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北大论坛?哲学论坛综述
来源：学术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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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4-05-08
2004北大论坛?哲学论坛综述
2004年5月8日，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举行90周年庆典之际，“2004北京大学文科论坛?哲学论坛”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隆重举行。自从2002年以来，北京大学每年都举办文科论坛，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发表演讲，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今年，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关于“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渗透，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的指示，北大论坛特设哲学论坛，以 “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为题，邀请在哲学社会科学不同领域的知名学者，发布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的发展。
此次哲学论坛是北大哲学系建系90周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北京大学学科体系完备，仅哲学系就有8个二级学科，每个二级学科都有很强的实力，其中有4个国家重点学科和一个重点研究基地。这些二级学科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交叉重叠的关系。广泛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是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途径。
本次论坛的内容十分丰富，视野非常开阔。报告人当中有社会学、人口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的著名学者，他们都是北大、清华哲学系的毕业生，依靠哲学思维和理论的优势，他们在各自研究领域取得了国内外瞩目的第一流成果；另外一些报告人是哲学专业人才，他们多年来从事跨学科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对哲学社会科学不同学科的交叉渗透、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渗透交叉，都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哲学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国际学术发展的趋势，美国著名哲学家、康涅迪克州立大学的Joel Kupperman教授发表的最新研究成果，使我们有机会了解外国同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做了题为“北大精神与中国人口”的报告。张维庆首先回顾了马寅初、彭佩云和他自己这三代北大人在中国人口学方面的工作和贡献。其次，认为中国人口学与“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北大精神密切相关。几十年的中国人口研究和管理体现了爱国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开放精神，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西北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张岂之做了题为“哲学与跨学科研究”的报告，全面描述了国际跨学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强调为了应对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形势，必须进行跨学科研究。在跨学科研究方面，法国、美国等经济强国已经走在前列，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发表《巴黎宣言》，认为跨学科研究关注文化的特殊性和整体性，更能体现思想和学术自由，呼吁以跨学科的态度、教育和研究迎接21世纪。我国跨学科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正在形成自己的特点，并在逐步取得越来越多的重大成果。张岂之还对跨学科研究的哲学基础进行了探讨，指出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基础就是复杂性科学及其哲学，并将关注复杂性的哲学称之为新哲学。新哲学与传统的旧哲学之间，大体上有这样一些区分：旧哲学是实体（substance）和存在（being）的哲学；新哲学是关系（relation）和生成（becoming）论、信息（information）论的哲学，它把存在放回不可逆时间之中，把存在和演化视为实在的不同侧面。旧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都是二元论；新哲学则抛弃这两种二元论，认为人和自然的二分法是先验的划分，不符合人与自然共同演化的事实。旧哲学持机械论、原子主义世界观和社会观，新哲学持有机的、整体的世界观，承认太阳常新，新事务不断涌现。知识标准上，旧哲学是决定论的，持线性的知识观，视经典物理学为知识可还原的理想形态，旧哲学畏惧不确定性，要么把偶然纳入决定论框架，要么把浑沌看成自然、伦理、社会秩序的对立面或“反常”；新哲学讲非线性的知识观，接受不确定性的原理，否认还原论方法，把偶然、不确定性纳入基本概念结构。最后，张岂之还就国内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提出了建议，主张将跨学科研究与教育改革联系起来，通过高等教育的深入改革，为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稳固的立足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做了题为“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几点经验教训”的报告，全面介绍了他主持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经验教训。