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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敦华主编“新时代道德与哲学文丛”总序

赵敦华主编“新时代道德与哲学文丛”总序


总序

赵敦华

21世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面临着文化转型和道德建设的艰巨任务,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神圣与世俗、科学与人生、价值与事实、个人与社会、人权与主权、公正与效益等关系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重要问题。哲学作为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结晶,要对这些重大问做深层次的思考,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和社会的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为了承担哲学的时代重任,我特邀几个学友发表他们对以上问题的研究心得。他们多年来一直关心中国社会的道德和文化问题,他们严肃的治学态度和独到的研究成果已经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次通过“文丛”方式,集辑出版他们的理论观点,希望能够在引起更多读者的兴趣和反响。

我们这些著作之所以冠名为“新时代道德与哲学文丛”,是为了表明我们迎接中国学术新时代早日来临的迫切愿望,以及我们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贡献的努力。在中国学术史上,能够称得上“新时代”的时期不多,最近一次的新时代发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这是中国历史上动荡和苦难的时期,但同时也是思想创造和大师辈出的时代。在中学和西学、传统和现代性的激烈碰撞中,不但在文史和哲学领域,而且在科学领域,产生了辉煌夺目的思想和群星灿烂的思想家。这是一个可以与先秦诸子百家媲美的时代,如果这一时代也如先秦时代那样持续几百年,中国学者也可以像我们的祖先那样,创立为后世所称道的、可与西方强势文化相匹配的中国现代文化。但历史不容假设,无情的历史事实是,这一学术新时代结束得太早了。

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本来是中国思想对外开放的产物,是把西方的和俄国的革命理论同中国社会现实和中国文化相结合的成功创举。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却把这一创举当成终结性的胜利,把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和理论绝对化为真理的顶峰,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代替全民族的文化建设,用政治性的批判代替学术上的理论争鸣,走上了闭关锁国的绝路,最后在“批判封资修,砸烂旧世界”的口号下,完成了全面排拒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思想封闭,酿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劫难。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再次向世界敞开大门,各种西方哲学思潮流派再次涌进中国,中国传统思想也得以复兴,获得发扬光大的大好时机。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带来了学术的春天,知识分子在思想园地里勤奋耕耘,满怀着丰收的希望。记得在20多年前,看到一位青年作者写道,原来把写书看得很神圣,后来有了丰富的写作经验,觉得写书和小时候看到的种庄稼过程没有什么不同,春天把种子播撒下去,秋天就可以一箩一箩地收庄稼了。这位作者的表白反映了一种普遍的文风,这就是,用种庄稼的方式做学问。其结果是,我国现在的学术出版物以不亚于经济增长率的速度快速增长,在数量上大概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的指标。但是,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很少有国际影响的,国际学术界公认的突破性的创新成果更是微乎其微。

人们翘首期待的学术新时代并没有到来。有人以“时机未到”的借口聊以自慰,他们会说,学术需要世世代代的积累,只要积累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有诺贝尔文学奖和科学奖的获得者。但人们不禁要问,即使若干年后,中国真的出了一个或几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与世界上的文化大国、思想大国的成千上万的思想家(他们之中只有几百个能够有幸获得诺贝尔奖)相比,又能在几多程度上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学术地位?我们期待的不是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是一个学术上的新时代。俗话说,“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在学术上也是如此,思想上的英雄创造新时代,新时代又为思想英雄的涌现开辟了道路。只有在能够创造大量的思想英雄的新时代,获得诺贝尔奖才不是一件望眼欲穿的渴求,而是瓜熟蒂落的平常事。

学术的新时代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自然降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但21世纪与20世纪在时间上的差别不过是地球绕太阳多转了几圈而已,那些认为进入了新世纪就是进入了新时代的说法不过是盲目乐观而已。说实在的,我对目前的学术环境并不乐观。我们现在所处的学术环境(注意:以下要比较的是学术环境,而不是社会环境),固然不能与20世纪初期那个学术的新时代相比;即便与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学术环境相比 ,也有退步的表现。

