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北京大学与中国现代科学研讨会纪要
来源:学术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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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4-12-24
第四届北京大学与中国现代科学研讨会会议纪要
2014年12月13日,第4届“北京大学与中国现代科学”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星光厅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重庆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40名师生参加了会议。
北京大学不仅是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也是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涌现出了一批以胡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学者,他们的思想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从历史评价和关注程度上讲,作为新文化运动旗帜的“民主”与“科学”却有着不同的遭遇。长期以来,人们对北大的“民主”面向给予了充分的重视,而对于北大的“科学”面向往往重视不足。北京大学不仅是“民主”思想的策源地,更是中国现代“科学”生根发芽的土壤。研究北京大学与中国现代科学的关系,不仅是对北大历史的澄清和再描述,也是对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和中国科学史的重新发现和重新定位。本次会议由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办,该中心自2010年成立以来,每年都举办以“北京大学与中国现代科学”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今年已经是第四届。
北京大学医学与人文研究院院长张大庆教授主持了开幕式。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院士首先致辞,他强调“北大理科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现代科技史,对北大理科史的研究对于理解中国现代科技史以及塑造北大形象而言都意义重大。许智宏院士建议,理科史的研究不仅要关注新中国之前的北大理科的发展情况,也要重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北大的理科发展情况。理科史的研究工作不仅对北大的形象的重新树立有重要作用,更可以发掘出北大传统的科学精神、研究精神和批判精神。这种科学精神作为支撑一代学人辛勤耕耘的动力,对当前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鼓舞作用。
随后,北京大学副校长高松院士致词。高松院士首先充分地肯定了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中心的工作。他认为该中心作为文理交叉的学术平台,应该承担起重要的职责。他还指出对北大理科史进行研究这项工作的目的是认识自身,认识科学,认识北大。最后,高松院士对今后的理科史研究提出了建议。他指出,理科史的研究工作应该更有系统,更有规划地做出一些整体的梳理,应该从学科内部以及学科间相互联系的角度做出具体的工作。特别是在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从整体上评价北京大学在科学技术方面对祖国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
本次会议共有4组14位学者和学生做了报告。
第1场报告由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尹晓冬副教授主持,本场报告的主题是力学。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系武际可教授做了以“北大力学专业的建立与发展”为题目的开场报告。武教授认为力学是最早向权势即真理的真理观发起挑战,并取得胜利的学科;它又是自然科学的基础,是人类认识自然界的工具;还是现代工程技术的基础。可是,如此意义重大的力学在中国的起步却很晚,而且一直受到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主要为工科教育服务。然而,北京大学有着一支以理科为特色的力学队伍。北大力学系于1952年成立,最早的力学系创办人只有周培源、吴林襄和钱敏三位先生,武教授着重介绍了钱伟长先生和周培源先生为力学系所做的工作和贡献。最后,武教授全面总结了北大力学专业所取得的成就。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谈庆明教授以一个老北大人的身份,用个人的经历探讨了我国的科学和教育。谈先生在报告中回顾了自己的求学生涯,在政治运动中科学家命运的波折,以及在新时期科学教育和科学政策的变化。他认为只有回归北大的传统精神“民主”与“科学”才是新时期科学人才培养的道路。关于对中国现代物理学产生重大影响的周培源先生,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历史系胡大年副教授做了以“周培源与罗伯特森——两位专家及爱国者的交往”为题目的报告。胡教授利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珍贵的档案资料,揭开了周培源先生与美国理论物理学家罗伯特森在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一段鲜为人知的交往,以及留美期间导师贝尔、罗伯特森和泡利对周先生当时工作的评价。对这段交往的发掘,为我们展示了周先生的高尚品德,以及当时中美科学的交流状态。
