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4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第59次“马哲论坛”在人文学苑3号楼109会议室成功举行。这次论坛开创了新的形式，邀请北京大学哲学系马哲专业13级四位即将毕业的博士生，围绕他们的博士论文做主题报告。教研室老师、访问学者及全体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参加了论坛。论坛由杨学功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王嘉以《“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主题做了精彩的专题报告。报告从“为什么要研究《1861-1863年手稿》”、“1857-1863年间关于‘资本一般’的系列文本”、“古典经济学的困境与马克思的求索”、“‘ 资本一般’与《资本论》的整体结构”四个部分展开。王嘉首先指出，新出版的《资本论》及其手稿的MEGA2文献和学术资料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而且未能将《资本论》及其手稿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特别是忽视了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关键环节的地位。接着，王嘉细致地梳理了《1861-1863年手稿》的写作过程和《1861-1863年手稿》中“资本一般”理论的完成过程，并指出1849年在经济学领域的两场关于工人地位和货币数量的争论以及古典学派为“资本一般”理论提供了现实和理论的背景。随后，王嘉分析了古典经济学与道德哲学的理论困境，同时区分了广义“资本一般”理论和狭义“资本一般”理论。王嘉认为，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的财富形式，表现为现实中拥有价值的物，即商品、货币和资本。财富形式的特性也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特性。马克思通过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将财富的价值形式从作为物的商品、货币和资本上剥离出来，“资本一般”也就是各种财富形式的共相。基于“资本一般”，王嘉指出，个体只能以私人利益为目标，因为价值是资产阶级财富的真正形式，无产阶级的劳动是为了获取作为工资的价值，资产阶级的活动是为了获得作为利润的价值，它们都是资产阶级经济形式下的特有现象，而不是自然现象。价值要成为财富一般形式的前提是雇佣劳动制度，因此交换普遍化和工人被剥削是同一种关系的两个方面，交换的普遍实现过程同时必然是无产阶级被不断创造出来的过程，利润率下降、社会成本降低和生产资料集中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结果。利润降为零也就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资料的集中程度都已经达到了极限，那时资本将会扬弃自身并成为新社会的物质基础，在新的社会中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的矛盾将被彻底消解。最后，基于上述分析，王嘉对《资本论》未完成部分的结构和内容进行了探讨。
          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任劭婷做了题为《自由主义的批判与超越：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报告。任劭婷用流畅清新的语言，以“贫困（Poverty）”问题为切入点，分别从什么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传统中的贫困问题、黑格尔对自由主义的批评、马克思思想的逻辑变革四个方面进行阐释。首先，任劭婷从自由主义传统的历史变迁、内在分裂阐释了什么是自由主义，以及自由主义如何看待贫困问题。接着，任劭婷分析了黑格尔对自由主义传统中贫困问题的批判，即从“贫民”的讨论转向了“贱民”的讨论。有鉴于市民社会是偶然性活跃的基地，黑格尔认为，贫困就其客观方面而言，可能是由于任何“偶然的、自然界的、和外部关系中的各种情况”而产生的，而就其主观方面而言，则是由于“一切种类的匮乏”。通过分析黑格尔关于贱民以及国家的讨论，任劭婷指出，贱民在黑格尔的体系中的存在造成了双重“不法（Wrong）”：一方面，贱民的存在对其他阶级构成了不法；另一方面，贱民的存在本身正是一种“不法”。与自由主义的排除条款相比，黑格尔显然更加强调了极端的物质不平等势必会导致自由的丧失。黑格尔在紧急避难权的讨论中，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口号，而是昭示了生命权优先于财产权的思想。由此，任劭婷认为，由黑格尔揭示的贱民所遭受的“绝对不法”，势必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成为贱民“革命权利”合法性论证的先声，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理论勾连已经呼之欲出了。接下来，任劭婷指出，黑格尔和马克思在这个意义上的对话展开了两个重要问题：在现代社会中，哪些人被排除在了自由与财产之外? 通过何种方案能够使现代人的自由成为可能? 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分析，任劭婷得出结论，黑格尔与马克思对现代社会中普遍的“人（从Mensch到Person）”的概念名实难副的状况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黑格尔求助于现代国家，求助于政治手段来保障“形式的自由”；马克思则看到，政治手段在其最好的状况下所能保证的也仅仅是劳动者出卖自己劳动能力的自由，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这种“形式的自由”不过是“被剥削”的自由。因此，马克思将研究兴趣从现代国家转向了市民社会，这种视域转换意味着市民社会?问题最终只能由市民社会本身来解决，标示着马克思力图以“实际自由”——“免于贫困的自由”超越“形式自由”新思路的开启。