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项涉及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合作，是我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具体涉及到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学等多种学科的200多位专家学者的协作。通过主持这项大型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工程，李学勤总结了这样几点经验教训：第一，由于学科之间相互不太了解，造成了各学科专家在合作中的一些障碍，增加了合作的难度。第二，即使是长期合作的学科，也需要协调好关系，以促成相互理解。第三，跨学科研究不是一个学科利用其它学科作为研究手段，而是同时推动不同学科的共同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陆学忆做了题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的报告，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近来取得的研究成果。经过长达5年的调查研究，课题组在六个方面取得了共识：第一、现阶段中国社会已分化为由十个社会阶层组成的社会阶层结构。它们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第二，中国已经形成了现代社会的阶层结构，但还只是一个雏形，正在继续成长。第三，现代社会的流动机制正在形成，正在逐渐代替传统社会的流动机制。第四，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是在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自然、自发形成的，还在继续变动过程中，还不合理，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其要求还不相适应。第五，一个国家要形成一个合理的有活力的社会阶层结构，不仅要靠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的带动，要靠“无形的手”的推动，使之自然地演变和成长，还要靠国家在恰当的时机采取恰当的社会政策，也就是还要靠“有形的手”加以调控和引导。第六，对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未来20年发展的预测。
黑龙江大学哲学教授衣俊卿做了题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日常生活批判”的报告，全面介绍了他的“中国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研究。衣俊卿首先对文化进行了界定，指出文化表现为自在文化和自觉文化两种形式，对应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两种生活范式，自在的文化与传统日常生活具有内在的关联，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超稳定结构与中国传统日常生活的特征有密切关系，并因此对中国传统日常生活展开的广泛的批判分析，对转型期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裂变进行了全面的描述，最后对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深层文化启蒙进行了探讨和展望。
美国康涅迪克州立大学哲学教授Kupperman做了题为“关于价值的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报告。Kupperman首先澄清了价值的含义，指出价值广义上指的是以肯定的、规范的态度对待的对象。在此意义上，一个人认为是有价值的东西是他或她所敬重的、或认为是应被增进的、值得欢迎的、可欲的东西。狭义上的“价值”指具有肯定价值的东西；即使不靠它的因果效力，这些东西也能使生活(或者世界)更好。相反，具有否定价值的东西，指那些不依靠它的因果效力，也能使生活(或者世界)更糟的东西。Kupperman将自己的研究确立在狭义的“价值”概念上。接着Kupperman回顾了价值判断的哲学观的发展历史，对国外关于价值心理学和主观好处的研究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分析和批判。最后，Kupperman对“实然”与“应然”的二元对立做了批判性的反思。他认为，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伦理主张的可能性有一定的范围。这一范围表明，经验事实和伦理主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但这种关联不是具有确定推理模式的逻辑，而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生活模式，但其重要性和有效性还有待继续研究。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东做了题为“对中华文明的跨学科、跨文化研究”的报告，全面介绍了他最近所从事的“中华文明论”的研究成果。王东的报告全面阐述了九个方面的内容：（一）对东西方马克思研究做出比较，对马克思晚年笔记做出新解读；（二）融会司马迁、摩尔根、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中、西、马”三大文明起源论的新尝试；（三）20世纪中国考古大发现的哲学概括，努力探索一门考古哲学；（四）对技术史、工艺史的考古发现作出哲学概括，努力揭示中华文明起源与古代辉煌的物质技术基础；（五）对考古学、人类学，符号学做出哲学综合，试图开创一门专门研究龙文化的龙学；（六）对全球六大原创文明作出比较研究，对中华文明世界历史地位作出全新判断；（七）哲学与文化学乃至信息论、基因论相结合探讨新型文化哲学与“文化基因”概念；（八）综合现代西方创造心理学、经济创新论与马克思主义创新论试图为创新哲学提供一个雏型；（九）为中国与世界的文化创新、文明转型探寻东方源头活水。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国盛做了题为“科学与人文”的报告。吴国盛首先对人文与人文精神的概念进行了追溯和界定，指出归根到底，人文精神就是一种自由精神。接着对科学与人文关系进行了历史溯源，指出希腊－西方的人文理想是“自由”，人文形式是“科学”和“理性”，所以科学一开始就是西方的人文，是自由的学问；近代发展出来的“唯人主义”（人道主义）人文传统可能背离“自由”这个古典的人文理想；近代科学的笛卡尔传统和培根传统分别强调了内在理性和外在经验，但最终共同受制于技术理性；近代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在于过份分科的教育体制，但分科化正是技术筹划的必然后果。“唯人主义”和“技术理性”信守共同的时代精神。最后对今天如何处理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指出今天弘扬科学精神，不必在科学与人文相区别的层面上突出科学的特异性，而应该在科学与人文合一的层面上，检讨我们时代的通病，重审自由和理性。
