和接受另外一个更强大传统的存在，并进一步地意识到另外一个“道”的存在。自此，中国就陷入到自身和西方两个不同的道的冲突和纠结之中，这个冲突一直延续到现在，构成当代中国的最大现实。
此道和彼道之间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关系，这是二十世纪初期知识分子们普遍追问和思考的问题。它们的不同是民族的、还是时代的？如果是民族的，那不过是普遍性思想的不同形态而已，道的区别就像是人种、肤色的不同，没有优劣高下之分；但如果是时代的，则有古今新旧的区别，中国文化不过是文明的古代形态，西方之道则是其努力和进步的方向。随着人们给出的不同理解，解决的方案也就截然不同。认为是后者的，必然会导致全盘西化，或者接近全盘西化，因为西化不是西方化，而是现代化。认为是前者的，自然会主张中国本位，虽然不墨守，却也不盲从。和在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会出现的情形一样，也一定会有某种调和的态度。冯友兰在民族的和时代的模式之外提出中西之别乃是社会类型的区别，其中既包括时代的一面，也包括民族的一面。就其时代的一面来说，是需要改变的；就其民族的一面来说，则不必改变。所以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就是在民族的形式中进行内容上的改变，“旧瓶装新酒”似乎是很恰当的比喻，“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则是其典雅的表现形式。这种解决看起来比较公允和全面，但在实践的过程中应该如何把握，才能够达到既保持民族性，又不失其现代性呢？
无论如何，此道与彼道的并存和冲突已经使我们不可能局限在老传统中“为天地立心”了。已经有了一个更大的天地，有了不同的对世界、生命、价值和秩序的理解。我们离不开中国，却又不得不面对西方。如人们看到的和经历的，西方越来越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包括马克思主义。不能想象可以离开西方的视野来看中国传统，在1949年之后的几十年中，更是无法离开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的视野。作为西方价值象征的民主和科学几乎被二十世纪绝大多数的?国哲学?们所欣赏，传统思想一定要经过它们的检验才能获得其现代的意义。以新儒家思潮为例，民主和科学几乎是默认的肯定选项，儒家思想继续存在的正当性取决于它能否摆脱封建专制的阴影，并进而成为民主与科学的基础。新儒家是中西合璧的思想形态，是在接受西方价值的前提之上肯定儒家传统的意义。就这一点而言，它和宋明的新儒家面对佛教的姿态有着实质的不同。
如汤用彤“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说法所指示的，新时代的天地之心必须也只能在中西思想的融合会通中去寻找。从现代中国哲学的创造之路来看，无论是冯友兰和金岳霖的新理学，还是熊十力的新心学，都力图在中西哲学的融会贯通中展开自己的思考。张岱年曾经如此评价说：“当代中国哲学界最有名望的思想家是熊十力先生、金岳霖先生和冯友兰先生，三家学说都体现了中西哲学的融合。”张先生认为，三者的思想里中西的比重是不同的，熊十力是中九西一，金岳霖是西九中一，冯友兰的哲学体系则是中西各半，是比较完整意义上的中西结合。
经过了激烈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毁灭传统的文化大革命，以及不同形态的融合中西的思想努力，当代中国无论在面对西方思想还是传统价值时都已经平和了许多。粗暴地给这个世界安个心，或者人为地、简单地做个“心”移植手术的想法和做法被证明是失败的。没有人坚持我们必须生活在过去之中，中国人可以拥有另外的生活方式，但是也没有谁可以轻易地告别过去。和“旧邦新命”说法同样重要的，是“新命旧邦”。旧邦新命侧重在新，是立足于西方思考传统；新命旧邦更突出了旧，是立足于传统思考西方。我们在旧邦中迎接新命，但新命也必须奠基在旧邦之上。在这样的理解之下，传统思想的意义会更加突出，寻找其在当代世界的主体性就成为一个必然的方向。过去有效地支撑了传统中国，并塑造了中国人心灵和生活世界的那些核心观念，在经过了创造性转化后，或许仍然有能力回答当代中国和世界提出的问题。
冯友兰在晚年仍然讨论民族性和时代性的问题，但这个讨论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民族性不再局限于表面的东西，而具有了实质的内涵。《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一卷的总结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从中国哲学史的传统看哲学的性质及其作用，第二部分是从中国哲学的传统看世界哲学的未来。在第一部分，冯友兰立足于中国哲学的传统，特别突出了哲学在提升人之精神境界方面的作用。第二部分则突出了中国哲学相对于教条式马克思主义思想而言的独特价值。他引用张载“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的说法，阐发其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冯友兰认为，和极左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强调斗争哲学不同，中国哲学表现出了对于统一性的重视，以及对于“和”的肯定。，斗争哲学是“仇必仇到底”，中国哲学则是“仇必和而解”。作为执政党，一定要把革命党时期的斗争哲学转变为和解哲学。 在这里，冯友兰显示出了哲学家的智慧，并使中国哲学内在地具有了直接面向当代中国的意义。
这当然不是中国哲学价值的全部。儒家、道家、佛教中的那些最主要观念，如仁义礼知信、无为自然、虚空慈悲等，在西方思想的观照之下，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之中，经过了创造性解释之后，仍然有其内在的生命力。这不是回到过去，或者退缩到民族主义立场。中国思想和哲学真正主体性的建立一定是立足于当代、从传统出发拥抱世界的结果。如果缺乏价值普遍性和多元化的态度，对中国思想主体性的追求将很可能发展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进而对另外的传统表现出排斥的心态。在历史上的儒学复兴过程中，曾经出现过极端民族主义的声音，如石介的《中国论》。石介先在中国和四夷之间划了一个明确的界限：“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在他看来，中国和四夷文化不同，“其俗皆自安也，相易则乱。”但是后来佛老入中国，于是有混乱的情形发生，“闻乃有巨人名曰佛，自西来入我中国；有庞眉名曰聃，自胡来入我中国。各以其人易中国之人，以其道易中国之道，以其俗易中国之俗，以其书易中国之书，以其教易中国之教，以其居庐易中国之居庐，以其礼乐易中国之礼乐，以其文章易中国之文章，以其衣服易中国之衣服，以其饮食易中国之饮食，以其祭祀易中国之祭祀。”解决混乱状况的唯一办法便是四夷和中国的各安其位，“各人其人，各俗其俗，各教其教，各礼其礼，各衣服其衣服，各居庐其居庐，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如斯而已矣。则中国，中国也；四夷，四夷也。”
当一种文化传统面对强大的挑战时，拒绝或者封闭会是一种正常的反应。思想史学者还会把这种心态和政治与心理上的不自信联系起来，葛兆光在提到石介《中国论》的时候说：“在自我中心的天下主义遭遇挫折的时候，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开始兴起。这显示了一个很有趣的现实世界与观念世界的反差，即在民族和国家的地位日益降低的时代，民族和国家的自我意识却在日益升高，这种情况在中国思想史上可以说一直延续至今。” 在民族和文化危机的时刻，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既是凝?以图存的基础，又是闭而固??根源。宋代的新儒家学者往往都有出入佛老数十年的经历，然后反求六经得之。正是这种真正和深入的交融对话，才有一个新的思想形态的诞生。在批评和对话中，他者的长处与自身的局限才会充分地显露出来。中国哲学如果要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在当代中国和世界充分显示其价值和意义，那么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充分地对话与融合就是必不可少的。中国哲学一方面要立足和自信于自身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必须面对其他传统所呈现出来的价值和意义世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
