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8月13日全体大会、专题会议、捐赠讲座简讯

本届世哲会的第一场全体大会与8月13日下午2点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主题为“精神”。主讲人是德国波茨坦大学的施耐德（Hans-Julius Schneider）教授和美国波士顿大学哲学教授卡尔尼（Richard Kearney）教授。两位主讲人都在更加广阔的时代背景中来讨论“精神”这一主题。

施耐德教授指出在恐怖主义肆虐的当代，不同文化和宗教之间的冲突已经成为了一个显著的现象。施耐德认为，面对宗教冲突，我们既要避免“帝国主义式的民族中心主义”，也要避免“冷漠式的相对主义”。为了避免极端的民族中心主义，我们需要使用一个更为中性的概念来界定何为宗教。“精神”这个概念能够满足这一需要。施耐德认为，不同的宗教对于人类生存的精神维度都具有着相似的功能。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功能上的相似性来界定何为宗教。为了避免极端的相对主义，施耐德借助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中关于伦理、宗教命题的意义的讨论论证了宗教中所阐述的那些价值和观点能够严肃表述我们自身的存在问题和存在渴望，因而值得被认真对待。此外，如果不同宗教在人类生活的精神维度共享着相似的功能，那么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互理解就仍然是可能的。

卡尔尼教授则以另一种方式进行发问：在一个上帝已死、宗教终结的祛魅后的世界中，我们应该如何思考“精神”和“神”？在卡尔尼看来，经历了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以及各种现代批评之后，我们所面对的处境既不是有神论的延续，也不应该被简化为无神论，而是“后神论”（anatheism）。在希腊语中，anatheism意味着ana-theos，即在神之后。卡尔尼用“后神论”这一概念来刻画一种“在神死之后思考神的方式”。后神论并非有神论和无神论的某种辩证综合，而是向着有神论与无神论分裂之前的处境回归。宗教的终结将我们带回了一个更加原初的处境。我们不再有制度性宗教所给出既定的答案，但也并非因此就摆脱了所有信仰的束缚。相反，我们得以返回那久已被遗忘的“面向神秘的极端开放”。我们因而面临着和亚伯拉罕、雅各等人相似的赌局：一个面对陌生的他者说“是”的赌局。在卡尔尼看来，这种赌局是“所有伟大智慧传统的初始时刻”。

    全体大会结束之后，紧接着又举行了以“仁、团契、爱、心”为主题的专题会议。在这场专题会议的主讲人是维也纳大学的帕克斯（Graham Parkes）教授、山东大学的张祥龙教授、南非大学的拉莫斯（Mogobe Ramose）教授和波士顿大学的斯威尼（Eileen Sweeney）教授。


拉莫斯教授和帕克斯教授的演讲都围绕着儒家哲学中“仁”的观念和非洲哲学中“乌班图”的观念进行讨论。拉莫斯认为，“仁”和“乌班图”的观念具有相似性，都要求我们将爱推及到他人身上，能够帮助我们消除隔阂与岐视。而帕克斯教授则认为它们仍然是某种“人类中心主义”。为了人类自身的繁荣，我们需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去关注那些人类之外的生物，甚至那些“无生命的”物理存在物。笛卡尔主义的身心二元论等哲学传统认为物理世界是死气沉沉、毫无生机的，这使得我们无法对“无生命之物”给予关注与呵护。然而，我们有许多其他替代的思想资源。例如，中国哲学中“一气化万物”的想法，佛教中万物皆有佛性的想法等等。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思想中对“万物一体”的强调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

张祥龙教授在其题为《亲亲、爱的秩序与共同体――儒家与舍勒的共通与分歧》的演讲中则试图从哲学的层面来展示儒家所一再强调的从“亲亲”到“仁民”，从“一家”到“一国”的价值迁移是如何可能的，以及这种迁移的性?是什么。张祥龙教授首先借用了舍勒现象学中关于价值先天性的论述来论证价值迁移的可能性。价值的先天性意味着价值并不被经验对象所决定，相反，人与他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以价值为先天的，它引导着对客体的感知。价值具有着“流溢性”和“自行性”，能够具有向他人流淌的倾向，因而“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也就能够得到初步辩护。然而，舍勒现象学与儒家哲学也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两者关于共同体的理论上。舍勒认为存在着两类共同体：生命共同体和人格共同体。家庭属于前者而教会属于后者。舍勒认为，以家庭为代表的生命共同体既没有个体人格也没有总体人格。张祥龙通过对《孝经》、《大学》以及孝亲经验的分析回应了舍勒对家庭的批评。此外，张祥龙还指出，家庭扎根于亲亲之爱，而教会扎根于人与上帝的圣爱。亲爱优于圣爱，因为它能够被明见性地直接体验到，因而也更少欺罔。

