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0日，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坛第95期在北京大学承泽园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一楼报告厅举行，剑桥大学古典学系博士候选人董桥声做了题为“亚里士多德胚胎学中质形论的困境及其阐释”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由吴国盛教授主持。

董桥声首先介绍了他的博士论文项目“性别、知识与社会：古希腊语古中国胚胎学思想比较研究”，本次所演讲题目是该研究中的一个部分。该项目的研究目的是揭示古希腊语古中国医生和哲学家对于胚胎形成与发展的不同认识，探讨不同文化背景对于知识形成的影响。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前苏格拉底文集、希波克拉底文集、亚里士多德生物学文献，中国的马王堆出土文献和诸子文献。他认为，这一研究不仅要在经验层面有所突破，更希望能够在方法论层面有所收获，特别是在比较方法上有所推进。

接着，董桥声介绍了亚里士多德胚胎学基本框架。不同于希波克拉底的泛生论预设，亚里士多德采取了一种质形论(Hylomorphism)的框架，即任何实体都必然是质料和形式的结合。这一框架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具有内在关联。在《物理学》、《形而上学》及《论动物生殖》等著作中，他指出生命形成过程中，父亲提供了“形式”(动力因)，而母亲提供了“质料”(质料因)。然而在《论动物生殖》第三卷中，他面临一个难题：如果母亲仅仅提供了质料因，那么如何解释子代与母亲某些特征的相似性问题？亚里士多德貌似给出了与先前“质形论”完全不同的解释：他多次谈到了母亲方面的“动力因”。然而，如果母亲既能提供动力因又能提供质料因，为何还需要父亲的存在？

面对这一困境，不同的学者采取了不同的解释方案。董桥声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他认为该解决这一矛盾，必须澄清三个问题：一是关于是否存在“个体形式”(individual form)的争论以及“原初种类”(the primary genus)的概念；二是关于质料的“潜能”(potentiality)问题以及“自动木偶”(automatic puppet)的譬喻；三是关于“作用与被作用”(acting and being acted upon)的机制。

通过这三个方面的阐释，他认为亚里士多德关于胚胎学的理论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在提问环节，在场的各位老师和同学分别就亚里士多德对于生命和非生命的区分、科学史研究方法论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邢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