郝立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未曾想到，他们在西欧创立的学说，后来在东方国家特别是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现已成为植根于中国土壤并对当代中国产生深刻影响的重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这一思想被称为“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等。正像这些名称所昭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辩证的、历史的和实践的唯物主义思想，立足于现实的世界或实践生活过程，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阐明了人的解放及其条件，强调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的实践品格，从而成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工具。
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并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哲学以其特有的方式关注和影响现实。哲学与政治法律思想、艺术观念、宗教观念、道德观念和各门社会科学不同，通常以较为抽象的形式来反映社会生活。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停留在对现实问题的经验描述和实证研究上，而是通过特有的科学抽象与反思来揭示现实世界中的“形而上”的东西，即内在本质或普遍规律，并向人们提供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不断与生生不息的社会实践互动并不断吸纳人类文明新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仍不愧为“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像经常被比喻为报晓的雄鸡和智慧的猫头鹰那样，既充当了当代中国社会改革与发展的理论先导和思想支撑，又对探索中国道路过程中的智慧和经验进行了总结和概括。让人记忆犹新的是，三十多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席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朴素真理犹如思想的闪电射入一度被教条遮蔽的人民园地，振聋发聩，引发了势如破竹、意义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求实精神、辩证思维和实践观念已经广为人知和普遍接受，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改革与发展的深厚的思想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被当作分析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问题的重要的方法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现实土壤和养料，并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新的时代特征和新的活力。
回答中国问题，探索中国道路，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关注的主题。中国问题是极其复杂的，中国道路的探索是极其艰难的。解决中国问题需要大智慧，探索中国道路需要新思维。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生命力，并能在中国扎根，正在于它更够围绕并回答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向问题。当代中国问题既涉及国家、民族和整体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又涉及民生、公平的制度设计问题，还涉及价值观念和信仰的精神层面等问题。中国问题的复杂性首先表现在中国社会性质的复杂性，如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但又很不完善，社会阶层分化出现，城乡差距的拉大。这些问题关乎中国未来发展的命运，备受广大民众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社会形态和世界历史的思想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定位分析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社会矛盾分析方法、人的发展和解放的学说、平等与正义的理论和价值观等，为解决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层矛盾提供了理论分析工具。对中国问题的分析和洞察有赖于哲学思维的“放大镜”和“显微镜”，同样，对中国道路的探索也深深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智慧。中国由积贫积弱的国家，选择了中国新民民主义革命道路，实现了民族独立，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思想法宝。在全球化和科技革命浪潮下，中国人不迷信教条，不盲从外国模式，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不唯书只唯实，顺应历史发展趋势。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发展是硬道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国两制”、“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等治国方略和发展理念都无不浸透着哲学智慧。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当代中国现实产生深刻影响的同时，其自身也在内容和形态上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在与中国社会实践的结合中，既有选择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批判地吸收了国外思想文化包括现代西方哲学和国外马克?主的一些成果。中国本土化了的或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获得了具有中国风格或民族特点的新形态，而且融入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成为?代?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正在出现几个重要特征。一是由以往的倚重体系意识转向更加重视或突显问题意识。体系意识关注诠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中的理论体系或构筑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这种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研究和教学是必要的。但是，“体系”的研究并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研究的全部，也非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对理论的主要诉求。中国和世界发生重大变化并提出许多亟待回答的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和应对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而非脱离现实社会的经院式或书斋式的玄学。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中关照现实，聚焦理论与实际中的问题。