第2场报告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孙永平副教授主持。首先,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李醒民教授做了以“论丁文江的人格”为题目的报告。李教授分别从八个方面(拼命工作,实干兴邦;为国为民,责任心强;克己奉公,廉洁自律;关爱青年,奖掖后进;爱憎分明,不做乡愿;知行合一,言信行果;可敬可爱,乐于助人;立身行己,科学为准)论述了丁文江的人格,并从西方科学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的熏陶、宗教心或信仰的导向三个视角探讨了他的人格形成的要因。随后,首都师范大学尹晓冬副教授做了以“王竹溪留学剑桥”为题目的报告。借助在在剑桥大学新发现的档案材料,尹晓冬副教授对王竹溪留学剑桥的经历进行了详细地梳理,尤其是对其被剑?大学录取、通过毕业答辩和获得博士学位的过程做了仔细的论述,以便更加清楚和完整地还原他在剑桥大学从入学到获得博士学位的这一段历史。中国科学院大学潘云唐教授做了以“北京大学对于开创中国现代地球科学的重大贡献”为题目的报告。潘教授以历年地学部部位委员、中国地质调查所、中央地质研究院等机构的人员统计数据,表明北京大学毕业生在中国地球科学发展早期的很多方面都是独占鳌头的。
第3场报告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朱效民副教授主持。科学出版社科学人文出版中心胡升华主任做了以“理论物理学与抗战前的北京大学”为题目的报告。报告首先追溯了在抗战之前中国理论物理学教学和研究的具体情况,指出了当时中国物理学发展的三条轨迹。此外,报告重点介绍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创办历程。随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熊卫民副研究员做了以“北京大学理科院系的学术批判运动”为题目的报告。报告介绍了1958—1960年间,北京大学理科各院系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过程和内容,并介绍了学术批判运动对北大理科院系学生和老师的影响,以及在不同时间(1961年、1970年末)由不同的人对这个运动所做的反思。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郭金海研究员做了以“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数理学会”为题目的报告。报告介绍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具有一定影响力和代表性的高校科技社团——北京大学数理学会。报告回顾了该学会在编撰《北京大学数理杂志》、邀请专家演讲和指导、对外交流和联络方面等方面的工作。这些工作对便于当时国人学习和研究现代数学、物理学与了解国际动态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由于缺乏经费、北大的激烈动荡及社会环境的影响,北京大学数理学会很快便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它没有对北大数学系、物理系学生与现代数学、物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产生持久的影响。北京大学哲学系王骏副教授做了以“‘英雄’与‘名士’——从翁文灏看中国近代学者的参政运动”为题目的报告。报告选取翁文灏先生作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试图以这位人物的命运为线索,以民国时期的科学社会史为研究背景,来考察近代中国的学者参政运动,剖析了中国的“名士”们那复杂困惑的心灵世界。
第4场报告由北京大学哲学系王骏副教授主持。首先,重庆大学行政管理系张丽副教授做了以“中国近代科学普及的先行者丁绪宝”为题目的报告。张丽副教授通过查阅民国时期史料和亲身访谈的工作介绍了丁绪宝先生一生的工作和成就。丁先生怀着报国之志留学,回国后不留遗力地践行“科学救国”之理念。但是,报告认为,与大多数至今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早期留学欧美的物理学大师相比,丁绪宝似乎并没有那么显赫的成绩。报告的最后试图对其中的原因做出分析。随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博士生李英杰同学做了以“北京大学早期的物理教授张大椿”为题目的报告。报告介绍了民国初期北京大学物理教授张大椿的基本情况,梳理了张大椿早年的教育背景和归国后的任职经历。通过介绍张大椿的人生轨迹,展现出了近代早期物理学家及其事业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同时也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折射出近代物理学向中国传播和移植的若干特征。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余梦婷同学做了以“钟观光的植物采集与植物中名考证工作”为题目的报告。报告首先介绍了作为近代中国用分类学方法研究植物和大规模采集制作植物标本的先驱的钟观光先生,及其所做的一系列工作和贡献。重点描述了钟观光先生在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之后辗转南方各省旅行采集的工作和对植物的命名考证工作。最后,江西省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胡志刚做了以“秉志何以放弃北大而就南高”为题目的报告。报告介绍了秉志先生从美国康奈尔大学求学归来的经历,并试图分析为何放弃北大而去南京高等师范的原因。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孙承晟副研究员提交了以“会通中西而未有以应的大地构造说——葛利普的脉动理论”为题目的报告;北京大学医学部王一方教授提交了以“贺诚与北医”为题目的报告;普林斯顿大学姜丽婧博士后提交了以“燕京大学的野外生物学与民国遗传学的本土化”为题目的报告;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白欣与北京大学哲学系周程教授共同提交了名为“中国近代殖民地体制下的物理学家——文元模”的报告。
闭幕式由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张大庆教授主持。张教授首先感谢了不辞辛劳参与“北京大学与现代科学”会议的各位学者,正是由于有更多关注北京大学与中国现代科学的专家学者加入了这个领域的研究,才能更好地让人们了解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与这所古老学府的关系。张教授也说道,研究的成果和进展每年都有进步和提升,然而,还需要更多的努力才能使研究更加系统化。对理科史的考察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点,停留在人物的考察,更重要的是要在学科建制等整体的方面做出历史的评价。这对于即将迎来双甲子生日的北京大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次会议历时一天,参加者有德高望重的学科前辈,有中青年研究力量,也有许多青年学生。在几乎每个报告之后,与会者都开展了热烈的讨论,进行了充分的思想碰撞和学术交流。本次会议还印刷了所涉报的全文或提要,并另印制了专题资料册《北京大学理科史资料汇编(三)》。
