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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新哲学”——原型与流变》一书出版

《马克思的“新哲学”——原型与流变》一书出版


按:由北京大学哲学系聂锦芳教授主编的《马克思的“新哲学”——原型与流变》一书入选“马克思主义学术文丛”,2013年5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61.5万字。以下是内容提要、目录和导论。

内容提要
本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演变历程的梳理,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的分析。
在本书的视野内,“哲学形态”是就哲学家或哲学派别理论思维的特征、哲学理念形成、演变、表述和论证过程而言的。“熟知并非真知”。我们可以看到,言说了一个半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迄今为止并没有获得人们明确的认知,反而愈益陷入聚讼纷纭的境地,很多言说离开了经典作家的原始文本及其思想演进。而就20世纪而言,很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了解,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其原生形态,而更多地依赖于其后继者在特定的现实境遇下的阐释、发挥与重建。过去的历史已是一种客观存在,过分情绪化地指责或为其辩护,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但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质及其在21世纪的命运,清理这段学术“公案”和历史“公案”对在当代新的境遇下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却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前提性工作。本书对马克思所阐述的“新哲学”,以及其身后恩格斯、列宁、前苏联、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现当代西方哲学对这一哲学形态的理解、阐述和推进一一作出梳理,甄别出它们之间在哲学观念、问题意识、体系内容等方面的相似与差别,最后,分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构的状况、阻障和可能的前景。

目  录

导论  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形态?
一、理解世界的“哲学方式”的超越
二、一种新的“世界观”的阐释
三、社会、历史的全新把握
四、社会认识论和“历史阐释学”的探究
五、鲜明的“人学”归旨与思想特征

上篇

第一章  马克思“新哲学”的产生
一、时代变迁与现实境遇
二、黑格尔哲学及其解体
三、社会主义思想的嬗变
四、启蒙教育与早期探索
五、思想的传承、剥离与重构

第二章  求解“社会之谜”和“历史之谜”
一、自由、自我意识和理性
二、哲学关注现实的方式
三、国家与市民社会
四、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
五、劳动异化及其扬弃之径
六、唯物史观的建构

第三章  资本逻辑的批判
一、政治经济学“转向”的哲学意蕴
二、资本的逻辑和把握现代社会的方式
三、资本逻辑支配下的基本经济范畴
四、资本的逻辑和财富的双重含义
五、资本的萌芽、扩张与最终命运

第四章  世界史观与社会形态的演进
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二、社会形态演变的一般规律
三、社会有机体的层次结构
四、东方和古代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
五、“唯物史观”的科学界域

下篇

第五章  “第二小提琴手”的理解和阐释
一、恩格斯参与了马克思思想的创造
二、世界模式论:自然-社会
三、人类起源论:家庭、所有制和国家
四、辩证法“本质论”、“规律论”
五、重新审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

第六章  “列宁构想”
一、“从物质到感觉和思想”
二、辩证法的要素、原则与体系
三、政党、国家与革命

第七章 俄-苏模式
一、前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两种类型
二、普列汉诺夫的阐释
三、德波林首次提出的“提纲”
四、布哈林对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建构”
五、阿多拉茨基:文献专家的理解
六、米丁所完成的体系化工作
七、四十余年的理论论争及其后果
八、《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四章二节
九、20世纪60年代后苏联学者的反思

第八章  当“革命机遇”丧失的时候
一、物化、阶级与意识革命
二、理论与实践关系再反思
三、实践哲学的基本意旨与构想
四、批判理论与否定辩证法

第九章  另类视角——现当代西方哲学视野中的马克思哲学
一、黑格尔主义者
二、“历史主义贫困论”
三、“人学空场论”
四、现代系统论
五、马克思的“幽灵”

第十章  再生形态——当代中国境域中的马克思哲学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当代境域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景观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新探索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比较视野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面向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书名、刊名索引
主题索引

导论: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形态?