二是由过去单纯关注革命和批判的“革命哲学”或单纯关注建构的“建设哲学”，转变为主张批判于建构并举的发展哲学。由于社会由革命时代向建设时代转化，哲学关注现实的重心随之会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既是批判的、变革的哲学，也是建设的、发展的哲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关注点或侧重面会有所不同，但始终具有批判性和建构性。无论是在新的社会制度取代旧社会制度的革命过程中，还是在新的社会体制取代旧的社会体制的改革过程中，无论是在经济政治的建设中，还是在思想文化的建设中，都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其科学认识、价值批判的功能。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在改革与发展中，都不断发挥着双重功能，并且在这些实践过程中得到丰富和发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理解成一种所谓“革命的哲学”而否认其科学性、建设性，或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理解成一种所谓“建设的哲学”而否认其革命性、批判性，这两种认识都是片面的。
三是由过去较多地关注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和总趋势的把握转变为对社会历史的“宏大叙事”与对日常生活的“微观分析”相结合。过去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较多地集中在“一般规律”、“基本矛盾”、“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等问题上，而对社会的日常生活、人的个体发展和精神信仰等问题的研究有所忽视或比较薄弱。随着社会生活的日趋复杂和对社会领域分析具体化要求的日益强烈，人们日益致力于把对社会的宏观把握和微观分析的结合。
四是由过去偏重科学认识转向科学认识与价值认识的统一。以往人们较多地关注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或“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这种认识的片面性正在被克服。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包含了揭示社会发展本质及规律的科学内涵，又具有反映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追求人类解放、建立美好社会、倡导人文关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或价值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适应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成为当今社会发展基本理念的哲学基础。
哲学理论发展的程度取决于人民、社会、国家需要的程度；而社会进步的水平又有赖于理论思维的深度和高度。当代中国需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需要植根于中国的实践。
当代中国哲学的双重视野与双重使命
孙向晨
作为一个文明型的大国，中国的发展绝不仅仅是GDP的增长，其文明的走向与人类发展的道路息息相关；这不是因为中国人口的巨大体量所决定的，现代性所提出来的一系列挑战，在全球范围内期待着新的智慧源泉的回应。在这个意义上，经过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历程之后，哲学正成为当代中国的迫切任务。
哲学之为philosophy，其原型来自希腊；要建构当代中国的哲学，中国文化的渊源当然不可忽视；另一方面，哲学作为一种普遍性的追求，尤其在现代，更是人类对话的理性平台。这里中西古今必定交汇在一起，形成了今天中国哲学的独特处境，梳解其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自然不是这篇文章所能完成。我们要注意的是，伴随着国人追求现代世界的过程，哲学作为一种思维的方式进入中国是在西方的路径上展开的。这就形成了西学与现代性一体两面的格局。当我们以接受普遍性原理的方式面对哲学时，背后不免夹杂着西方的内涵；于是我们进入某种困境，或者是接受现代性的格局，以高昂的姿态压制了自身传统的生活世界；或是抵御西学，以一种保守的姿态拒现代世界千里之外；西学与现代性，这一分属文化空间和历史时间的概念高度重叠在一起，形成了我们面对现代世界左右为难的态势。因此，哲学之在中国的展开，亦难免有不少弯路，或是视哲学为普遍科学，漠视其中的文明意涵，以一种普遍科学的心态加入了西学的游戏，中国的生存经验被置之不理；或是以某种中国思想的“素材”或“特殊性”来印证“普遍的哲学原理”，胡适以降的中国哲学史概莫能外。无论哪一种进路，背后都以某种自我矮化的方式来“做”中国的哲学。前者以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为甚，后者则形成了一种基本的“中国哲学”论述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中，源自中国文明智慧的独特性和超越性往往被遮蔽了，中国思想的普遍性意义得不到声张。胡塞尔曾赞誉西方思想之?人类的普遍性意义，但对于中国思想与印度思想的普遍性意义却甚表怀疑，称之为只具有“经验的人类学文明类型”的意义，胡塞尔的这一理解?至还不?黑格尔将中国思想置于世界历史意义的普遍框架内来理解。但无论是黑格尔世界精神的线性发展还是胡塞尔的理性普遍主义都漠视了人类文明的各种智慧类型对于人类现代命运的共同担当。事实上这个时代已经来临，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更直接呈现出这一共同担当的样态。时代呼唤一种哲学理解上的范式转换。
这里取“现代性”与“中国”这两个最为紧迫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的哲学。当我们面对现代性时，我们必须明白其中的西学意涵，但并不就此抹杀其对于人类的普遍意义。当我们面对西学时，需认识到这不仅仅是某种外国的学问，也是我们现代生活世界的思想支柱。哲学固然是理性的代表，有其中立、普遍的一面，但概念背后的经验却不乏文化差异。哲学在人文学科中最受文化传统的影响，即便在西方文明中，英美世界有自己的哲学传统，法语世界、德语世界亦复如此。放弃这一点，中国人无以应对哲学的挑战，就会在现代性的普遍面目下全面陷入西方思维的框架之中，而自己的存在经验却以一种格格不入的方式躁动不安。尤其当我们为奔向现代化而对传统基本采取了一种彻底否弃和批判的态度时，中国人的“生存经验”只能以一种“阻碍”的方式显现出来，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人自己的经验从现代世界的理论表述中渐趋隐没，沉到了生活世界的冰山之下。于是，中国人对于自己固有的经验和传统渐渐丧失了用现代理论语言进行表述的能力。借助于西方哲学的概念或体系来加工的“中国哲学”，只能成为一种等而下之的“哲学”，或是某某思想的“朴素”表达。一如模仿西方交响乐队的中国民乐交响乐队，可怜巴巴地模仿着西洋乐队配置，以扭曲中国乐曲自身的特点为代价，以求得民乐的现代合法性。
