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手稿》再研究：一个新的‘路线图’”讲座综述
来源：学术进展
作者：
时间：2012-11-12
“《巴黎手稿》再研究：一个新的‘路线图’”讲座综述
张梧
2012年11月9日下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在系二楼会议室举行学术讲座，丰子义教授主持，聂锦芳教授做了题为“《巴黎手稿》：一个新的‘路线图’”的主题报告，杨学功、赵家祥、王东、曾志等老师同各位同学在讲座现场就聂锦芳的报告展开热烈讨论。
聂锦芳在报告中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资本论》手稿写作的时间长达四十余年，而其旅居“巴黎时期”（从1843年10月到1845年1月）的著述是在这一漫长的思想之旅中竖立的第一块界碑。过去由于过于功利的“现实”考量，再加上原始文献资料的欠缺，使当时对马克思复杂思想的理解在全面性、客观性等方面又不同程度地打了折扣，很多地方有待完善和提高，从“文本学”角度考虑甚至仍有一些工作尚未展开。这是我们重新研究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内的整个“巴黎手稿”最基本的考虑。
聂锦芳根据写作方式的不同、思想表述的差异，把马克思巴黎时期的著述分为两类：一类是马克思对同时代人以及前人政治经济学著作的摘录和抄写，其中没有他个人观点的详尽阐发，只有寥寥数语评论或批注，我们称之为“巴黎笔记”；另一类是大量的正面阐述和思想论证，或者即便由他人的议题引发，但马克思个人的议论却占了相当大的篇幅，我们称之为“巴黎手稿”。根据上述划分，“巴黎手稿”应该包括通常被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三个笔记本”和《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简称“巴黎手稿”）。这与多年来学界流行的或者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同于“巴黎手稿”、或者把”巴黎手稿”归入“巴黎笔记”的做法是有差别的。他认为，厘清上述关系，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客观地把握当时刚刚由对“副本”的批判转向对“原本”的批判的马克思的原始思想状况、进展和走向。
在报告中，详尽地梳理和讨论了关于这一文本六个复杂的文献学问题：
一、“巴黎时期”马克思的活动和著述（法国社会状况的实地考察；与当时社会运动组织的直接接触；“思想交往”的新空间；阅读、摘录与写作）。二、“巴黎手稿”与“巴黎笔记”的关系（两种类型的著述及其划分依据；大量而广泛的摘录笔记及对经济学著作的关注；从“笔记”向“手稿”转换的轨迹）。三、“三个笔记本”与“穆勒评注”的次序（“拉宾说”：“笔记本I→‘穆勒评注’→笔记本Ⅱ→笔记本III”；陶伯特的排序：“笔记本I→笔记本II→笔记本III→‘穆勒评注’”；罗扬：“巴黎手稿”是“巴黎笔记”的组成部分；罗扬的论证所引发的思考；“马克思学”研究中困境：即孜孜于手稿细节的考证而遗忘了对思想的总体关注）。四、“原始顺序版”与“逻辑编排版”的差异（MEGA2中两种编排版本总体对比；笔记本Ⅰ：五个创作阶段的呈现；笔记本Ⅱ：残存文本的原本面貌；笔记本Ⅲ：9个编辑文本简介；两种不同的编排是否影响对手稿思想的理解和阐释）。五、“三个笔记本”中笔记本Ⅱ内容探佚（笔记本Ⅱ最后一页上的提纲；笔记本Ⅱ留存下来的其他部分的论述；笔记本Ⅲ上的三段补充；笔记本Ⅲ的[增补]；笔记本Ⅱ内容复原）。六、笔记本Ⅲ中为什么要插入《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节（手稿五分之二的篇幅；不是独立的部分；谈异化劳动为什么一定要牵扯到黑格尔哲学及其体系；“必须从黑格尔的《现象学》即从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开始；“在异化这个规定之内”“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的环节”）
随后聂锦芳对《巴黎手稿》进行内容释读，他将手稿内容分成为“异化问题的引入—异化的表现—异化的根源—异化的扬弃—异化观的变革”五部分，从而在思想内容上疏通了三个笔记本与“穆勒评注”之间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聂锦芳认为，“巴黎手稿”中以下问题值得特别关注：1．外化、对象性与异化；2．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3．人的存在：类、社会与个体；4．“现实的人”：本质与现实。上述思想可以说是马克思哲学最重要的方面，也是马克思一生思考的主题，在以后漫长的思想创造过程中，对这些问题具体内涵的理解和阐释可能有反思、变化甚至修正；但这些主题被“巴黎手稿”提出、阐发或揭示出来了，这是其不朽的贡献，昭示着它所达到的思想史高度。最后，聂锦芳简单总结了《巴黎手稿》的历史定位问题，其中包括《巴黎手稿》与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与《资本论》创作、与20世纪资本批判的关系问题。