在本书的视野内,“哲学形态”是就哲学家或哲学派别理论思维的特征、哲学理念形成、演变、表述和论证过程而言的。“熟知并非真知”。我们可以看到,言说了一个半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迄今为止并没有获得人们明确的认知,反而愈益陷入聚讼纷纭的境地,很多言说离开了经典作家的原始文本及其思想演进。就20世纪而言,很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了解,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其原生形态,而更多地依赖于其后继者在特定的现实境遇下的阐释、发挥与重建。过?的历史已是一种客观存在,过分情绪化地指责或为其辩护,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但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质及其在21世纪的命运,清理这段学术“公案”和历史“公案”,对在当代新的境遇下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却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前提性工作。
本书与同类著述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尽量避免先验地对经典作家的哲学思想进行抽象的定性和体系性概述,而是根据其不同时期的著述,梳理其观照世界、理解现实、把握时代以及阐发其思想的方式和内容的演变,再从总体上分析其哲学的独特性和逻辑一贯性。我们认为,奠基于全面而系统的文本基础之上的扎扎实实研究,最终呈现出一个与以往很不相同的马克思形象,形成对马克思哲学新的理解,把其关乎理解世界的“哲学方式”的超越、新的“世界观”的阐释、社会历史的全新把握、社会认识论和“历史阐释学”的探究和鲜明的哲学归旨与思想特征等方面充分揭示出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必须是在正确理解马克思哲学、在其哲学革命的基础之上展开的。
我们注意到,进入新世纪以来,文本研究逐渐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总体格局中一个重要的领域和独特的路向。当然,这不是说过去我们对马克思的著述没有进行过研究,的确,在“原著选读”之类的著作和课程中不同程度地涉及过这一方面的内容,但其目的主要是为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观点、命题做说明和论证的,因此,一般多选择一些表述明确、便于概括的篇章和段落,而很少从版本考证、概念辨析、思想梳理等角度对完整的文本个案进行详细而完整的研究,更不用说对马克思卷帙浩繁的著述进行总体上的甄别和清理了。现在,文本研究凸现出可以说就是为了矫正和扭转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结构中史、论、著三者之间的失衡状况而进行的努力。
首先,由于把文本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个专门的领域来通盘考虑,这就改变了过去这种研究中一直存在的零散而无序的状态,特别在中文版本之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了德、俄、英、日等语种的马克思全集编辑过程中和最权威的MEGA2已经出版部分的收文情况,从而可以从总体上对马克思的著述有一个比较准确的统计和清楚的把握,这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马克思写作的特点、文体的类型、文本的曲折历程和思想被接受的种种复杂情形,在此基础上就可以甄别和撷取其中最重要的篇章进行悉心解读。
其次,由于在文本个案研究中把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看成是前后相续、层层累积而又相互支持和融通的三个步骤、三个环节,改变了过去面对一部现成的、经过别人编辑而成的著述马上就进行解读的做法,而是首先对文本写作的原初背景和写作过程进行考察,对该文本的原始手稿的各种版本进行甄别,这有助于廓清马克思思想产生的文本语境、其思想的原始状况,从而避免了割裂和肢解原始文本的完整性和真实内涵,作出“过度诠释”。
再次,由于在具体思想的概括和分析中改变了过去动辄从特定的思想构架和政治观点出发做出随意性的诠释和情绪化的评判,尽量排除主观因素的左右和影响,不趋同于权威和时尚,避免了对马克思的思想的阐释随着意识形态的转换成为一种忽左忽右、可左可右的政治游戏,从而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严肃性、科学性和恒定性。可以说,这样一种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的文本研究大大提升了国内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水准。
更为重要的是,按照上述路数和原则展开的研究,最终呈现出一个与以往很不相同的马克思形象,形成对马克思哲学新的理解,在关乎哲学的出发点、世界观、社会观、历史观、认识论和哲学归旨与特征等方面都会有新的阐释。以我之见,谨对其概括如下:
一、理解世界的“哲学方式”的超越