近代以来国人始终处在这样一种尴尬的“双重”世界之中。在公共的生活世界，采取了全盘来自西方的术语以刻画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当下”世界，另一方面我们依然是中国人，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只是中国人所特有的传统和存在经验在这套“现代”话语系统中全面失语，以一种隐然的方式潜存于其间。是时候以更为积极态度来面对我们所处的双重世界了，与其在双重世界中不自觉地扭曲自己，不如真正勇敢地面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双重视野：其一是现代性世界，这是我们当今世界所处的时代大背景，忽视此一历史处境，是难以在现代世界立足的，也是难以真正面向未来的。近代以来的中国一直在努力融入这个体系，这种追求弥足珍贵。其二是中华文明的传统。中华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与其文明基因有着深切的关联，亦有其深远的合理性。一个文明之所以有悠久的生命力，乃是因为对其自身的弱点有切实的认识，并在历史的长河中发展出克服其弱点的文化，“刚日读史柔日读经”即是一例，这是文化的自我平衡。在现代历史上，幻想着通过人为的方式脱胎换骨被证明是无比幼稚的，不可能取得成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的现代历程尤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历史已经深切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仍需在哲学上做出清晰的反思和梳理。
康德有一句话特别适合在现代来理解中国哲学的双重视野，那就是“限制知识为信仰留出空间”，不知其所以然的国人常常鹦鹉学舌，也要限制知识来学习信仰。其实，康德的伟大在于在启蒙时代他已然深切地看到科学的理性绝不是生活的全部，也难以涵盖现代生活。就生活世界而言，理性和科学效力的范围是有限的。于是他要界定知识的范围，同时为西方人的传统――基督教信仰――留出空间。对于中国人来说，前半句可与康德共享，为知识划出界限；后半句则应该有自己的理解，那就是“为传统留出空间”。为传统留出空间，正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正视自己的生存经验。我们需要有让这些传统的生存经验从冰山之下重新浮出水面的空间，这样才能使潜存于生活世界的传统经验，再度进入理论视野；中国的视野要从一直潜伏状态变成一种真正的理论视野。
深入了解两种文明传统是一项艰难的挑战，要融合其中要点打造中国人的现代文明更是一项艰巨任务。任何单一的原则和主张似乎都更加鲜明，更加简洁，更具号召力，但也是离开中国现实最远的选择。现代与中国传统的融合是现代中国人的天命，更是现代中国人无可回避的责任，任何一种偏离双重视野的做法都会被历史打回原形。彻底的西化派和彻底的保守派，尽管在历史上被无情地抛弃，但以其简单化的立场和情绪化的召唤而极易获得巨大市场，从而死灰复燃。今天的哲学必须摒弃这种简单的宗派主义，勇敢地面对其中的艰巨。面对两种传统的重负，虽是现代中国人的负担，亦是中国人较之西方人的精神财富所在。西方人经由自己的传统进入现代，而中国人不仅要懂得源自西方的现代性，还必须懂得自己的传统，才能真正应对当下的挑战，同时赢得未来的可能性。
这就涉及当代中国哲学的双重使命。其一就是要应对现代性的要求。由于现代性原发性地生成于西方，因此尽管其在西方社会的发展有其种种问题与危机，但它依然可以依靠西方的传统文化，诸如救赎宗教的传统来加以平衡和补?。但在非西方地区如何生发出一个健全的现代社会，依然是当今世界的巨大挑战。现代性的到来有其不可避免的趋势，问题是如何将其祸害降低到?低限度??方的近代历史就是各种文化充分运用自身传统来加以应对和补救现代性的历史，他们各有自己的选择。中国人也应该以自己的文明传统来应因现代性的挑战；这既不是中体西用，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诚实面对自己的“双体”世界，一种双重视野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的反思责无旁贷。
当代中国哲学还有另一更为重要的使命。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也在努力把现代性的理念嫁接到中国传统之上，比如从中国自身的传统中“坎陷”出民主与科学。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科学和民主源自西方的文化传统，在这方面我们要有宽阔的胸怀，纳人类文明的成果为己所用。当代世界的变化表明，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面对现代性自身日益突出的挑战。从中华文明的思想资源中，我们以什么来补救现代性的困境，乃至超越现代性。当年德国的知识分子曾纠缠于德国与世界的关系，因为德国低于时代发展的水平，但很快德国哲学家就以人类代言人的面目出现了。今天的中国也处于类似的境地，人类需要怎样重新理解我们的世界和生活，成为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问题，世界隐隐地期待着中国人的解答。
今天哲学的任务无疑是双重的，既要因应现代性的当下挑战，又要有超越现代性的气度，开发出新的可能性。在这样的处境之下，哲学对于我们提出的任务无疑是艰巨的，是前无古人的。当今中国哲学的双重视野和双重使命在本质上决定了今天的中国哲学必定是一种“比较哲学”。这当然不是流俗意义上的“比较哲学”，那种外在的、生硬的、机械的比较。当代中国的处境决定了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研究都必然内含着一种比较和对话的视域。当代中国要厘清生活世界中的任何一个问题，其视野都必定是中西交互的，或是现代与传统的交融。当代中国的哲学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视界融合”，这是生活世界的交融所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着西方人所没有的优势。当我们面对世界能保持开放的心态，当我们正视自己而不扭曲传统时，一种真正严肃的研究必将是一种让两种文明的根本价值置于“面对面”境地的工作，当代中国哲学也必将迎来它的新形态。但是这一工作的学术要求毫无疑问是巨大的，需要古今中外的学术积累，不是立竿见影能见效的。如果思想资源积累不足，在学术方法上训练不够，往往会形成很多东拉西扯和牵强附会的东西，这亦是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需要警惕的。
我们需要正视从中走来的历史，无惧回应当代的困境，保有悲天悯人的超越向度。今天讲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已经不单单是中华文明自身的内涵的更新扩展，更是显露出对于人类的一份责任。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意味着为人类争取一个新的前景。哲学在今天的中国显得异常艰巨，艰难却也意味着更加的丰富，人类的发展因此而有更多的可能性。
按：从1912年北京大学“哲学门”建立至今，中国现代哲学学科已经走过整整100年的历程，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和发展，哲学发挥了独特而巨大的功能和影响，也经历了远不平坦的磨练。值此新的世纪征程开启之际，我们邀请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郝立新、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以“哲学与当代中国”为主题撰文，总结历史，反思现实，希冀哲学继续为民族振兴和学术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旧邦新命与新命旧邦
王博
现代及当代中国所经历的深刻变化，在中国整个的历史上，也许只有周秦时代才能比拟。中西文明的直接碰撞，以及在这种碰撞里西方一直延续着的优势角色，对于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思想传统的民族来说是非常艰难的。而近几十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发紧密，另一方面对中国特色和中国模式的强调也更加突出，当代中国的思想纠结和身份认同呈现出异常紧张的状态。在这个时候，哲学家和哲学可以做些什么呢？