（彭锋 整理）
2004年5月8日，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举行90周年庆典之际，“2004北京大学文科论坛?哲学论坛”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隆重举行。自从2002年以来，北京大学每年都举办文科论坛，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发表演讲，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今年，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关于“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渗透，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的指示，北大论坛特设哲学论坛，以 “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为题，邀请在哲学社会科学不同领域的知名学者，发布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的发展。
此次哲学论坛是北大哲学系建系90周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北京大学学科体系完备，仅哲学系就有8个二级学科，每个二级学科都有很强的实力，其中有4个国家重点学科和一个重点研究基地。这些二级学科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交叉重叠的关系。广泛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是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途径。
本次论坛的内容十分丰富，视野非常开阔。报告人当中有社会学、人口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的著名学者，他们都是北大、清华哲学系的毕业生，依靠哲学思维和理论的优势，他们在各自研究领域取得了国内外瞩目的第一流成果；另外一些报告人是哲学专业人才，他们多年来从事跨学科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对哲学社会科学不同学科的交叉渗透、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渗透交叉，都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哲学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国际学术发展的趋势，美国著名哲学家、康涅迪克州立大学的Joel Kupperman教授发表的最新研究成果，使我们有机会了解外国同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做了题为“北大精神与中国人口”的报告。张维庆首先回顾了马寅初、彭佩云和他自己这三代北大人在中国人口学方面的工作和贡献。其次，认为中国人口学与“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北大精神密切相关。几十年的中国人口研究和管理体现了爱国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开放精神，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西北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张岂之做了题为“哲学与跨学科研究”的报告，全面描述了国际跨学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强调为了应对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形势，必须进行跨学科研究。在跨学科研究方面，法国、美国等经济强国已经走在前列，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发表《巴黎宣言》，认为跨学科研究关注文化的特殊性和整体性，更能体现思想和学术自由，呼吁以跨学科的态度、教育和研究迎接21世纪。我国跨学科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正在形成自己的特点，并在逐步取得越来越多的重大成果。张岂之还对跨学科研究的哲学基础进行了探讨，指出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基础就是复杂性科学及其哲学，并将关注复杂性的哲学称之为新哲学。新哲学与传统的旧哲学之间，大体上有这样一些区分：旧哲学是实体（substance）和存在（being）的哲学；新哲学是关系（relation）和生成（becoming）论、信息（information）论的哲学，它把存在放回不可逆时间之中，把存在和演化视为实在的不同侧面。旧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都是二元论；新哲学则抛弃这两种二元论，认为人和自然的二分法是先验的划分，不符合人与自然共同演化的事实。旧哲学持机械论、原子主义世界观和社会观，新哲学持有机的、整体的世界观，承认太阳常新，新事务不断涌现。知识标准上，旧哲学是决定论的，持线性的知识观，视经典物理学为知识可还原的理想形态，旧哲学畏惧不确定性，要么把偶然纳入决定论框架，要么把浑沌看成自然、伦理、社会秩序的对立面或“反常”；新哲学讲非线性的知识观，接受不确定性的原理，否认还原论方法，把偶然、不确定性纳入基本概念结构。最后，张岂之还就国内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提出了建议，主张将跨学科研究与教育改革联系起来，通过高等教育的深入改革，为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稳固的立足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做了题为“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几点经验教训”的报告，全面介绍了他主持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经验教训。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项涉及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合作，是我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具体涉及到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学等多种学科的200多位专家学者的协作。