斯威尼教授则展示了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们关于爱与激情的讨论。对上帝的欲求以及与上帝的合一始终占据着中世纪思想家的心灵。这种对神圣的欲望与合一的持续关注导致了两个后果。首先，对人与上帝的关系的强调渗透到人与人的关系之中。这使得关系对于人之为人来说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其次，由于上帝绝对超越于人的理解，情感而非认知被认为是与上帝合一的唯一方式。相对于自足性、主动性，接受性、被动性的重要性在某些方面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斯威尼最后强调，中世纪关于爱与激情的讨论不仅仅是西方现代浪漫之爱的理想的源头，而且还为我们反思当下“狭隘的”浪漫之爱的理想提供了一个视角。

捐赠讲座－西蒙娜·德·波伏娃讲座（Simone de Beauvoir Lecture）

本次世界哲学大会的第一场捐赠讲座西蒙娜·德·波伏娃讲座（Simone de Beauvoir Lecture）于8月13日晚上六点半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本次讲座是第一届西蒙娜·德·波伏娃讲座，由著名的美国哲学家、性别理论家巴特勒（Judith Butler）主讲。巴特勒演讲的主题是《翻译中的性别/超越单语主义》。她提醒我们注意“性别”这一语词的翻译问题：不存在脱离翻译的性别。对这一事实的正视就要求我们超越单义主义的局限。

巴特勒的演讲从讲座的命名人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著名断言开始：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这一段言激励着后来的女性主义者在性（sex）与性别（gender）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性被认为是生物学事实，而性别则是这个事实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所具有的社会、文化意义。对于这一区分，巴特勒提醒我们要注意两点：第一，即便性是一个事实，它也不能脱离语言的建构。“性在语言中被建构为一个事实”。因而，性与性别并不能完全剥离。第二，“性别”是一个外来的语词，尤其对那些非英语的语言来说。因而，对性别的谈论总是涉及到翻译的问题。

由于“性别”的外来性，当它进入到其他语言中时，总面临着翻译问题。一些人认为对于这个语词的引入会挑战他们的语言自身的句法结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对“性别”的引入会同时引入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社会、文化实践。出于这些理由，人们常常拒绝引入“性别”这一概念或符号。然而，与之对照，当英美的学者在讨论性别议题时，他们却很少考虑翻译的问题。他们倾向于直接将他们的理论普遍化，仿佛“性别”这个词不会会面临着不可翻译的问题。

巴特勒指出，上述两种实践都预设了某种单语主义（monolingualism）。德里达如此描述单语主义的信念：“一个人不仅以某种语言为家而栖居，而且通过那种语言所获得的意义是独特的，他只能通过这种语言来获得并交流事物的意义”。根据这种想法，某种特定的语言构成了一个人的本质和他栖居于世的方式。巴特勒认为，单语主义一方面会使我们拒绝翻译，另一方面又会使我们认为我们所说的东西具有直接的普遍性。然而，德里达指出，这种单语主义并无根据。语言有自己的生命，它总是超出任何个别的使用者。它在任何特定的使用者使用它之前就已经存在并按照特定的方式被使用。因而，人不能够拥有任何一种语言。语言对于一个人来说总是外来的。

基于德里达对单语主义的批评，巴特勒指出：我们一方面不再有理由抵抗翻译，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抛弃对于直接普遍性的天真想法，正视跨语言中所面临的不可翻译性问题。

事实上，这正是“性别”这个语词所面临的处境。巴特勒通过大量的例子展示了“性别”在进入其他语言时所面临的翻译上的困难以及所遭遇的重新诠释。不但如此，“性别”?于英语自身甚至也是“外来”的。它自从40年代被?国性学家引入英语之后其意义和功能就一直在发生变化。正如巴特勒所强调的：“在任何语言中，性别总是作为一个艰难翻译的结果而出现。作为翻译的结果，它在任何语言中都不意味着相同的东西”，“我们中那些想锤炼这个词的确切意义的人，将会惊讶于其在公共领域的挪用和翻译”。

面对性别在跨语言时所面临的复杂、困难处境，我们应该认识到没有任何一种语言具有排他性的权力去声称只有自己这种语言才能够正确谈论性别。每种谈论性别的方式实际上都有偶然性。而巴特勒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抛弃单语主义的信念并正视跨语言中的不可翻译性，那么“我们应该努力实现这样一个世界，一个对现存的多种性别关系、多种关于性别的语言以及多种在性别化的现实中生活的方式都更加宜居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