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巍卫  杨偲劢
（北京大学 哲学系，100871）

由青年哲学论坛和《哲学动态》编辑部主办，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承办的“第十四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于2017年12月16—17日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召开。论坛的主题是“当代视野中的《资本论》哲学”。来自国内部分高校、科研机构和学术期刊的12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与会者围绕以下四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一、《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文本学研究

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文本本身出发去勾勒问题、阐释思想已经成为当下《资本论》研究的重要方向。北京大学聂锦芳回到马克思1867—1883年间的活动、思想及其意义渊源中解答马克思为什么没有完成《资本论》的定稿工作。他从五个方面展现了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思想图景，并指出，长期以来，由于不注重对这一阶段文献的整体把握和具体文本细节的解读，造成了对《资本论》理解的偏差。上海财经大学陈忠结合《资本论》第三卷“地租”篇解读了当代“打开”《资本论》的方式问题，认为对《资本论》的研究应当“从后打开”，切近当下时代最根本的内容，对时代问题的内在机理进行逻辑剖析，应用“知识增量”的打开方式。北京大学孙熙国针对学界认为《1844年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和马克思后期思想不相容、存在差异的看法，阐明了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和资本批判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体现在四个方面：异化劳动和资本批判在思想主旨上是一致的；异化劳动与资本的历史逻辑起点是一致的；异化劳动与资本在劳动过程支配的实质上是一致的；异化劳动与资本在生产的结果上是一致的。复旦大学王金林通过对比《大纲》和《资本论》两个文本，认为两者在解决交换价值生产如何崩溃的问题上方法不一致，《资本论》是由资劳分化实现资本逻辑崩溃，而《大纲》强调智劳分化，一般智力集聚导致资本生产崩溃。中国社会科院哲学研究所杨洪源通过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两个片段的深入解读，揭示马克思从哲学历史观出发来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旧有模式的延续与终结过程。广州大学相秀丽对《资本论》援引“工厂视察员报告”上存在的用词、标点、注释、引用层次区分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逐一梳理和澄清，展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经验材料的应用，是一项预备性的文献学研究。深圳大学张守奎重新阐释了《资本论》中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认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对《巴黎手稿》中两类不同性质的“私有财产关系”思想的继承，是马克思在破解了“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关系”所内在隐含的有产者对无产者的剥削、支配和统治关系之后，建构的理想化所有制形式。
关于《资本论》的方法论问题，是与会专家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河北大学宫敬才认为，作为方法的“让当事人出场说话”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科学性的内在要求，是对劳动者表达自身诉求权利的有力保障，也是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有力武器。山东大学刘森林总结出《启蒙辩证法》中的三种辩证法：追求哲学形而上学的辩证法、走向自否定的辩证法、扬弃自否定的积极辩证法，并回溯到《资本论》的辩证法概念，认为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保持开放性、自我批判性，为启蒙辩证法提供了支持。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从方法论角度考察马克思的晚年思想，认为马克思从最简单、最普遍、最能代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的商品开始，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在完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演进后，要向非资本主义的东方社会过渡。吉林大学王庆丰根据列宁对《资本论》的逻辑学解读指出，《资本论》的逻辑作为“大写字母的逻辑”指的不是《资本论》的叙事逻辑和研究逻辑，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大逻辑，这种历史发展的大逻辑是人的存在方式的逻辑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二者的统一。首都师范大学程广云概括出《资本论》的叙事结构为物象—人格结构，逻辑方法是一种现象—本质方法，或者偶然—必然方法。两者是一致的，都由马克思的总问题框架决定。西安交通大学马文保指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就是抽象具体方法，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是总体思维方法的两个方面，两者不是彼此孤立的，马克思侧重于后一种方法。