按照传统的理解,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其实,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不是其出发点。在其一系列著述中,马克思对这两种理解世界的“哲学方式”进行了公正而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对其不同的形态从“类型”的角度进行了归纳和划分,切中肯綮地指出其症结:唯物主义体系中的“纯粹唯物主义”坚持客体至上原则,特点是“敌视人”;“直观唯物主义”坚持自然至上原则,关注的只是人的自然性、生物性,因而只能是一种“抽象的人”;唯心主义体系中的客观唯心主义坚持观念至上原则,追求绝对化了的“理念”或“自在之物”;主观唯心主义则坚持自我至上原则,追求的是个体的“自我意识”。马克思既不是从观念、精神、自我出发,也不是单纯从客体、自然、物质出发,而是从它们之间关系的现实表现和变化发展出发,从实践出发的。因为实践不是凝固的点,不是僵化的实体,而是一种关系、一种过程、一种活动。实践是人的世界或现存世界存在的根据和基础;同时人又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使世界成为一个更大规模、更多层次的开放体系。这是对僵持于本原问题上抽象的还原论思维方式的根本转换。
二、一种新的“世界观”的阐释
在一般唯物主义的通常理解中,世界更多地被视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甚至等同于“物质”或“自然”,并且认定“物质、自然界或存在,是意识以外、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的客观现实”。这种观点意味着,这一“世界”是人之外的一种存在,是人观?和讨论的对象,而不是人参与、人创造、人构建、?占有和人赋予其价值和意义的过程和图景。很显然,这样的“世界”体系淡化了“人”的主体地位和人对自然、社会的实践改造,是一个失落了人的主体性和实践能动性的体系。然而,存在相对于主体而言是先在的、外在可感的物理世界,也存在内在于主体、不可直观的精神世界,还有由人类精神财富及其载体所构成的客观的精神世界;而且人是以“自我”为视角、为中心来观察和思考世界的。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不仅是人类自身创造性劳动不断展开、不断凝结和不断巩固的生生不息的历史过程,而且是一个多层次、多向度和多样态的统一体。这一点上,马克思的世界观绝对不同于一般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而是一种“新世界观”,它的逻辑基石是对象化劳动、是实践,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过的异化劳动,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提出的要将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定的作为“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的感性劳动和生产。所以,这一世界观不以抽象的哲学“物质”或“自然”范畴为逻辑基础,也不以抽象的“主体”、“自我”和精神为逻辑基础,而是以现实的具体的“劳动”概念为逻辑基础,并视劳动、实践是解开自然之谜、社会历史之谜、人之谜的钥匙。这样,马克思便把哲学的聚焦点从整个世界转向现存世界,从宇宙本体和观念本体转向人类世界,从而使哲学探究的对象和主题发生了根本的转换。
三、社会、历史的全新把握
社会和历史是马克思倾力研究的最重要的两个领域。马克思所理解的社会和历史既不是充满神秘色彩无可把握的存在,也不是可以任意幻想和虚构的王国。“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
社会的情况是这样,那么由不同形态的社会更替而构成的历史呢?在马克思看来,历史也是可以确证和理解的,它也是有前提、有过程、有结局的,可以为后来者所把握的。对历史的分解可以看出,它的构成要素:“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前提确定后,就可以进一步探究推进人的本质和社会变化的动力和机制。“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 个人是社会的细胞,个人生产范围的扩大和不同人的生产了联结,构成了社会的结构和运动,“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 那么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更迭,即历史的演进是什么推动的?是盲目的或由人之外力量主宰的吗?历史的可理解性取决于对构成历史前进的动力要素和过程机理的分析。长期以来,历史被蒙上了一层更加神秘的面纱,在这里马克思给予了非常清晰的解析。
历史究竟是什么?它纯粹只是自然年代的更迭和过去事件的罗列,还是后人以自己的观念和方式对既往历程的一种梳理和解释?古代与近代以什么作为分界线?只是缘于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和偶然事件,还是后人对于时代“进步”的一种价值评判?“近代人”何以异于“古代人”?只是由于他们分别生活在距今不同的岁月和国度,还是在“人之所以为人”的内涵、层次和境界等方面两者之间有着质的差别?质言之,在对“历史”进行观照和理解时,是不是存在实证历史学与哲学方式之间的分野?哲学视域中的古代与近代、“古代人”与“近代人”有没有特殊含义?有什么样的含义?
那么观念与历史、现实是什么关系呢?马克思指出,人们的观念和思想是关于自己和关于人们的各种关系的观念和思想,是人们关于自身的意识,关于一般人们的意识(因为这不是仅仅单个人的意识,而是同整个社会联系着的单个人的意识),关于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整个社会的意识。人们在其中生产自己生活的并且不以他们为转移的条件,与这些条件相联系的必然的交往形式以及由这一切所决定的个人的关系和社会的关系,当它们以思想表现出来的时候,就不能不采取观念条件和必然关系的形式,即在意识中表现为从一般人的概念中、从人的本质、从人的本性中、从人自身中产生的规定。人们是什么,人们的关系是什么,这种情况反映在意识中就是关于人自身、关于人的生存方式或关于人的最切近的逻辑规定的观念。