        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董彪就《微观视域中的资本权力研究》为题做了精彩的报告。董彪博士分别从选题缘由、论文思路、结论三个方面对微观视域中的资本权力研究进行了讨论。董彪认为，马克思曾指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统治一切的经济社会权力。对资本的这种权力的研究包括宏观和微观两种方式。目前，学术界对资本权力的研究主要是宏观研究。所谓微观视域中的资本权力研究，就是要在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总体框架下，重思资本的权力本性，分析资本权力的微观运行机制，凸显资本的微观权力和权力经济学，揭示资本对人的生存发展和生活世界的细微性、隐蔽性操控。接着，董彪从以下四点进行了论述。一是从资本的内在本质出发，揭示资本的权力本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的本质不是物（Dinge），而是通过物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资本不仅是以价值增殖为核心的经济性关系，更是资产阶级支配和形塑现代世界的政治性关系。因此，所谓资本权力，不是将“资本”与“权力”拆分并置而是从资本的内在本质出发，指出资本本身也是一种有意志的力量关系，即权力。二是从资本的增殖机制出发，揭示资本权力运行的微观机制。资本权力的微观机制以及资本的微观权力是在资本的自我形成、自我增殖、自我实现的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三是从资本的扩张机制出发，揭示资本权力对日常生活的微观操控。随着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诸环节循环迭加，资本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社会权力都获得了增殖，并由此构成了一个开放的螺旋上升式结构。伴随这个螺旋上升结构的运动，整个日常生活被卷入其中接受资本的吸纳。资本权力对日常生活进行吸纳是资本权力的扩张形态，其结果是导致了日常生活的抽象化、理性化和拜物教化。四是从资本的自我界限出发，揭示资本微观权力的超越路径。对于资本权力的微观化，西方众多有识之士都有清楚的认识并提出深刻的批判，力图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状。但是，要真正改变资本权力的微观化，固然需要依靠生产中特别是日常生活中的异质性话语和边缘性力量，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改变这种资本微观统治的基础，在生产方式的变革中重建新的主体，将资本的权力还给人民，从而为“联合的个人”共同支配经济社会权力创造条件。
        本次论坛的最后一个主题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袁蓓就《什么是巴迪欧视域中的“主体”？》做报告。袁蓓非常流畅地从巴迪欧主体理论产生的语境、巴迪欧视域中的主体、巴迪欧主体理论的现实意义等方面进行阐述。首先，袁蓓认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谱系中，主体问题不仅与马克思思想中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相符合，而且构成其叙事的一个理论落脚点。接着，袁蓓指出，如何在结构主义之后重新讨论主体是当代西方左翼激进理论的重要问题。巴迪欧在结构的基础上重新确证主体地位和作用，对主体的理解取决于对结构的理解；结构中有诸多“事件点（Evental site）”，从中生成颠覆结构整体的力量，即“事件（incident）”。主体就是当一个事件爆发后，探寻事件踪迹、对事件命名并忠诚于事件的一系列程序。同时，袁蓓分析指出，巴迪欧视域中的“主体”不是“实体（substance）”，不是传统形而上学先天自明的概念，而是主体生成的过程。主体都是建构出来的。最后，袁蓓认为，巴迪欧主体理论对当代法国社会现实问题，比如穆斯林移民、难民潮和恐怖主义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报告结束后，在场的老师和同学们就相关问题同报告人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互动。丰子义教授对此次论坛做了深刻的总结和点评。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2015级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