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8日，第三届“北京大学与中国现代科学”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星光厅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校本部、北京大学医学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重庆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60名师生参加了会议。本届会议由北京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办。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吴国盛主持了会议的开幕式。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高松教授首先发言。他指出中国科学不仅要向前发展也要往后追溯其历史。当前，很多北京大学的理科院系都已年过百岁。理清北京大学理科学科的发展史，还原当时重大人物和重大事件的面貌不仅有利于更全面、更综合地理解北大，有利于纠正社会上形成的北大只是文科学校的片面印象，而且还能推进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的研究。这需要北京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理科院系的老师们以及国内外相关的专家学者共同的努力。校方将继续支持该项工作，推动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让更多的学术成果能涌现出来。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饶毅教授随后表示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北京大学和中国现代科学”课题的研究，另一方面可以加强和媒体的合作，特别是和传播自然科学史电视节目的合作，把研究成果进行普及和推广。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比如文字、图片和视频相结合的传播模式，扩大研究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吴国盛教授随后总结道北京大学理科学科史既是北京大学校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的缩影。“北京大学与中国现代科学”学术研讨会将会持久地办下去，这一定会产生丰硕的成果和深远的影响。

开幕式后，共4场12位学者做了精彩的报告。

第一场报告由北京大学物理学院马伯强教授主持。中国科学院科学史所副所长王扬宗研究员做了题为“1950年代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大学的合作和竞争”的开场报告。他用三个阶段即1949-1954、1955-1957、1958-1966划分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合作与竞争的过程，既谈到了两者重要的合作领域如植物生理研究室、化学所、数学力学系等，也指出了北京大学曾一度对中科院的“火车头”地位表示了严重的怀疑。院校之间存在着合作和竞争的张力。这些展示了社会主义集体科研体制的复杂性。在这种体制下，单位之间、系统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常常只有在政治的高压之下才能得到暂时的缓和。科学家个人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难以正常地进行。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的胡大年副教授随后做了题为“张文裕赴剑桥留学的经过——在伦敦发现的档案材料及其启示”的报告。他根据最近在海外发现的一些相关的档案材料，对现有张文裕的相关传记的内容加以了补充和修正，进一步揭示了作为中国宇宙线及高能实验物理的奠基人之一张文裕在出国前的成长经历和1930年代中国学生受庚款资助留美和留英过程中的一些细节，也讲述了燕京大学毕业生的一些特殊情况。

第二场报告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孙永平副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人文研究院陈琦老师做了题为“北大的针刺镇痛原理研究简史”的报告。针刺麻醉手术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曾被广泛应用于临床，但是随着手术例数的增加也暴露了针麻的一些不足之处。因此，人们开始研究如何来克服其不足之处并试图弄清针麻的科学原理。报告通过对其中之一的研究者——韩济生科研生涯的个案研究，梳理了中国针刺镇痛研究原理的脉络，并总结了其所产生的学术和社会影响。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尹晓冬副教授做了题为“张东荪父子与北京大学”的报告。根据访谈张东荪长孙张饴慈及相关扎实的档案，梳理了张东荪和他的两个儿子：长子张宗炳，次子张宗燧40-50年代在北京大学学习和研究的经历，回顾了他们那段波澜起伏的岁月，窥探了父子三人的思想历程，指明了他们对中国现代科学发展的重要贡献。也展示了从这个北大朗润园里近代罕有的文化世家家庭遭遇中所折射出来的中国近现代科学发展的某种状态。

第三场报告由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人文研究院王一方教授主持。江西省庐山植物园的胡宗刚做了题为“北京大学曾召开两次中国植物学会会议”的报告。报告以1949年7月和1950年7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两次中国植物学会会议为主题，说明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之初，中国科学学术团体由科学家自行管理转变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过程。通过一系列的会议记录和人物史志侧面反映了植物学在中国的传承和裂变以及中国植物学会和政治运动间的复杂关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博士后刘夙博士做了题为“汪敬熙生平与学术经历评述”的报告。介绍了民国年间著名心理学家、生物学家汪敬熙在北大求学、留学美国和回国后在中州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的经历。报告指出，汪敬熙在艰难的环境下仍做出了国际水平的研究成果，但他同时又卷入了一些人事纠纷，并主动挑起了和胡先骕以及潘菽之间的两场学术论战。这些都生动地反映了民国年间的学?生态。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郭金海做了题为“奥斯古德与函数论在中国的传播”的报告。考察了1934至1936年，美国数学家奥斯古德在北京大学数学系开设的数学课程和在该校出版社出版的英文著作《实变函数》和《复变函数》，展现了他在中国传播函数论的情况，并探讨了这两本著作与其《函数论教科书》的关系，分析了他讲学活动的意义和影响。报告认为奥斯古德缩小了北大学生与国际水平的差距，也使学生们体认到了大家学者的风范。中国科学院科学史所的熊卫民副研究员做了题为“1960年的超声波化运动”的报告。介绍了作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典范的土超声波化运动从北京、上海兴起、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详细过程，分析了基层技术人员、高层党政领导、科学技术专家在超声波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探讨了当时既不科学、也不民主的政治体制对科学研究的负面影响以及我们现在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