“世界历史”不是观念史、思想史和哲学史,而是真实存在的社会运动;也不是以往所有事件的记录、罗列和展示,而是经过“过滤”的世界发展重大趋向的表征和体现;“世界历史”的推进力量不是纯粹的“自我意识”、宇宙精神和自然秩序,而是“现实的人”所进行的生产活动与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世界历史”的当代发展打破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资本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而共产主义是一?“世界历史性”的事业。
四、社会认识论和“历?阐释学”的探究
马克思的著述特别是《资本论》所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马克思可以说处心积虑,煞费苦心,用心良苦!他尝试并最终概括、提炼出可以上升到“历史哲学”高度的诸多社会认识方式、方法,诸如“普照光方法”、“从后思索方法”、“人体解剖方法”、“抽象-具体方法”等等。马克思注意到,“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 更进一步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 他还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 特别是由于“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 为此,他认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以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可以说,这些方式、方法是马克思哲学认识论中最重要的内容。
更为超前的是马克思的“历史阐释学”思想。检视马克思不同文本的创作历程,我们还会发现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就是他善于把对某一问题的思考、论证和阐发与关乎这一问题的学说史的梳理和评析紧密的结合起来。像《剩余价值学说史》这样为了配合《资本论》的原创性理论建构而进行理论史梳理,把理论与理论史的密切结合的做法,几乎成为马克思的理论生涯中自觉而一贯的研究方式和著述方式。长期以来马克思的这样一种研究方式和叙述方式并未受到我们的关注和理解。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中,历史哲学(唯物史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然而根据一般唯物主义而不是按照马克思自谓的“现代唯物主义”原则所进行的阐释,把“历史”简单化为一种可以自动呈现的“社会存在”,又认为“社会意识”的内容全部来自这种“社会存在”,并且二者之间是一种反映与被反映的一一对应的关系。现在看来,这种解释把人们的意识(精神、观念)领域的独特性、复杂性和丰富性作了简单化的处理。如果一切意识(精神、观念)只是一种对外在的异质性存在的反映,怎么解释人类创作的那些浩瀚的艺术作品、精神伟构所构筑的独特的审美空间和智慧高峰?又如何到位地勾勒和和透视人类复杂的思想史、观念史、心灵嬗变史?研读马克思留下来的文本,我们发现他真正完成了的、成型的作品远远少于未完成的著述,绝大多数是笔记、手稿以及计划写作的著述的准备稿、过程稿、修正稿和补充稿。马克思为什么要对自己的文稿反复斟酌、再三修改?这里不只是关乎他当时是否建立了独特的理论、思想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他更多地考虑到的是理论如何表达和思想怎样阐释的问题。马克思当然坚持历史存在的客观性和规律性,但历史以怎样的方式显示自己的存在?对历史如何叙述才能显现出其当代意义?源于时代境遇和社会实践的理论又如何表达才能显示其真正的意旨?所有这些都关乎“历史阐释学”的重要议题。20世纪历史哲学把研究重点转向了诸如此类的历史表现、历史想象、历史隐喻、历史理解、历史叙述、历史方法、历史写作等领域,从而大大超越了19世纪的思维;马克思以其丰富的文本写作实践触及到当代“历史阐释学”的这些问题,并且在其阐释中蕴涵着大量有价值的创见,这些本属于马克思历史哲学题中应有之意,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究、挖掘和提炼。
五、鲜明的“人学”归旨与思想特征
马克思思想的变革更鲜明地体现在其哲学的归旨与特征中。马克思剖析资本及资本的逻辑,论证共产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其根本宗旨仍在于人,在于“人的全面发展”。表面看来,《资本论》探讨的是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探讨的是物质、利益、财富、阶级和所有制等问题,但贯穿这些方面的价值归旨是“现实的个人”的处境及其未来,是“实践的人和人的实践”,是“人与人的关系”。即如“时间”,我们一直把它看作是世界的存在方式,是一种可以度量的、匀速流逝的、物理状态的间隔,然而在《资本论》看来,哲学意义上的“时间”与自然时间是有区别的,它离不开人、人的活动和人的感受,衡量这一层面的时间的不是物理的尺度,而是社会的尺度、资本的尺度、人的尺度,时间成为人类发展的空间。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  
古往今来,存在形形色色的哲学形态,有讲求个人道德践履的哲学,有叩问生命体验的哲学,有寻求救赎之途的哲学,有追求“绝对真理”的哲学,有安妥失意灵魂的哲学,有遁世隐逸的哲学,还有苦闷消遣的哲学,等?;而且,从社会方面来说,由于哲学家的言说和陈述与社会对其的理解之间往往会出现程度不同的错位和反差,哲学更被蒙上了异常神秘和迷蒙的面纱,在哲学与社会的关系、哲学的社会定位和社会功能、哲学家的社会角色及其社会评价等方面,出现了常常是各不相同甚至相去甚远的评论,有时被说成是无用之学、抽象之学、“庙堂”之学、贵族之学、悠闲之学,有时被等同于诡辩之术、谶纬之学、箴言戒语、玄思遐想;对哲学家的评论更是五花八门,要么令人忍俊不禁,要么使人啼笑皆非,诸如“古怪之人的古怪之论”、“味同嚼蜡的人与学问”、“思想的巨人生活的侏儒”等等,不一而足。这是哲学的本来面目吗?如果不是,到底是哲学本身出了问题,还是社会的症结?