和涛(北京大学哲学系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2014年12月13日,第4届“北京大学与中国现代科学”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星光厅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重庆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40名师生参加了会议。
北京大学不仅是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也是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涌现出了一批以胡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学者,他们的思想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从历史评价和关注程度上讲,作为新文化运动旗帜的“民主”与“科学”却有着不同的遭遇。长期以来,人们对北大的“民主”面向给予了充分的重视,而对于北大的“科学”面向往往重视不足。北京大学不仅是“民主”思想的策源地,更是中国现代“科学”生根发芽的土壤。研究北京大学与中国现代科学的关系,不仅是对北大历史的澄清和再描述,也是对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和中国科学史的重新发现和重新定位。本次会议由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办,该中心自2010年成立以来,每年都举办以“北京大学与中国现代科学”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今年已经是第四届。
北京大学医学与人文研究院院长张大庆教授主持了开幕式。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院士首先致辞,他强调“北大理科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现代科技史,对北大理科史的研究对于理解中国现代科技史以及塑造北大形象而言都意义重大。许智宏院士建议,理科史的研究不仅要关注新中国之前的北大理科的发展情况,也要重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北大的理科发展情况。理科史的研究工作不仅对北大的形象的重新树立有重要作用,更可以发掘出北大传统的科学精神、研究精神和批判精神。这种科学精神作为支撑一代学人辛勤耕耘的动力,对当前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鼓舞作用。
随后,北京大学副校长高松院士致词。高松院士首先充分地肯定了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中心的工作。他认为该中心作为文理交叉的学术平台,应该承担起重要的职责。他还指出对北大理科史进行研究这项工作的目的是认识自身,认识科学,认识北大。最后,高松院士对今后的理科史研究提出了建议。他指出,理科史的研究工作应该更有系统,更有规划地做出一些整体的梳理,应该从学科内部以及学科间相互联系的角度做出具体的工作。特别是在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从整体上评价北京大学在科学技术方面对祖国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
本次会议共有4组14位学者和学生做了报告。
第1场报告由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尹晓冬副教授主持,本场报告的主题是力学。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系武际可教授做了以“北大力学专业的建立与发展”为题目的开场报告。武教授认为力学是最早向权势即真理的真理观发起挑战,并取得胜利的学科;它又是自然科学的基础,是人类认识自然界的工具;还是现代工程技术的基础。可是,如此意义重大的力学在中国的起步却很晚,而且一直受到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主要为工科教育服务。然而,北京大学有着一支以理科为特色的力学队伍。北大力学系于1952年成立,最早的力学系创办人只有周培源、吴林襄和钱敏三位先生,武教授着重介绍了钱伟长先生和周培源先生为力学系所做的工作和贡献。最后,武教授全面总结了北大力学专业所取得的成就。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谈庆明教授以一个老北大人的身份,用个人的经历探讨了我国的科学和教育。谈先生在报告中回顾了自己的求学生涯,在政治运动中科学家命运的波折,以及在新时期科学教育和科学政策的变化。他认为只有回归北大的传统精神“民主”与“科学”才是新时期科学人才培养的道路。关于对中国现代物理学产生重大影响的周培源先生,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历史系胡大年副教授做了以“周培源与罗伯特森——两位专家及爱国者的交往”为题目的报告。胡教授利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珍贵的档案资料,揭开了周培源先生与美国理论物理学家罗伯特森在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一段鲜为人知的交往,以及留美期间导师贝尔、罗伯特森和泡利对周先生当时工作的评价。对这段交往的发掘,为我们展示了周先生的高尚品德,以及当时中美科学的交流状态。
第2场报告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孙永平副教授主持。首先,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李醒民教授做了以“论丁文江的人格”为题目的报告。李教授分别从八个方面(拼命工作,实干兴邦;为国为民,责任心强;克己奉公,廉洁自律;关爱青年,奖掖后进;爱憎分明,不做乡愿;知行合一,言信行果;可敬可爱,乐于助人;立身行己,科学为准)论述了丁文江的人格,并从西方科学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的熏陶、宗教心或信仰的导向三个视角探讨了他的人格形成的要因。随后,首都师范大学尹晓冬副教授做了以“王竹溪留学剑桥”为题目的报告。借助在在剑桥大学新发现的档案材料,尹晓冬副教授对王竹溪留学剑桥的经历进行了详细地梳理,尤其是对其被剑?大学录取、通过毕业答辩和获得博士学位的过程做了仔细的论述,以便更加清楚和完整地还原他在剑桥大学从入学到获得博士学位的这一段历史。中国科学院大学潘云唐教授做了以“北京大学对于开创中国现代地球科学的重大贡献”为题目的报告。潘教授以历年地学部部位委员、中国地质调查所、中央地质研究院等机构的人员统计数据,表明北京大学毕业生在中国地球科学发展早期的很多方面都是独占鳌头的。