如学者熟知的，诞生在古希腊的哲学，其本意是爱智慧。智慧不是一般的知识，它是对于存在的统一性及确定性之根据的追求，因此会涉及到诸如万物的本原、知识的基础、生命的意义等根本性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理解，直接影响着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成立。中国传统里也有类似的思考，所以随着西学的引入和大学制度的建立，哲学学科也随之出现。从中国哲学的传统来看，哲学可以被描述为追求“道”的学问。当金岳霖用《论道》命名一部主要哲学著作的时候，他很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哲学的性质以及自己作为一个哲学家的责任。 冯友兰更进一步地用张载的四句教来说明这一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自应期许者也。”（《新原人》自序）天地之心就是道，生民之命在此可以获得安顿。按照张载的理解，此道体现于往圣的绝学之中，所以要继承和弘扬之。如将此道行之于世，天下之太平可致。
对儒者张载来说，道的内涵当然不是问题，那就是据说从尧舜到孔孟一直传承着的仁义礼知。他生活的时代，除了仁义礼知之外，还有佛老的虚无之论，思想世界呈现着儒释道三足鼎立的局面。三家之中，儒家和道家是老对手，佛教是外来户。与儒家“体制内”的整体优势相比，道家和佛教都被压缩至狭小的空间里。作为儒家思想的补充，佛老在差异和冲突中与儒家互补并存，共同塑造了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世界。但这种局面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思想的进入就开始被打破，现在则是彻底地被打破了。同属于外来的思想，西方文化和佛教的输入之间有着本质性的差别，佛教作为出世的智慧，不过是以“游魂”的方式进入华夏，其影响是局部的。西方文化则借助于贸易、传教、战争等“肉身”，全方位地颠覆了中国人对于传统的自信。从知识精英到黎民百姓，都不得不承认和接受另外一个更强大传统的存在，并进一步地意识到另外一个“道”的存在。自此，中国就陷入到自身和西方两个不同的道的冲突和纠结之中，这个冲突一直延续到现在，构成当代中国的最大现实。
此道和彼道之间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关系，这是二十世纪初期知识分子们普遍追问和思考的问题。它们的不同是民族的、还是时代的？如果是民族的，那不过是普遍性思想的不同形态而已，道的区别就像是人种、肤色的不同，没有优劣高下之分；但如果是时代的，则有古今新旧的区别，中国文化不过是文明的古代形态，西方之道则是其努力和进步的方向。随着人们给出的不同理解，解决的方案也就截然不同。认为是后者的，必然会导致全盘西化，或者接近全盘西化，因为西化不是西方化，而是现代化。认为是前者的，自然会主张中国本位，虽然不墨守，却也不盲从。和在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会出现的情形一样，也一定会有某种调和的态度。冯友兰在民族的和时代的模式之外提出中西之别乃是社会类型的区别，其中既包括时代的一面，也包括民族的一面。就其时代的一面来说，是需要改变的；就其民族的一面来说，则不必改变。所以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就是在民族的形式中进行内容上的改变，“旧瓶装新酒”似乎是很恰当的比喻，“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则是其典雅的表现形式。这种解决看起来比较公允和全面，但在实践的过程中应该如何把握，才能够达到既保持民族性，又不失其现代性呢？
无论如何，此道与彼道的并存和冲突已经使我们不可能局限在老传统中“为天地立心”了。已经有了一个更大的天地，有了不同的对世界、生命、价值和秩序的理解。我们离不开中国，却又不得不面对西方。如人们看到的和经历的，西方越来越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包括马克思主义。不能想象可以离开西方的视野来看中国传统，在1949年之后的几十年中，更是无法离开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的视野。作为西方价值象征的民主和科学几乎被二十世纪绝大多数的?国哲学?们所欣赏，传统思想一定要经过它们的检验才能获得其现代的意义。以新儒家思潮为例，民主和科学几乎是默认的肯定选项，儒家思想继续存在的正当性取决于它能否摆脱封建专制的阴影，并进而成为民主与科学的基础。新儒家是中西合璧的思想形态，是在接受西方价值的前提之上肯定儒家传统的意义。就这一点而言，它和宋明的新儒家面对佛教的姿态有着实质的不同。
如汤用彤“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说法所指示的，新时代的天地之心必须也只能在中西思想的融合会通中去寻找。从现代中国哲学的创造之路来看，无论是冯友兰和金岳霖的新理学，还是熊十力的新心学，都力图在中西哲学的融会贯通中展开自己的思考。张岱年曾经如此评价说：“当代中国哲学界最有名望的思想家是熊十力先生、金岳霖先生和冯友兰先生，三家学说都体现了中西哲学的融合。”张先生认为，三者的思想里中西的比重是不同的，熊十力是中九西一，金岳霖是西九中一，冯友兰的哲学体系则是中西各半，是比较完整意义上的中西结合。
经过了激烈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毁灭传统的文化大革命，以及不同形态的融合中西的思想努力，当代中国无论在面对西方思想还是传统价值时都已经平和了许多。粗暴地给这个世界安个心，或者人为地、简单地做个“心”移植手术的想法和做法被证明是失败的。没有人坚持我们必须生活在过去之中，中国人可以拥有另外的生活方式，但是也没有谁可以轻易地告别过去。和“旧邦新命”说法同样重要的，是“新命旧邦”。旧邦新命侧重在新，是立足于西方思考传统；新命旧邦更突出了旧，是立足于传统思考西方。我们在旧邦中迎接新命，但新命也必须奠基在旧邦之上。在这样的理解之下，传统思想的意义会更加突出，寻找其在当代世界的主体性就成为一个必然的方向。过去有效地支撑了传统中国，并塑造了中国人心灵和生活世界的那些核心观念，在经过了创造性转化后，或许仍然有能力回答当代中国和世界提出的问题。
冯友兰在晚年仍然讨论民族性和时代性的问题，但这个讨论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民族性不再局限于表面的东西，而具有了实质的内涵。《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一卷的总结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从中国哲学史的传统看哲学的性质及其作用，第二部分是从中国哲学的传统看世界哲学的未来。在第一部分，冯友兰立足于中国哲学的传统，特别突出了哲学在提升人之精神境界方面的作用。第二部分则突出了中国哲学相对于教条式马克思主义思想而言的独特价值。他引用张载“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的说法，阐发其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冯友兰认为，和极左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强调斗争哲学不同，中国哲学表现出了对于统一性的重视，以及对于“和”的肯定。，斗争哲学是“仇必仇到底”，中国哲学则是“仇必和而解”。作为执政党，一定要把革命党时期的斗争哲学转变为和解哲学。 在这里，冯友兰显示出了哲学家的智慧，并使中国哲学内在地具有了直接面向当代中国的意义。
这当然不是中国哲学价值的全部。儒家、道家、佛教中的那些最主要观念，如仁义礼知信、无为自然、虚空慈悲等，在西方思想的观照之下，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之中，经过了创造性解释之后，仍然有其内在的生命力。这不是回到过去，或者退缩到民族主义立场。中国思想和哲学真正主体性的建立一定是立足于当代、从传统出发拥抱世界的结果。如果缺乏价值普遍性和多元化的态度，对中国思想主体性的追求将很可能发展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进而对另外的传统表现出排斥的心态。在历史上的儒学复兴过程中，曾经出现过极端民族主义的声音，如石介的《中国论》。石介先在中国和四夷之间划了一个明确的界限：“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在他看来，中国和四夷文化不同，“其俗皆自安也，相易则乱。”但是后来佛老入中国，于是有混乱的情形发生，“闻乃有巨人名曰佛，自西来入我中国；有庞眉名曰聃，自胡来入我中国。各以其人易中国之人，以其道易中国之道，以其俗易中国之俗，以其书易中国之书，以其教易中国之教，以其居庐易中国之居庐，以其礼乐易中国之礼乐，以其文章易中国之文章，以其衣服易中国之衣服，以其饮食易中国之饮食，以其祭祀易中国之祭祀。”解决混乱状况的唯一办法便是四夷和中国的各安其位，“各人其人，各俗其俗，各教其教，各礼其礼，各衣服其衣服，各居庐其居庐，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如斯而已矣。则中国，中国也；四夷，四夷也。”