我们当然并不全盘否定上述哲学形态存在的价值及其合理性,也姑且宽容地接受或谅解社会对哲学哪怕是严重歪曲和非常错误的评论。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此决不相同,比较而言,它更是一种现实的哲学、时代的哲学、社会的哲学、人民群众的哲学和“改变世界”的哲学。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而“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正是那种用工人的双手建筑起铁路的精神,在哲学家的头脑中建立哲学体系”。“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
哲学虽然是从总体上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的,但人与世界的关系最深切的基础是现实、是实践、是时代。因此,真正的哲学无疑应该以实践为基础来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而这种研究的目的归根到底也在于为人实践地处理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服务。哲学的繁荣固然表现为人的精神或人的理性与智慧的开放性的自由运动,而这种自由运动往往具有对现实的超越性,但又不能完全脱离自己时代的现实的人本身和现实的世界,不能完全脱离把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世界关联起来的现实的实践。
自古以来哲学还被称为“智慧之学”,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哲学追求“智慧”,并不是为了内心的自我满足、自我陶醉;哲学作为智慧之学,其根本任务和主要功能,正在于教人善于处理和驾驭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不仅包括对世界的理论解释,更包括对世界的实践改造。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把实践作为自己整个哲学理论的基础,使自己的哲学具有与其时代的实践相适应的内容和形式,而且还特别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主张的这种对现实、对世界的改变不是抽象的,而是与无产阶级革命、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社会主义实践联系在一起的,它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不讳言自己的阶级属性,它不是超越哲学,不是适应一切时代、适应于所有人的哲学。它本身是19世纪欧洲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是近代自然科学影响下的产儿。它的全部主旨“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 无产阶级是随着工业发展而成长起来的,它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由于自己所受的普遍痛苦而具有普遍性质,它若不解放整个社会就不能解放自己,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它否定私有制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要求。为了实现人类解放,途径就是哲学与无产阶级的结合,无产阶级在哲学的统帅下对现实进行武器的批判,“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 人类解放没有物质力量、没有无产阶级不行,因为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人类解放更不能没有理论,没有哲学。革命是从哲学家的头脑中开始的。理论和哲学的意义就在于理论是能动的,物质是被动的,哲学是头脑,无产阶级是心脏,物质力量依赖于精神去把握,理论一旦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无产阶级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实际上低于马克思的水准或处于“前马克思”的阶段。目前我们在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但应当明确,创新必须是在正确理解马克思哲学、在其哲学革命的基础之上展开的;我觉得,这是文本研究最重要的收获和给予我们最大的启示。

本书是聂锦芳所承担的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6AGZX001)的最终成果。具体写作情况如下:(1)聂锦芳先设计了章节目次、撰写了导论。(2)根据其总体思路,以下人员起草了初稿:单提平(第一、二章);彭宏伟(第三章);聂锦芳、李彬彬(第四章);聂锦芳、常艳(第五章);张翔霞、聂锦芳(第六章);杨洪源(第七章);陈慧平、崔爽(第八章);荣鑫(第九章);郗戈(第十章)。(3)聂锦芳对各章初稿一一进行了修改(有的章节进行了?写),统一了格式和观点,李彬彬翻译了英文目录。?4)最后由聂锦芳定稿。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赵剑英社长对本书出版给予了鼎力支持,责任编辑杨晓芳女士付出了辛勤劳动,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和北京市社科规划办的老师们领导也予以指导和帮助,课题组谨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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