二、《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关于《资本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江苏师范大学曹典顺认为，《资本论》是具有唯物史观意蕴的哲学著作。《资本论》的唯物史观意蕴至少包含逻辑层次分明的三个方面，即资本主义或资本逻辑不是正义的实现而是非正义的展现，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在于能够满足剩余价值榨取的资本逻辑，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是资本逻辑充分展开的现实性。中国人民大学郗戈认为，应当从《资本论》本身的批判逻辑这一内在视角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在资本逻辑批判这一总问题的统摄下，《资本论》深化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所具有的物质性与社会性、主体性与客体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内在张力。西南大学胡刘认为，马克思把“资本批判”作为深入历史深处的入口，并由此深入探索和阐发历史哲学的逻辑起点、历史认识论原则以及系统阐发历史方法论，不仅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而且完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场域与理论视野——“资本批判”的系统阐发。
关于《资本论》中的主体性问题。北京大学仰海峰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体现出形式化、结构化的特征，并培植出合乎资本主义内在要求的“拜物教”思维。这是从日常生活、社会结构到形而上学的全面建构，马克思的哲学批判就是要重现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建构环节，展现资本逻辑支配下的日常行为与观念建构的内在关系，从而实现对社会存在本身的批判分析。南京大学刘怀玉认为，马克思经过两次哲学革命，抓住了德国主体哲学的内在矛盾，对它的强制性的主体逻辑进行了唯物主义式的结构转换，开启了后主体的异质性实践的新唯物主义视野。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前主体的旧唯物主义，而是经由主体、且解构主体的后主体的新唯物主义。沈阳师范大学刘力红认为，在《资本论》三大手稿中，马克思从不同层面阐释了他的有关人的发展的思想，从商品、货币、资本维度思考人的存在和发展的现实状态，分析了时间及自由劳动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
关于《资本论》中的自由观、价值观问题。清华大学王峰明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的自由观进行辨析，区分了自由王国中的自由和必然王国中的自由，认为这两种自由是一切社会都具有的，只是二者在一切剥削制度中都处于分离和对立状态，而共产主义实现了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统一。辽宁大学王国坛从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入手，通过进一步上溯到唯物史观的方式去讨论马克思的价值观问题，认为马克思的价值观是一种共产主义价值观，只有从这种共产主义价值观的高度来反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才能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实质。复旦大学林青认为，自由是一种具体化的存在样态，他围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劳动力、时间和交换价值的论述及其所带来的社会统治形式，通过分析劳动价值论来反观自由的实现途径。重庆大学陈飞从经济哲学的角度探讨货币与自由的辩证关系：货币消解了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人身依附关系，使人在形式上获得了自由，却又不可避免给人带上了枷锁，本应作为工具的货币却反过来成为人的目的，自由的不是现实的人而是抽象的货币和资本。
关于《资本论》的哲学性探讨。中山大学马天俊认为，我们依旧处于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在史前时期，想从宣告这一人类命运的马克思身上总结出某种哲学，是不可行的，从《资本论》来总结哲学也是不可行的。因为《资本论》承袭了两种按哲学来说互不相容的哲学的传统要素，即变形论和化身论，成不了一种哲学，至多是一种二元论哲学。中国人民大学罗骞认为，当前学界对《资本论》哲学的研究存在着诸多“过”与“不及”的状况，其实质是马克思本人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关系问题。马克思的理论是总体性的理论，但受到学科分化和学术传统的影响，当前采取总体性的研究方式还面临诸多困难。吉林大学白刚总结出《资本论》的三大解读模式：“纯粹哲学解读”、“经济哲学解读”、“政治哲学解读”，认为这并不意味着《资本论》有三种“哲学”，而是一种哲学的三种表现。唯有从哲学的高度，才能把握《资本论》作为“艺术整体”并获得其完全的意义。吉林大学高超讨论了《资本论》越界阐释问题。他认为在阐释《资本论》哲学思想的过程中，逐渐显出将其阐释成一部哲学著作的倾向，这种倾向导致了对其科学性的弱化，对哲学作品独特性的泛化以及对《资本论》革命性的曲解。应该在合理的界限内阐释《资本论》的哲学思想。

三、《资本论》哲学与当代社会现实问题

探讨《资本论》哲学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意义是最为迫切的现实问题。北京大学赵家祥认为，马克思在批判资本消极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否认其积极作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与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密切相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早消灭资本将带来严重灾难。如何全面客观地认识资本的历史作用，更好地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尽最大努力减少和避免资本的消极作用，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西南大学薛俊强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市场化改革走向深入提供了核心价值理念和导向，面对发展的新问题，需要充分肯定和发展资本与市场，积极释放资本与市场的活力，推动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引导资本与市场回归属人世界。中央党校焦佩峰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是世界历史逻辑的自然显露，这一理念为中国开启世界历史发展新视野的同时，也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构了新的历史理性。四川外国语大学钟谟智认为，“以人民为中心”是《资本论》的价值立场，也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原则，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内蒙古大学叶险明谈及《资本论》对中国意义的限制问题。《资本论》的创作背景和研究对象表明其适用范围的局限性，将其直接照搬于中国会产生许多问题，如马克思并未展开对国家政治权力和资本关系问题的探讨，而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必须考虑到国家权力。要阐释好《资本论》对中国的意义问题还必须丰富和发展相关研究。此外，复旦大学田冠浩借助中国传统的“自然”伦理反思了塑造西方文明的“创造”概念，指出中国传统强调的自然与社会存在共同基础的原则，有助于重塑现代文明的活力、反思现代文明的限度。
针对资本主义形态在当今时代发生的新变化，部分学者提出了与时俱进解读《资本论》的方案。上海大学孙伟平指出，马克思面对当今时代可能会对《资本论》进行四重修改：一是资本观，除物质资本外，信息、知识成为新的资本形态；二是劳动观，脑力劳动相较于体力劳动的差距越发明显；三是价值观，价值学说需要囊括脑力劳动时间并考虑知识劳动者；四是剥削理论，生产的机器化造成结构性失业，导致资本家不再愿意剥削自然劳动者而是使用机器。南开大学阎孟伟就此指出，资本家大量购置机器，不再靠剥削工人而是靠占有无偿劳动增值，给社会带来新变化，在分配结构、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提出了新挑战。华东师范大学陈立新也认为，需要重新理解资本和劳动关系这一重大问题。南京大学孙乐强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表明，工人阶级与资本是内在共生的，工人阶级革命主体的地位有赖于资本逻辑的深化和发展。此外，上海海事大学刘顺就不断发展的技术进步并没有遏制当代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危机现象进行了剖析。

