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0日下午14:00—17:00，第71次“马哲论坛”在人文学苑3号楼B114会议室顺利举行。应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邀请，英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欧洲社会学协会荣誉会员、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名誉研究员大卫·莱恩教授(David Lane)在本次论坛上做了题为“构建社会主义：从‘科学的’到‘积极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报告。教研室老师、访问学者、博士后、博士及硕士研究生参加了本次论坛。论坛由张梧助理教授主持，博士研究生邓佳翻译。
        首先，大卫·莱恩教授区分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积极的”马克思主义。大卫·莱恩教授认为，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的二元性，一方面，他肯定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类的自由解放；另一方面，他指出现代资本主义在促进人类解放的同时实行经济剥削。马克思的追随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由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构成：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学分析和阶级革命的政治学。前两个部分的结合构成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并产生了类似定律的趋势，即资本主义所内含的结构性矛盾将不可避免的导致新社会的到来。第三个部分则对应“积极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结构性的社会科学解释，“积极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到在革命性变革的过程中，人类行动和政治实践的必要性，并指向为实现没有经济剥削的人类解放事业而进行的政治革命。而在政治革命的过程中，20世纪马克思的追随者增加了马克思主义第四个组成部分，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合法化，而这一部分证实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作为一种社会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与达尔文自然进化论相平行的历史发展框架，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兼具“科学”面向和“实践”面向，认为人类干预是历史进步的必要条件，使得马克思主义超越了达尔文范式的自发性。大卫·莱恩教授认为人们必须区分作为探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社会分析方法的“科学的”马克思遗产和“积极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实践，并认识到人类实践在发展进程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其次，大卫·莱恩教授进一步明晰了作为政治实践的“积极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大卫·莱恩教授认为“积极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向社会主义的人类实践。他认为，社会主义既有文明诉求也有阶级诉求，社会主义既要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促成现代解放，又承诺在相互关系和人类合作原则基础上哺育一种没有经济剥削的文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在心理层面上，人类潜力得以发挥；在经济层面上，经济服务于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益；在政治层面上，真正的参与式民主得以推进。大卫·莱恩教授认为在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矛盾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转向正在经历早期工业化的国家，而正是在帝国主义的附属领土上，这些社会并没有自发地向新的生产方式转变，而是受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启发爆发了革命，如果没有有意识的政治行动，伴随国家危机的将会是崩溃和衰退，而只有通过政治实践，革命才会成功，新的生产方式才会被引入。政治运动打破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结构，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竞争性市场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历史纪元。在这些社会中，一方面，促进现代化过程并限制私人经济剥削的制度建构，在某种意义上验证了“积极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就像启蒙运动同时伴随奴隶制和殖民统治一样，这些社会也同样伴随着诸如人类解放和其他倒退性特征并存的评估争议。但在大卫?莱恩教授看来，政治实践能够打破资本主义链条，且其评价标准关键在于：是否促进人类解放并打破实行经济剥削的社会关系。
        再次，大卫·莱恩教授介绍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变革，并对欧洲社会主义社会的经验进行重点阐述。大卫?莱恩教授指出，“积极的”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置于马克思未曾预料到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之下，这使得“积极的”马克思主义必须适应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自马克思逝世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六个重大的结构性变革：即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及其信息交互形式在技术层面的变化、经济危机的本质、伴随着生产企业的全球布展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地域扩张、已经转变的阶级结构、政治机构在管理经济调控中的作用、以及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验。这些发展极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运作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并对政治对立可能采取的形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大卫?莱恩教授看来，它们并没有推翻马克思所描述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一种用以理解人类历史的有争议但极深刻的方法。随后，大卫?莱恩教授结合他本人的研究成果，对现代社会的最后一个结构性变革——即实行计划经济的欧洲社会主义社会的经验，重点展开了介绍。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以计划经济的形式追求经济和社会的调和。国家计划的目标是要形成投资、消费、收入分配和就业的连贯模式，其能够全面权衡不同发展方案利弊，提供了市场竞争和私人剥削的替代方案。一方面，苏联的计划体制在实现快速工业化、充分就业、全面教育、医疗保健、妇女地位的改等方面取得了成功，在这个层面上苏联计划模式通过引入社会主义经济形态证明了“积极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苏联的计划体制也伴随诸多争议，比如“积极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消除社会歧视，官僚主义统治强化了国家官僚机构的不正当利益等等。之后，伴随着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欧洲主义国家通过市场解决市场弊端或试图通过市场强化计划，但却最终倒退回资本主义。大卫?莱恩教授认为，欧洲社会主义的失败，一方面说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不足以有效支撑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显示了“积极的”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说明它有可能失败。对此，我们要汲取教训，并正面应对：在技术层面，我们要积极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改进计划的方式；在制度层面，计划手段的引入是一种历史进步，“积极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应该坚持更多的计划和更少的市场。
        最后，大卫?莱恩教授与来自校内外的与会师生展开热烈的讨论，并在思想的碰撞中深化了报告主旨，将本次论坛推向高潮。其一，大卫?莱恩教授认为就社会阶级结构转变问题而言，政治团体在现代社会运作中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国际影响就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结构，虽然主权国家依然是国际交往的主体力量，但伴随着国际组织的出现，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和冲突都将变得更加复杂。同时，机器的运用将削弱工人的自我意识，而产业工人的世界性转移，使得跨区域局势下无产阶级的碎片化问题愈发凸显，在此情况下，欧洲国家政党不再强调社会革命，而是继续强调改良主张；其二，就剥削问题而言，大卫?莱恩教授认为，我们不能混淆剥削与压榨，社会剩余价值必然由特定阶级所掌握，但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中实际上并不存在剥削，因为由国家所掌握的社会资源既未成为私人财产，也不用于私人领域，而是用于社会再生产，因此大卫?莱恩教授认为，在实行更多的计划和更少的市场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能够通过社会实践逐渐消除剥削现象；其三，大卫?莱恩教授认为“积极的”马克思主义必须面对两大挑战，一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二是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其中，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内含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一方面，计划是为了更好地满足需要，因此计划经济必须对大量的市场数据进行计划和调控，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得我们有可能不再需要通过依赖市场的方式对计划系统进行有效处理，从而在更少的市场的情况下，规避计划弊端，发挥计划优势；但另一方面，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得机器运用将大量取代个体劳动，从而增强了生产过程中的人的可替代性。由于资本逐利的本性，这一现象将会使得现代企业为缩减成本而雇佣更少的工人，并将可能导致更大范围的工人失业。与此同时，缺乏劳动力的经济过程也便意味着榨取剩余价值对象的缺失，这就陷入了一种资本主义的悖论之中。对此，大卫?莱恩教授认为市场无法自发解决以上问题，解决之道在于计划，在于“积极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行动和政治实践。最后，张梧助理教授再次表达了对大卫?莱恩教授的欢迎和感谢，本次报告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北京大学哲学系2015级博士研究生　张茂钰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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