当一种文化传统面对强大的挑战时，拒绝或者封闭会是一种正常的反应。思想史学者还会把这种心态和政治与心理上的不自信联系起来，葛兆光在提到石介《中国论》的时候说：“在自我中心的天下主义遭遇挫折的时候，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开始兴起。这显示了一个很有趣的现实世界与观念世界的反差，即在民族和国家的地位日益降低的时代，民族和国家的自我意识却在日益升高，这种情况在中国思想史上可以说一直延续至今。” 在民族和文化危机的时刻，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既是凝?以图存的基础，又是闭而固??根源。宋代的新儒家学者往往都有出入佛老数十年的经历，然后反求六经得之。正是这种真正和深入的交融对话，才有一个新的思想形态的诞生。在批评和对话中，他者的长处与自身的局限才会充分地显露出来。中国哲学如果要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在当代中国和世界充分显示其价值和意义，那么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充分地对话与融合就是必不可少的。中国哲学一方面要立足和自信于自身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必须面对其他传统所呈现出来的价值和意义世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
郝立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未曾想到，他们在西欧创立的学说，后来在东方国家特别是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现已成为植根于中国土壤并对当代中国产生深刻影响的重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这一思想被称为“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等。正像这些名称所昭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辩证的、历史的和实践的唯物主义思想，立足于现实的世界或实践生活过程，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阐明了人的解放及其条件，强调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的实践品格，从而成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工具。
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并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哲学以其特有的方式关注和影响现实。哲学与政治法律思想、艺术观念、宗教观念、道德观念和各门社会科学不同，通常以较为抽象的形式来反映社会生活。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停留在对现实问题的经验描述和实证研究上，而是通过特有的科学抽象与反思来揭示现实世界中的“形而上”的东西，即内在本质或普遍规律，并向人们提供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不断与生生不息的社会实践互动并不断吸纳人类文明新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仍不愧为“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像经常被比喻为报晓的雄鸡和智慧的猫头鹰那样，既充当了当代中国社会改革与发展的理论先导和思想支撑，又对探索中国道路过程中的智慧和经验进行了总结和概括。让人记忆犹新的是，三十多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席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朴素真理犹如思想的闪电射入一度被教条遮蔽的人民园地，振聋发聩，引发了势如破竹、意义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求实精神、辩证思维和实践观念已经广为人知和普遍接受，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改革与发展的深厚的思想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被当作分析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问题的重要的方法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现实土壤和养料，并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新的时代特征和新的活力。
回答中国问题，探索中国道路，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关注的主题。中国问题是极其复杂的，中国道路的探索是极其艰难的。解决中国问题需要大智慧，探索中国道路需要新思维。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生命力，并能在中国扎根，正在于它更够围绕并回答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向问题。当代中国问题既涉及国家、民族和整体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又涉及民生、公平的制度设计问题，还涉及价值观念和信仰的精神层面等问题。中国问题的复杂性首先表现在中国社会性质的复杂性，如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但又很不完善，社会阶层分化出现，城乡差距的拉大。这些问题关乎中国未来发展的命运，备受广大民众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社会形态和世界历史的思想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定位分析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社会矛盾分析方法、人的发展和解放的学说、平等与正义的理论和价值观等，为解决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层矛盾提供了理论分析工具。对中国问题的分析和洞察有赖于哲学思维的“放大镜”和“显微镜”，同样，对中国道路的探索也深深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智慧。中国由积贫积弱的国家，选择了中国新民民主义革命道路，实现了民族独立，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思想法宝。在全球化和科技革命浪潮下，中国人不迷信教条，不盲从外国模式，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不唯书只唯实，顺应历史发展趋势。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发展是硬道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国两制”、“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等治国方略和发展理念都无不浸透着哲学智慧。