四、《资本论》哲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与前沿问题

马克思和自由主义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北京师范大学吴向东分析了《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价值观五个方面的内在批判，分别是对自由和平等的批判、所有权规律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批判、所有制的批判、个人和社会关系的本体论批判、拜物教批判。这五个方面集中反映出自由主义价值观仅仅集中于交换领域，一旦离开这一领域，正义、平等、自由都将消失。中央编译局林进平指出，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剖析了自由主义人权观念的孤立性、利己性和历史性，但同时我们也有必要审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本身。另外，当前英美学界存在试图从政治经济学批判文本中“总结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或伦理学的倾向，这一方法的本质是从分析对象中解析出分析者自身的价值观，而这两者的价值观可能存在冲突。这一矛盾是研究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时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上海交通大学鲍金指出，认清自由主义和《资本论》政治哲学二者的差别至关重要，以自由主义范式对《资本论》的政治哲学进行理解的尝试是对后者的误解或曲解。
除自由主义问题之外，还有学者就相关的政治哲学问题进行探讨。南开大学王时中基于“商品世界”和“人类世界”类比的逻辑，认为可以将马克思的“商品语言”转述为“政治语言”，将商品的“价值形式”转述为政治的“统治形式”，进而寻找对“政治正当性”问题的解答。东南大学高广旭认为，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是透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中正义问题的枢纽，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下讨论马克思的正义观，必须深入到劳动价值理论中，解决正义何以与劳动相关、剩余价值是否正义、正义与生产方式一致的意义三个问题。上海社科院薛丹妮分析了私人财产所有权的哲学意涵，指出这项权利不是天赋自然权利，也不是纯粹私人领域内排他性控制权，而是一项公民社会法权，是具有社会性的权力义务统一体。
部分学者就西方学界的一批代表人物及其重要概念进行了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张秀琴评述了美国学界对《资本论》的研究现状，其主要特点是延续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路径，以辩证法提供文化说明，阐明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南京大学张亮概述了英国新左派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三方面的理论特征：一是坚定为底层人民代言，自觉关注现实问题；二是寻找哲学批判功能，锻造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武器；三是坚持问题导向，开展跨学科的研究对话。清华大学夏莹针对从黑格尔的“贱民”过渡到马克思“无产阶级”的学说提出质疑，指出二者之间并无历史或逻辑的内在关联，贱民是具有历史偶然性的真实群体，无产阶级则具有特殊的普遍性，在本质上是一种观念性的设定，而非基于经验观察得出的共相。南京大学蓝江解读了阿尔都塞的surdétermination概念，认为其不是简单的多元决定，而是一种创伤性的症候；巴迪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将其视作一种不连贯的不可能性，并指出主体应当以非此即彼的方式在两个绝对的选项前做出抉择。华东师范大学孙亮介绍了开放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约翰·霍洛威重新思考革命的理论。霍洛威将拜物教看作一种过程，而非固化的结果，并将反拜物教的革命斗争解释为一种不同于“反同一化”的“非同一化”过程。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董彪结合福柯的权力理论，解读了资本在增殖欲望和经济理性的牵引下有效地利用、操控、激发、压抑身体的具体机制。安徽师范大学余在海分析了马尔库塞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理解，指出马尔库塞对劳动概念进行生存论—存在论的分析，揭示出劳动本身所具有的肯定性维度和双向度的特征。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就其他前沿理论问题进行了研讨。黑龙江大学高云涌针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存在论?提提出了“资本拓扑学”概念，认为资本可以理解为一个由诸种形态的社会利益关系要素构成的有机体系，其运动呈现出拓扑性质，如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等。北方工业大学荣鑫解读了人类需要功能的转变，认为在消费时代，需要的对象和属性均发生历史性变化，消费时代的需要中，物的实用性被物的符号价值和文化意义所取代，也导致异化向更隐蔽的方向发展。广州大学黎庶乐评述并分析了面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文化危机产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和后现代主义三种文化批判理论的历史背景和主要意旨。华中科技大学董慧认为，网络空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并已演变为权力、利益的生产空间，并就此探讨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实践路径。
综上所述，本届论坛涉及议题广泛深入，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老中青三代学者齐聚，尤其是吸引了大批青年学者参加，充分显示出《资本论》哲学研究的热度，也展现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积极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