第四场报告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朱效民副教授主持。首先，中国科学院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潘云唐教授做了题为“葛利普——中国地质工作者的良师益友”的报告。介绍了葛利普作为一个伟大科学家的一生。讲述了他1920年来中国后与北大的不解渊源。系统地论述了葛利普辉煌的科学成就。特别是在古生物学方面给北大和中国植物学所带来的重要影响，对中国地质研究机构的重要贡献，比如积极参与了中国诸多地质研究协会的筹建工作。结合他的学术、教学成绩，潘教授还特别介绍了葛利普对中国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感情和友谊。展示了葛利普的高尚品格和大师风采。中国科学院科学史所孙承晟副研究员紧接着做了题为“葛利普与中国地质学教育”的报告，着重介绍了葛利普在中国的科研、教学成就。通过大量档案、回忆录分析了葛利普1920年受聘来华，担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和地质调查所古生物研究室主任，对古生物学、中国地质学研究和教育中的独特贡献：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古生物学者；积极参与创立中国最早的地质学、古生物学学术团体。报告同时还探讨了中国学者对葛利普评价的变迁状况。北京大学哲学系王骏副教授做了题为“地质大师翁文灏在1913-1931年”的报告。系统地讲述了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与章鸿钊、丁文江和李四光同为中国地质事业开拓者的翁文灏从1912年底回国至“9.18”事变的20年时间里在地质学领域的科学成就和组织活动。尤其是他与地质调查所及中国地质学会的紧密联系，指明了翁文灏作为东方地质大师在中国地质学发展史上的杰出贡献。最后，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张丽副教授做了题为“记北大物理系第一届本科毕业生丁绪宝先生”的报告。报告依据于历史人物的访谈和丰富的图片文字资料，详细介绍了丁绪宝如何从安徽阜阳考入北京大学并成为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一届本科毕业生的过程。也论述了丁绪宝毕业以后，先后在美国多所高校留学，归国后在东北大学任教，全身心投入到了教学、科研中的传奇人生经历。讨论了丁绪宝先生和北大的不解情缘，也展示了他伟大的人生品格和价值追求。

闭幕式由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人文研究院张大庆教授主持。北京大学物理学院长江学者马伯强教授做了总结发言。他指出，这次会议回顾了北京大学理科院系发展史上的诸多人物和事件，再现了中国现代科学发展过程中的艰辛和成就。加深了我们对科学的认识，特别是科学对国家重要性的认识。国家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对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从早期中国科学工作者的人生经历中，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要把科学当作人类的精神追求和精神理想。当前中国科学的发展处于黄金时期，对于科学史的研究也处于黄金时期，大有可为。而北大理科史在中国现代科学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要进一步加强对北大理科史的研究，除了对档案、资料的研究以外，还要进一步挖掘材料，把对相关人物的采访纳入到研究范围来。综合文字、录音、录像材料，统筹兼顾，细致梳理、小心求证。同时也要积极主动，争取各方的支持，包括北大各个分级学科的支持，促进科学和人文的沟通，推动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会议在热烈的讨论中闭幕。

本届会议历时一天，成果丰硕，会议中精彩的报告调动了每个与会者的积极性，对每个报告都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交流。参会的所有人员都表示学到了很多，深受启发。相比于前两届会议，本届会议在参与人员的广泛性和会议内容的深度上都有了拓展。首先，参会人员更加广泛。除了有校级领导、学科前辈参加以外，有更多的中青年研究学者、在校研究生参与了进来。除了国内各地的学者以外，也有国外的相关研究者参加。其次，会议内容更有深度、更加丰富。除了对更多海内外档案、文字资料的发掘以外，本届会议的一大亮点是请到了不少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家人、历史见证人亲临会议现场，和与会师生进行了现场对话和交流。包括张东荪的女儿也是张宗炳和张宗燧妹妹的张宗烨女士，丁绪宝的孙子丁晓诚先生，与翁文灏有直接接触的潘云唐先生。（撰稿人：兰琳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