对于上述报告，杨学功教授进行了点评。在点评中他回顾了国内学界针对手稿所引发的争论，认为，聂教授的文本学方法是研究手稿的路径之一，在聂教授的文本学研究中不仅有文献学的考证，也有思想内容上的解读，这说明文献研究和思想研究之间可以形成合作，在此基础上围绕手稿解读的分歧就会逐渐缩小。杨学功教授指出，聂教授在报告中所勾勒的马克思从“副本”批判转向“原本”批判的历程，有助于我们今天思考“新型哲学形态?以可能”的问题。杨学功教授期待聂锦芳教授能够在报告中更多地介绍他对《巴黎手稿》的思想解读。最后，杨学功教授向聂锦芳教授提问，文献学研究所标榜的“客观而全面”的研究何以可能。杨学功教授在点评中特意指出，学术争论是学术研究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他希望师生都能以健康的心态对待正常的学术争论和观点分歧，参与讨论，宽容对待，从而生产出富有意义的学术成果，推动学术不断进步。
随后，参与论坛的师生对聂锦芳教授的主题报告展开了热烈讨论。赵家祥教授指出，要合理地定位手稿的地位，必须要解决方法论问题，对此赵家祥教授提出“七步法”：第一，要从马克思思想形成发展的全过程来评价手稿的历史地位。第二，要从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上来评价手稿的历史地位。第三，要从如何理解人与社会关系上来评价手稿的历史地位。第四，要从全面认识《手稿》的出发点出发来评价手稿的历史地位。第五，要从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中来评价手稿的历史地位。第六，要从全面认识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中来评价手稿的历史地位。第七，要从马克思基本形成的著作中来评价手稿的历史地位。总的来看，手稿仍旧是马克思思想形成中的著作。
王东教授对于手稿的地位问题也表达了他的不同观点。他认为，手稿是马克思新哲学的出发点和起点。他指出，手稿中有关异化论的分析已经蕴含了马克思日后呈现的实践观的要点，异化论可以归结为新型实践观。据此，王东教授断定手稿是马克思新哲学的起点。
其他师生还围绕手稿中“理想的人”与“现实的人”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最后，聂锦芳教授对于杨学功教授的点评和其他老师同学的讨论进行了简短的回应。整个论坛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正如杨学功教授在点评中所说的那样，热烈的学术争论是学术研究中的正常现象，不同的观点分歧是推动学术进步的动力所在。本次马哲论坛正体现了这种健康学风和学术氛围。马哲专业的师生们认为，为了推动学术研究和争鸣，今后应当长期坚持办好这个论坛。
张梧
2012年11月9日下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在系二楼会议室举行学术讲座，丰子义教授主持，聂锦芳教授做了题为“《巴黎手稿》：一个新的‘路线图’”的主题报告，杨学功、赵家祥、王东、曾志等老师同各位同学在讲座现场就聂锦芳的报告展开热烈讨论。
聂锦芳在报告中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资本论》手稿写作的时间长达四十余年，而其旅居“巴黎时期”（从1843年10月到1845年1月）的著述是在这一漫长的思想之旅中竖立的第一块界碑。过去由于过于功利的“现实”考量，再加上原始文献资料的欠缺，使当时对马克思复杂思想的理解在全面性、客观性等方面又不同程度地打了折扣，很多地方有待完善和提高，从“文本学”角度考虑甚至仍有一些工作尚未展开。这是我们重新研究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内的整个“巴黎手稿”最基本的考虑。
聂锦芳根据写作方式的不同、思想表述的差异，把马克思巴黎时期的著述分为两类：一类是马克思对同时代人以及前人政治经济学著作的摘录和抄写，其中没有他个人观点的详尽阐发，只有寥寥数语评论或批注，我们称之为“巴黎笔记”；另一类是大量的正面阐述和思想论证，或者即便由他人的议题引发，但马克思个人的议论却占了相当大的篇幅，我们称之为“巴黎手稿”。根据上述划分，“巴黎手稿”应该包括通常被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三个笔记本”和《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简称“巴黎手稿”）。这与多年来学界流行的或者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同于“巴黎手稿”、或者把”巴黎手稿”归入“巴黎笔记”的做法是有差别的。他认为，厘清上述关系，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客观地把握当时刚刚由对“副本”的批判转向对“原本”的批判的马克思的原始思想状况、进展和走向。
在报告中，详尽地梳理和讨论了关于这一文本六个复杂的文献学问题：