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当代中国现实产生深刻影响的同时，其自身也在内容和形态上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在与中国社会实践的结合中，既有选择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批判地吸收了国外思想文化包括现代西方哲学和国外马克?主的一些成果。中国本土化了的或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获得了具有中国风格或民族特点的新形态，而且融入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成为?代?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正在出现几个重要特征。一是由以往的倚重体系意识转向更加重视或突显问题意识。体系意识关注诠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中的理论体系或构筑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这种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研究和教学是必要的。但是，“体系”的研究并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研究的全部，也非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对理论的主要诉求。中国和世界发生重大变化并提出许多亟待回答的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和应对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而非脱离现实社会的经院式或书斋式的玄学。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中关照现实，聚焦理论与实际中的问题。
二是由过去单纯关注革命和批判的“革命哲学”或单纯关注建构的“建设哲学”，转变为主张批判于建构并举的发展哲学。由于社会由革命时代向建设时代转化，哲学关注现实的重心随之会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既是批判的、变革的哲学，也是建设的、发展的哲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关注点或侧重面会有所不同，但始终具有批判性和建构性。无论是在新的社会制度取代旧社会制度的革命过程中，还是在新的社会体制取代旧的社会体制的改革过程中，无论是在经济政治的建设中，还是在思想文化的建设中，都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其科学认识、价值批判的功能。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在改革与发展中，都不断发挥着双重功能，并且在这些实践过程中得到丰富和发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理解成一种所谓“革命的哲学”而否认其科学性、建设性，或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理解成一种所谓“建设的哲学”而否认其革命性、批判性，这两种认识都是片面的。
三是由过去较多地关注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和总趋势的把握转变为对社会历史的“宏大叙事”与对日常生活的“微观分析”相结合。过去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较多地集中在“一般规律”、“基本矛盾”、“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等问题上，而对社会的日常生活、人的个体发展和精神信仰等问题的研究有所忽视或比较薄弱。随着社会生活的日趋复杂和对社会领域分析具体化要求的日益强烈，人们日益致力于把对社会的宏观把握和微观分析的结合。
四是由过去偏重科学认识转向科学认识与价值认识的统一。以往人们较多地关注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或“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这种认识的片面性正在被克服。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包含了揭示社会发展本质及规律的科学内涵，又具有反映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追求人类解放、建立美好社会、倡导人文关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或价值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适应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成为当今社会发展基本理念的哲学基础。
哲学理论发展的程度取决于人民、社会、国家需要的程度；而社会进步的水平又有赖于理论思维的深度和高度。当代中国需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需要植根于中国的实践。
当代中国哲学的双重视野与双重使命
孙向晨
作为一个文明型的大国，中国的发展绝不仅仅是GDP的增长，其文明的走向与人类发展的道路息息相关；这不是因为中国人口的巨大体量所决定的，现代性所提出来的一系列挑战，在全球范围内期待着新的智慧源泉的回应。在这个意义上，经过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历程之后，哲学正成为当代中国的迫切任务。
哲学之为philosophy，其原型来自希腊；要建构当代中国的哲学，中国文化的渊源当然不可忽视；另一方面，哲学作为一种普遍性的追求，尤其在现代，更是人类对话的理性平台。这里中西古今必定交汇在一起，形成了今天中国哲学的独特处境，梳解其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自然不是这篇文章所能完成。我们要注意的是，伴随着国人追求现代世界的过程，哲学作为一种思维的方式进入中国是在西方的路径上展开的。这就形成了西学与现代性一体两面的格局。当我们以接受普遍性原理的方式面对哲学时，背后不免夹杂着西方的内涵；于是我们进入某种困境，或者是接受现代性的格局，以高昂的姿态压制了自身传统的生活世界；或是抵御西学，以一种保守的姿态拒现代世界千里之外；西学与现代性，这一分属文化空间和历史时间的概念高度重叠在一起，形成了我们面对现代世界左右为难的态势。因此，哲学之在中国的展开，亦难免有不少弯路，或是视哲学为普遍科学，漠视其中的文明意涵，以一种普遍科学的心态加入了西学的游戏，中国的生存经验被置之不理；或是以某种中国思想的“素材”或“特殊性”来印证“普遍的哲学原理”，胡适以降的中国哲学史概莫能外。无论哪一种进路，背后都以某种自我矮化的方式来“做”中国的哲学。前者以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为甚，后者则形成了一种基本的“中国哲学”论述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中，源自中国文明智慧的独特性和超越性往往被遮蔽了，中国思想的普遍性意义得不到声张。胡塞尔曾赞誉西方思想之?人类的普遍性意义，但对于中国思想与印度思想的普遍性意义却甚表怀疑，称之为只具有“经验的人类学文明类型”的意义，胡塞尔的这一理解?至还不?黑格尔将中国思想置于世界历史意义的普遍框架内来理解。但无论是黑格尔世界精神的线性发展还是胡塞尔的理性普遍主义都漠视了人类文明的各种智慧类型对于人类现代命运的共同担当。事实上这个时代已经来临，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更直接呈现出这一共同担当的样态。时代呼唤一种哲学理解上的范式转换。