第3场报告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朱效民副教授主持。科学出版社科学人文出版中心胡升华主任做了以“理论物理学与抗战前的北京大学”为题目的报告。报告首先追溯了在抗战之前中国理论物理学教学和研究的具体情况,指出了当时中国物理学发展的三条轨迹。此外,报告重点介绍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创办历程。随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熊卫民副研究员做了以“北京大学理科院系的学术批判运动”为题目的报告。报告介绍了1958—1960年间,北京大学理科各院系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过程和内容,并介绍了学术批判运动对北大理科院系学生和老师的影响,以及在不同时间(1961年、1970年末)由不同的人对这个运动所做的反思。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郭金海研究员做了以“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数理学会”为题目的报告。报告介绍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具有一定影响力和代表性的高校科技社团——北京大学数理学会。报告回顾了该学会在编撰《北京大学数理杂志》、邀请专家演讲和指导、对外交流和联络方面等方面的工作。这些工作对便于当时国人学习和研究现代数学、物理学与了解国际动态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由于缺乏经费、北大的激烈动荡及社会环境的影响,北京大学数理学会很快便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它没有对北大数学系、物理系学生与现代数学、物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产生持久的影响。北京大学哲学系王骏副教授做了以“‘英雄’与‘名士’——从翁文灏看中国近代学者的参政运动”为题目的报告。报告选取翁文灏先生作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试图以这位人物的命运为线索,以民国时期的科学社会史为研究背景,来考察近代中国的学者参政运动,剖析了中国的“名士”们那复杂困惑的心灵世界。
第4场报告由北京大学哲学系王骏副教授主持。首先,重庆大学行政管理系张丽副教授做了以“中国近代科学普及的先行者丁绪宝”为题目的报告。张丽副教授通过查阅民国时期史料和亲身访谈的工作介绍了丁绪宝先生一生的工作和成就。丁先生怀着报国之志留学,回国后不留遗力地践行“科学救国”之理念。但是,报告认为,与大多数至今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早期留学欧美的物理学大师相比,丁绪宝似乎并没有那么显赫的成绩。报告的最后试图对其中的原因做出分析。随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博士生李英杰同学做了以“北京大学早期的物理教授张大椿”为题目的报告。报告介绍了民国初期北京大学物理教授张大椿的基本情况,梳理了张大椿早年的教育背景和归国后的任职经历。通过介绍张大椿的人生轨迹,展现出了近代早期物理学家及其事业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同时也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折射出近代物理学向中国传播和移植的若干特征。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余梦婷同学做了以“钟观光的植物采集与植物中名考证工作”为题目的报告。报告首先介绍了作为近代中国用分类学方法研究植物和大规模采集制作植物标本的先驱的钟观光先生,及其所做的一系列工作和贡献。重点描述了钟观光先生在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之后辗转南方各省旅行采集的工作和对植物的命名考证工作。最后,江西省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胡志刚做了以“秉志何以放弃北大而就南高”为题目的报告。报告介绍了秉志先生从美国康奈尔大学求学归来的经历,并试图分析为何放弃北大而去南京高等师范的原因。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孙承晟副研究员提交了以“会通中西而未有以应的大地构造说——葛利普的脉动理论”为题目的报告;北京大学医学部王一方教授提交了以“贺诚与北医”为题目的报告;普林斯顿大学姜丽婧博士后提交了以“燕京大学的野外生物学与民国遗传学的本土化”为题目的报告;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白欣与北京大学哲学系周程教授共同提交了名为“中国近代殖民地体制下的物理学家——文元模”的报告。
闭幕式由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张大庆教授主持。张教授首先感谢了不辞辛劳参与“北京大学与现代科学”会议的各位学者,正是由于有更多关注北京大学与中国现代科学的专家学者加入了这个领域的研究,才能更好地让人们了解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与这所古老学府的关系。张教授也说道,研究的成果和进展每年都有进步和提升,然而,还需要更多的努力才能使研究更加系统化。对理科史的考察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点,停留在人物的考察,更重要的是要在学科建制等整体的方面做出历史的评价。这对于即将迎来双甲子生日的北京大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次会议历时一天,参加者有德高望重的学科前辈,有中青年研究力量,也有许多青年学生。在几乎每个报告之后,与会者都开展了热烈的讨论,进行了充分的思想碰撞和学术交流。本次会议还印刷了所涉报的全文或提要,并另印制了专题资料册《北京大学理科史资料汇编(三)》。
和涛(北京大学哲学系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