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0日下午14:00—17:00，第64次“马哲论坛”在人文学苑3号楼109会议室举办。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徐春教授做题为“唯物史观视域下的生态文明”报告。教研室老师、访问学者、博士后、博士及硕士研究生参与了论坛。论坛由聂锦芳教授主持。
徐春教授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做环境哲学方面的研究，当时哲学界对于环境哲学这一领域还未普遍重视。然而随着近年来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生态文明也被政府提高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在此背景下，环境哲学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关注。那么我们对于生态文明该如何理解？其在人类文明中处于何种位置？对于中国社会又有何启示？徐春教授的报告逐一回答了这些问题。
徐春教授的报告分为以下三个部分：一、自然地理环境对文明起源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二、自然史和人类史彼此制约的人类文明进程；三、生态文明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
在第一部分中，徐春教授首先引入了以往思想家们对于自然地理环境的论述，主要集中于孟德斯鸠、黑格尔和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思想。孟德斯鸠曾专门论述土地肥沃与贫瘠对政治法律制度和民族性格的影响。“土地肥沃的国家易于一人执政，土地贫瘠的国家易于多人执政。”孟德斯鸠还看到，法律与各民族的谋生方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各民族的谋生方式无疑又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从事商贸和航海的民族的法典范围要大于农业民族的法典范围，而后者又大于畜牧民族的法典范围，畜牧民族的法典范围又大于狩猎民族的法典范围。
黑格尔把地理环境看成是人类历史的自然基础，认为民族的精神与原则体现在具体的自然地理条件中。黑格尔区分了三种主要地理类型：高原，平原与沿海地区。他认为，平原地区是文明中心，但却没有发展出来独立性，精神与意识尚未得到开发。高原地区闭关自守，属于不变的区域。而沿海地区则与广阔的世界联系在一起。
普列汉诺夫认为，自然环境成为人类历史运动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于它对于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他还力求从社会人和地理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异乎寻常的多端变化中，尽可能探索它们的种种并非偶然性的规律性。生产力是自然和社会相互作用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基础，正是生产力制约着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的性质和形式。地理环境还通过影响人们的相互交往来影响生产力的发展。普列汉诺夫认为，人为环境包括了自然环境中受到人类改造影响的那一部分，人为环境非常有力地改变了自然对于社会人的影响。随着历史发展，自然和人类的关系越来越复杂。他还指出不同地理环境对于原始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并重点分析了俄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对于其封建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
徐春教授报告的第二部分是“自然史与人类史彼此制约”。马克思指出，只要有人类存在，自然史与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历史可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全部人类历史本身就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进入人的实践活动不断生成的历史过程。在人类文化的开端，自然界的客观强制性提供人类生存的天然基础，规定各民族的物质文化、生活习俗与民族心态的早期特质。人类文明是在生物圈基础上形成的，人成为自然界的独特部分，人类社会成了自然界发展的继续。但是，人与动物对于自然界的依赖方式不同，人通过实践改造自然，人创造的文明是自身所处的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文明的产生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互相选择的结果，文明的发展是人类不断改变生产方式推动的。因而生产方式是文明形态的坐标尺，文明发展水平标志着人类社会生存方式的发展变化。
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可以分为前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几个阶段。前文明时期人和自然的矛盾属于生态系统内部的矛盾，是正常的自然生态过程的一部分。到了农业文明时期，人对于自然依然处于被动地位，技术结构与自然系统之间无必然冲突，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过度耕种所造成的土地退化。到了工业文明时期，人和自然的关系主要有三方面变化：第一，生产力高度发展，人口快速上升，自然生态系统不能满足人的要求。第二，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进步，人将自然资源变换为自己所需要的新物质，从而改变了地球生态空间。第三，工业生产中大量剩余物产生，污染生态环境。这些方面的关系导致了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粮食不足，能源紧张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异化现象深刻反映出以工业为主体的社会发展模式与人的环境要求之间的矛盾，新的生态文明就萌生于工业文明的母体。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工业社会亟待转型走向新文明，虽然当时并未直接提出生态文明概念，但许多社会学家、科学家和后现代主义者都开始讨论这方面的问题。1984年前苏联学界的一篇论文《在成熟社会主义条件下培养个人生态文明的途径》中首次使用了“生态文明”概念，其中明确指出，培养生态文明是共产主义教育的内容之一。但它不是将生态文明作为工业文明之后的文明形式，而是将之看作生态文化和修养的提升。在中国首次使用生态文明概念的是生态学家叶谦吉，?在1987年正式提出这一概念的内涵：人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改造自然又保护自然，人和自然关系和谐统一。1995年，美国作家莫里森出版的《生态民主》一书中明确使用了“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并将生态文明作为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文明形式。
徐春教授认为，生态文明可以界定如下：人类在积极利用自然界的同时又主动保护自然，积极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其内涵有三个方面：第一，生态文明是一种积极的良性发展的文明形态；第二，生态文明是可持续发展的文明；第三，生态文明应该是一种科学自觉的文明形态。由此可见，生态文明并非是对于工业文明的否定，而是对工业文明的扬弃，是对于以往文明优秀成果的继承和保存，同时又超越了以往文明。生态文明致力于利用生态系统自然生产的循环过程，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并通过生产方式改变不断完善这种和谐机制。
报告第三部分的主题是生态文明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从过程性看，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之后的文明形态；从结构性看，生态文明只是人类文明系统的一个方面，但具有基础性地位。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相互作用，是后三者的基础。生态文明以生产方式生态化为核心，制约和影响人类未来的社会生活，促使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向着生态化方向转变。生态文明对于以上三种文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推动物质文明向生态经济发展，“循环经济”已经成为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相统一的结合点。第二，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提升为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培养公民的生态意识，将道德规范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大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第三，推动政治文明扩大视野，拓宽民主参与途径。因此，生态文明致力于对于自然生态的人文关怀。徐春教授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的必然选择，中国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阶段，生态文明建设不是完成后工业社会的任务，而是主要针对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任重而道远，生态文明建设也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方面。
报告结束后，参会者就如何进一步理解唯物史观视域下的生态文明相关问题与徐春教授进一步交流，讨论环节将论坛推向高潮。

（哲学系2017级硕士生牛牧晨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