通过主持这项大型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工程，李学勤总结了这样几点经验教训：第一，由于学科之间相互不太了解，造成了各学科专家在合作中的一些障碍，增加了合作的难度。第二，即使是长期合作的学科，也需要协调好关系，以促成相互理解。第三，跨学科研究不是一个学科利用其它学科作为研究手段，而是同时推动不同学科的共同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陆学忆做了题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的报告，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近来取得的研究成果。经过长达5年的调查研究，课题组在六个方面取得了共识：第一、现阶段中国社会已分化为由十个社会阶层组成的社会阶层结构。它们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第二，中国已经形成了现代社会的阶层结构，但还只是一个雏形，正在继续成长。第三，现代社会的流动机制正在形成，正在逐渐代替传统社会的流动机制。第四，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是在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自然、自发形成的，还在继续变动过程中，还不合理，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其要求还不相适应。第五，一个国家要形成一个合理的有活力的社会阶层结构，不仅要靠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的带动，要靠“无形的手”的推动，使之自然地演变和成长，还要靠国家在恰当的时机采取恰当的社会政策，也就是还要靠“有形的手”加以调控和引导。第六，对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未来20年发展的预测。
黑龙江大学哲学教授衣俊卿做了题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日常生活批判”的报告，全面介绍了他的“中国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研究。衣俊卿首先对文化进行了界定，指出文化表现为自在文化和自觉文化两种形式，对应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两种生活范式，自在的文化与传统日常生活具有内在的关联，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超稳定结构与中国传统日常生活的特征有密切关系，并因此对中国传统日常生活展开的广泛的批判分析，对转型期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裂变进行了全面的描述，最后对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深层文化启蒙进行了探讨和展望。
美国康涅迪克州立大学哲学教授Kupperman做了题为“关于价值的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报告。Kupperman首先澄清了价值的含义，指出价值广义上指的是以肯定的、规范的态度对待的对象。在此意义上，一个人认为是有价值的东西是他或她所敬重的、或认为是应被增进的、值得欢迎的、可欲的东西。狭义上的“价值”指具有肯定价值的东西；即使不靠它的因果效力，这些东西也能使生活(或者世界)更好。相反，具有否定价值的东西，指那些不依靠它的因果效力，也能使生活(或者世界)更糟的东西。Kupperman将自己的研究确立在狭义的“价值”概念上。接着Kupperman回顾了价值判断的哲学观的发展历史，对国外关于价值心理学和主观好处的研究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分析和批判。最后，Kupperman对“实然”与“应然”的二元对立做了批判性的反思。他认为，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伦理主张的可能性有一定的范围。这一范围表明，经验事实和伦理主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但这种关联不是具有确定推理模式的逻辑，而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生活模式，但其重要性和有效性还有待继续研究。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东做了题为“对中华文明的跨学科、跨文化研究”的报告，全面介绍了他最近所从事的“中华文明论”的研究成果。王东的报告全面阐述了九个方面的内容：（一）对东西方马克思研究做出比较，对马克思晚年笔记做出新解读；（二）融会司马迁、摩尔根、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中、西、马”三大文明起源论的新尝试；（三）20世纪中国考古大发现的哲学概括，努力探索一门考古哲学；（四）对技术史、工艺史的考古发现作出哲学概括，努力揭示中华文明起源与古代辉煌的物质技术基础；（五）对考古学、人类学，符号学做出哲学综合，试图开创一门专门研究龙文化的龙学；（六）对全球六大原创文明作出比较研究，对中华文明世界历史地位作出全新判断；（七）哲学与文化学乃至信息论、基因论相结合探讨新型文化哲学与“文化基因”概念；（八）综合现代西方创造心理学、经济创新论与马克思主义创新论试图为创新哲学提供一个雏型；（九）为中国与世界的文化创新、文明转型探寻东方源头活水。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国盛做了题为“科学与人文”的报告。吴国盛首先对人文与人文精神的概念进行了追溯和界定，指出归根到底，人文精神就是一种自由精神。接着对科学与人文关系进行了历史溯源，指出希腊－西方的人文理想是“自由”，人文形式是“科学”和“理性”，所以科学一开始就是西方的人文，是自由的学问；近代发展出来的“唯人主义”（人道主义）人文传统可能背离“自由”这个古典的人文理想；近代科学的笛卡尔传统和培根传统分别强调了内在理性和外在经验，但最终共同受制于技术理性；近代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在于过份分科的教育体制，但分科化正是技术筹划的必然后果。“唯人主义”和“技术理性”信守共同的时代精神。最后对今天如何处理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指出今天弘扬科学精神，不必在科学与人文相区别的层面上突出科学的特异性，而应该在科学与人文合一的层面上，检讨我们时代的通病，重审自由和理性。
（彭锋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