这里取“现代性”与“中国”这两个最为紧迫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的哲学。当我们面对现代性时，我们必须明白其中的西学意涵，但并不就此抹杀其对于人类的普遍意义。当我们面对西学时，需认识到这不仅仅是某种外国的学问，也是我们现代生活世界的思想支柱。哲学固然是理性的代表，有其中立、普遍的一面，但概念背后的经验却不乏文化差异。哲学在人文学科中最受文化传统的影响，即便在西方文明中，英美世界有自己的哲学传统，法语世界、德语世界亦复如此。放弃这一点，中国人无以应对哲学的挑战，就会在现代性的普遍面目下全面陷入西方思维的框架之中，而自己的存在经验却以一种格格不入的方式躁动不安。尤其当我们为奔向现代化而对传统基本采取了一种彻底否弃和批判的态度时，中国人的“生存经验”只能以一种“阻碍”的方式显现出来，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人自己的经验从现代世界的理论表述中渐趋隐没，沉到了生活世界的冰山之下。于是，中国人对于自己固有的经验和传统渐渐丧失了用现代理论语言进行表述的能力。借助于西方哲学的概念或体系来加工的“中国哲学”，只能成为一种等而下之的“哲学”，或是某某思想的“朴素”表达。一如模仿西方交响乐队的中国民乐交响乐队，可怜巴巴地模仿着西洋乐队配置，以扭曲中国乐曲自身的特点为代价，以求得民乐的现代合法性。
近代以来国人始终处在这样一种尴尬的“双重”世界之中。在公共的生活世界，采取了全盘来自西方的术语以刻画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当下”世界，另一方面我们依然是中国人，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只是中国人所特有的传统和存在经验在这套“现代”话语系统中全面失语，以一种隐然的方式潜存于其间。是时候以更为积极态度来面对我们所处的双重世界了，与其在双重世界中不自觉地扭曲自己，不如真正勇敢地面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双重视野：其一是现代性世界，这是我们当今世界所处的时代大背景，忽视此一历史处境，是难以在现代世界立足的，也是难以真正面向未来的。近代以来的中国一直在努力融入这个体系，这种追求弥足珍贵。其二是中华文明的传统。中华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与其文明基因有着深切的关联，亦有其深远的合理性。一个文明之所以有悠久的生命力，乃是因为对其自身的弱点有切实的认识，并在历史的长河中发展出克服其弱点的文化，“刚日读史柔日读经”即是一例，这是文化的自我平衡。在现代历史上，幻想着通过人为的方式脱胎换骨被证明是无比幼稚的，不可能取得成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的现代历程尤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历史已经深切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仍需在哲学上做出清晰的反思和梳理。
康德有一句话特别适合在现代来理解中国哲学的双重视野，那就是“限制知识为信仰留出空间”，不知其所以然的国人常常鹦鹉学舌，也要限制知识来学习信仰。其实，康德的伟大在于在启蒙时代他已然深切地看到科学的理性绝不是生活的全部，也难以涵盖现代生活。就生活世界而言，理性和科学效力的范围是有限的。于是他要界定知识的范围，同时为西方人的传统――基督教信仰――留出空间。对于中国人来说，前半句可与康德共享，为知识划出界限；后半句则应该有自己的理解，那就是“为传统留出空间”。为传统留出空间，正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正视自己的生存经验。我们需要有让这些传统的生存经验从冰山之下重新浮出水面的空间，这样才能使潜存于生活世界的传统经验，再度进入理论视野；中国的视野要从一直潜伏状态变成一种真正的理论视野。
深入了解两种文明传统是一项艰难的挑战，要融合其中要点打造中国人的现代文明更是一项艰巨任务。任何单一的原则和主张似乎都更加鲜明，更加简洁，更具号召力，但也是离开中国现实最远的选择。现代与中国传统的融合是现代中国人的天命，更是现代中国人无可回避的责任，任何一种偏离双重视野的做法都会被历史打回原形。彻底的西化派和彻底的保守派，尽管在历史上被无情地抛弃，但以其简单化的立场和情绪化的召唤而极易获得巨大市场，从而死灰复燃。今天的哲学必须摒弃这种简单的宗派主义，勇敢地面对其中的艰巨。面对两种传统的重负，虽是现代中国人的负担，亦是中国人较之西方人的精神财富所在。西方人经由自己的传统进入现代，而中国人不仅要懂得源自西方的现代性，还必须懂得自己的传统，才能真正应对当下的挑战，同时赢得未来的可能性。
这就涉及当代中国哲学的双重使命。其一就是要应对现代性的要求。由于现代性原发性地生成于西方，因此尽管其在西方社会的发展有其种种问题与危机，但它依然可以依靠西方的传统文化，诸如救赎宗教的传统来加以平衡和补?。但在非西方地区如何生发出一个健全的现代社会，依然是当今世界的巨大挑战。现代性的到来有其不可避免的趋势，问题是如何将其祸害降低到?低限度??方的近代历史就是各种文化充分运用自身传统来加以应对和补救现代性的历史，他们各有自己的选择。中国人也应该以自己的文明传统来应因现代性的挑战；这既不是中体西用，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诚实面对自己的“双体”世界，一种双重视野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的反思责无旁贷。
当代中国哲学还有另一更为重要的使命。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也在努力把现代性的理念嫁接到中国传统之上，比如从中国自身的传统中“坎陷”出民主与科学。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科学和民主源自西方的文化传统，在这方面我们要有宽阔的胸怀，纳人类文明的成果为己所用。当代世界的变化表明，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面对现代性自身日益突出的挑战。从中华文明的思想资源中，我们以什么来补救现代性的困境，乃至超越现代性。当年德国的知识分子曾纠缠于德国与世界的关系，因为德国低于时代发展的水平，但很快德国哲学家就以人类代言人的面目出现了。今天的中国也处于类似的境地，人类需要怎样重新理解我们的世界和生活，成为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问题，世界隐隐地期待着中国人的解答。
今天哲学的任务无疑是双重的，既要因应现代性的当下挑战，又要有超越现代性的气度，开发出新的可能性。在这样的处境之下，哲学对于我们提出的任务无疑是艰巨的，是前无古人的。当今中国哲学的双重视野和双重使命在本质上决定了今天的中国哲学必定是一种“比较哲学”。这当然不是流俗意义上的“比较哲学”，那种外在的、生硬的、机械的比较。当代中国的处境决定了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研究都必然内含着一种比较和对话的视域。当代中国要厘清生活世界中的任何一个问题，其视野都必定是中西交互的，或是现代与传统的交融。当代中国的哲学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视界融合”，这是生活世界的交融所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着西方人所没有的优势。当我们面对世界能保持开放的心态，当我们正视自己而不扭曲传统时，一种真正严肃的研究必将是一种让两种文明的根本价值置于“面对面”境地的工作，当代中国哲学也必将迎来它的新形态。但是这一工作的学术要求毫无疑问是巨大的，需要古今中外的学术积累，不是立竿见影能见效的。如果思想资源积累不足，在学术方法上训练不够，往往会形成很多东拉西扯和牵强附会的东西，这亦是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需要警惕的。
我们需要正视从中走来的历史，无惧回应当代的困境，保有悲天悯人的超越向度。今天讲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已经不单单是中华文明自身的内涵的更新扩展，更是显露出对于人类的一份责任。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意味着为人类争取一个新的前景。哲学在今天的中国显得异常艰巨，艰难却也意味着更加的丰富，人类的发展因此而有更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