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11日19：00—21:00，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和马哲教研室特邀教育部长江学者、复旦大学邹诗鹏教授在人文学苑3号楼109会议室做了题为“马克思主义与激进理论视域中的斯宾诺莎研究”的报告。这是“马哲论坛”第63次活动。教研室老师、访问学者及全体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参加了论坛。论坛由杨学功教授主持。
邹诗鹏教授的报告针对马克思主义和激进理论研究中的斯宾诺莎复兴现象，分析其中缘由，并着重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引入斯宾诺莎的合理性及其界限。为此，他从下述四个方面作了具体展开：
        首先，对阿尔都塞向斯宾诺莎所做的回溯作了简要介绍。斯宾诺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激进理论研究中的凸显得益于阿尔都塞。为寻求马克思思想来源中的激进传统，阿尔都塞越过德国古典哲学追溯到斯宾诺莎，高度肯定了斯宾诺莎在哲学史上实现的革命，甚至把斯宾诺莎看作马克思的唯一祖先。阿尔都塞指出，马克思在两个方面与斯宾诺莎存在密切关联：第一，在知识论上，他把马克思的直观、表象和思想具体与斯宾诺莎的直观知识、想象和理性对应起来，并分别以后者来反对前两者的结合，进而区分为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对立，由此超越黑格尔的知识论，提出知识就是行动的主张；第二，在辩证法上，把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抽象辩证法的功劳归于对斯宾诺莎拒绝一切主体和开端这一特征的吸收，由此实现了内在论的唯物主义。阿尔都塞强调，马克思接近黑格尔，恰恰是对于黑格尔公然从斯宾诺莎那里借来的那些特征而言的。因此，回溯到斯宾诺莎，其根本目的是要超越身心二元的笛卡尔主义，张扬行动哲学，证明“哲学归根到底是理论层面上的阶级斗争”，必须“摆脱哲学和政治之间的可疑的区分”，在一切哲学家的理论背后发现其政治立场。
        其次，对马克思哲学中的斯宾诺莎因素作了辨析。阿尔都塞对马克思思想来源中的斯宾诺莎因素的强调，因其强烈的政治立场而带有偏差，因而我们有再度审视马克思哲学中的斯宾诺莎因素的必要。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哲学中包含着一定的斯宾诺莎因素，这一因素决定并制约着由马克思向斯宾诺莎回溯的空间。马克思在其诸多思想资源中，继承了有着启蒙色彩的斯宾诺莎理论：由费希特的自我，经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向赫斯和切什考夫斯基的行动哲学及其无政府主义的发展，是德国古典哲学中启蒙传统向激进主义的转化；费尔巴哈缺乏社会政治批判意识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则是启蒙精神的倒退；而施特劳斯所承继的斯宾诺莎的实体论及唯物主义则保留了唯物主义及其基本的启蒙立场，包括斯宾诺莎的生命政治意识，均为马克思一般性地继承。但一旦超出启蒙论域，斯宾诺莎作为马克思哲学的因素，就显得勉强了，这也是从马克思向斯宾诺莎回溯的限度。
        再次，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斯宾诺莎因素被“耽搁”的原因作了反思。斯宾诺莎在近代思想历程中多次被轻视，包括在唯理论传统和德国古典哲学中，其后才是斯宾诺莎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中被轻视。其中主要原因包括：马克思在从宗教批判转到政治批判时，滑过了政治批判（在社会解放上停留也较少），从启蒙自由主义（知性进步论，康德—费希特）到激进政治理论之转变仍然带有突变性；激进民主主义之逗留及其共产主义之转变，同样给民粹主义乃至于暴民政治留下漏隙；马克思对黑格尔学说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被马克思主义传统过分夸大。    
        最后，对马克思主义史以及激进理论不断回到斯宾诺莎的研究趋向作了评价。肯定性意义在于有助于摆脱黑格尔主义的过强牵制，重新把握马克思有关自由理念与激进民主主义、启蒙与革命、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及理解其从宗教批判到政治批判之间的复杂联系。局限性则在于阿尔都塞为实现其认识论断裂的理论构图而做的理论重构、想象以及误读，造成了对马克思学说理论和实践效应的肢解——主体性的再度主观化趋向。
        报告结束后，教研室师生就“阿尔都塞对斯宾诺莎误读的正当性及其对今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启示”、“马克思在相关文本中对斯宾诺莎的评论”、“当前德国古典哲学中对斯宾诺莎的研究状况”、“哲学与时代的关系”、“学术前沿与基础理论的关系”等问题与邹诗鹏教授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扩展和深化了相关问题的理解。最后由系主任仰海峰教授致答谢辞，论坛圆满结束。
（北京大学哲学系2017级博士生柳成雅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