一、“巴黎时期”马克思的活动和著述（法国社会状况的实地考察；与当时社会运动组织的直接接触；“思想交往”的新空间；阅读、摘录与写作）。二、“巴黎手稿”与“巴黎笔记”的关系（两种类型的著述及其划分依据；大量而广泛的摘录笔记及对经济学著作的关注；从“笔记”向“手稿”转换的轨迹）。三、“三个笔记本”与“穆勒评注”的次序（“拉宾说”：“笔记本I→‘穆勒评注’→笔记本Ⅱ→笔记本III”；陶伯特的排序：“笔记本I→笔记本II→笔记本III→‘穆勒评注’”；罗扬：“巴黎手稿”是“巴黎笔记”的组成部分；罗扬的论证所引发的思考；“马克思学”研究中困境：即孜孜于手稿细节的考证而遗忘了对思想的总体关注）。四、“原始顺序版”与“逻辑编排版”的差异（MEGA2中两种编排版本总体对比；笔记本Ⅰ：五个创作阶段的呈现；笔记本Ⅱ：残存文本的原本面貌；笔记本Ⅲ：9个编辑文本简介；两种不同的编排是否影响对手稿思想的理解和阐释）。五、“三个笔记本”中笔记本Ⅱ内容探佚（笔记本Ⅱ最后一页上的提纲；笔记本Ⅱ留存下来的其他部分的论述；笔记本Ⅲ上的三段补充；笔记本Ⅲ的[增补]；笔记本Ⅱ内容复原）。六、笔记本Ⅲ中为什么要插入《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节（手稿五分之二的篇幅；不是独立的部分；谈异化劳动为什么一定要牵扯到黑格尔哲学及其体系；“必须从黑格尔的《现象学》即从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开始；“在异化这个规定之内”“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的环节”）
随后聂锦芳对《巴黎手稿》进行内容释读，他将手稿内容分成为“异化问题的引入—异化的表现—异化的根源—异化的扬弃—异化观的变革”五部分，从而在思想内容上疏通了三个笔记本与“穆勒评注”之间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聂锦芳认为，“巴黎手稿”中以下问题值得特别关注：1．外化、对象性与异化；2．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3．人的存在：类、社会与个体；4．“现实的人”：本质与现实。上述思想可以说是马克思哲学最重要的方面，也是马克思一生思考的主题，在以后漫长的思想创造过程中，对这些问题具体内涵的理解和阐释可能有反思、变化甚至修正；但这些主题被“巴黎手稿”提出、阐发或揭示出来了，这是其不朽的贡献，昭示着它所达到的思想史高度。最后，聂锦芳简单总结了《巴黎手稿》的历史定位问题，其中包括《巴黎手稿》与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与《资本论》创作、与20世纪资本批判的关系问题。
对于上述报告，杨学功教授进行了点评。在点评中他回顾了国内学界针对手稿所引发的争论，认为，聂教授的文本学方法是研究手稿的路径之一，在聂教授的文本学研究中不仅有文献学的考证，也有思想内容上的解读，这说明文献研究和思想研究之间可以形成合作，在此基础上围绕手稿解读的分歧就会逐渐缩小。杨学功教授指出，聂教授在报告中所勾勒的马克思从“副本”批判转向“原本”批判的历程，有助于我们今天思考“新型哲学形态?以可能”的问题。杨学功教授期待聂锦芳教授能够在报告中更多地介绍他对《巴黎手稿》的思想解读。最后，杨学功教授向聂锦芳教授提问，文献学研究所标榜的“客观而全面”的研究何以可能。杨学功教授在点评中特意指出，学术争论是学术研究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他希望师生都能以健康的心态对待正常的学术争论和观点分歧，参与讨论，宽容对待，从而生产出富有意义的学术成果，推动学术不断进步。
随后，参与论坛的师生对聂锦芳教授的主题报告展开了热烈讨论。赵家祥教授指出，要合理地定位手稿的地位，必须要解决方法论问题，对此赵家祥教授提出“七步法”：第一，要从马克思思想形成发展的全过程来评价手稿的历史地位。第二，要从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上来评价手稿的历史地位。第三，要从如何理解人与社会关系上来评价手稿的历史地位。第四，要从全面认识《手稿》的出发点出发来评价手稿的历史地位。第五，要从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中来评价手稿的历史地位。第六，要从全面认识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中来评价手稿的历史地位。第七，要从马克思基本形成的著作中来评价手稿的历史地位。总的来看，手稿仍旧是马克思思想形成中的著作。
王东教授对于手稿的地位问题也表达了他的不同观点。他认为，手稿是马克思新哲学的出发点和起点。他指出，手稿中有关异化论的分析已经蕴含了马克思日后呈现的实践观的要点，异化论可以归结为新型实践观。据此，王东教授断定手稿是马克思新哲学的起点。
其他师生还围绕手稿中“理想的人”与“现实的人”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最后，聂锦芳教授对于杨学功教授的点评和其他老师同学的讨论进行了简短的回应。整个论坛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正如杨学功教授在点评中所说的那样，热烈的学术争论是学术研究中的正常现象，不同的观点分歧是推动学术进步的动力所在。本次马哲论坛正体现了这种健康学风和学术氛围。马哲专业的师生们认为，为了推动学术研究和争鸣，今后应当长期坚持办好这个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