人们现在经常把不良的学术环境归咎为学术制度和管理制度上的弊端,如评职称制度,科研成果的量化指标,评奖、评项目、评学位点和其他种种评审、评比制度,等等。制度上的弊端固然不能否认,但我们要记住:制度由人制定,靠人来执行。学术制度上的弊端是人的封闭的、狭隘的心态的反映,这些弊端之所以迟迟不能纠正,也是因为它们程度不同地适应了学术群体的心态。虽然社会在进步,国家在开放,但我们的学术群体的心态却在退步,变得封闭起来,不如20世纪初期知识分子的心态开放,也不比思想解放时的社会心态开放。这种封闭的心态是难以归咎于制度上的弊端,倒是需要在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我在这里谈到的封闭的学术心态,有两种突出的表现:一是“中国思想特殊”论,一是“学科专业中心”论。以下分别予以检讨。

现在有一种流行观念,中国的传统是特殊的,文化是特殊的,思维方式是特殊的。据说,中国人的特殊性历史漫长,从几十万年前的“北京人”,甚至上百万年的“蓝田人”、“元谋人”起,就有了特殊的中国人种和文化。“中国特殊性”的现代性是 “中国特色”。“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条政治路线,不能把它庸俗化,动辄以“有中国特色的xx理论”相标榜。如果中国学者以“中国特色的理论”为研究方向和目标,那就等于放弃了理论的普遍性标准。不要以为“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世界的”是普遍真理。对于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认为一个民族独一无二的特质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二是认为一个民族能够贡献出普世的普遍理论。前一种理解往往满足了西方民族对其他民族风俗人情的猎奇心理,在文学艺术等领域有一定的市场;后一种理解把特定的文化传统和普遍的理论结合起来,更符合科学、哲学和社会、人文理论的发展要求。后一种理解的一个范例是犹太思想。犹太人有着极强的民族认同感,在近二千年失去祖国的历史中,他们流落在异国他乡而没有失去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但民族传统并没有成为创立普遍理论的障碍。身为犹太人的思想家从不以“犹太人特色”为理论目标,而是世世代代追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这样,人类才有了马克思主义,有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

今天,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中,中国学者更没有理由把“中国特色”作为理论创新的目标,更没有理由强调“中国思想特殊”而不积极参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争论和批评,拒绝与国际学术标准接轨,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甚至进而认为中国人对自己传统思想的研究必然是世界一流的,外国人要懂得这些世界一流的“中国特色”的学说就必须先学习中文,而我们中国人则没有必要从外国人那里学习他们的(二流的)汉学研究成果。这些“中国思想特殊”的种种观念把理论研究封闭在狭隘的地域观念之中,降低了学术标准和目标,滋长了井地观天、固步自封的狭隘心态,对于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有百弊而无一利。

现在还有一个似是而非的口号,叫做“以学科建设为中心”。听起来这是一个重视学术的主张,但仔细分析一下,不难看出,其中包含着强化不合理的学科划分、阻碍跨学科研究、违反学术发展趋势的内容。

现在所说的“学科建设”的单位,主要指二级学科的学位点。所谓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划分有很多不合理之处。以哲学这个“一级学科”为例,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伦理学、美学、科学技术哲学、逻辑学和宗教学等八个“二级学科”。这可奇怪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算西方哲学(难道它能够与西方哲学传统和现代西方哲学分开?),也不算中国哲学(难道它不是现代中国哲学的重要成分?);中国哲学可以与伦理学和美学分家,与中国传统哲学接近的韩国和日本哲学(其典籍就是用汉字写的)算作外国哲学;而外国哲学中的西方哲学也可以和伦理学、美学和科学技术哲学分家;科学技术哲学可以与自然科学史(那是另外一个“一级学科”)分家;宗教学属于哲学,而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其他学科分家;逻辑学属于哲学,而与数学、计算机科学和认知科学分家。学科分类目录是学术地图,用这样一张糊涂的地图来指路,不知要把“学科建设”引向何方。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以这些划分不合理的“二级学科”为“中心”来做学术,不要说跨学科研究了,连原本是综合统一的哲学理论也被人为制造的隔阂障碍弄得支离破碎,以邻为壑。

跨学科研究是当今世界的学术发展趋势。据北京大学科研部的一项资料,最新的高科技成果和基本理论的创新成果,几乎没有一项是在传统的“一级学科”(如数、理、化、生、地)的范围内取得的,都是打破学科界限,开展跨学科交叉研究而取得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是这样,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也是这样。比如,社会科学与生物学的交叉(“社会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等),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与各种学科相交叉的“分支哲学”(如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法哲学、历史哲学、考古哲学,生物哲学,还有跨哲学(Pilosophy)、政治学 (Politics) 和经济学 (Economics) 的综合学科PPE,等等,都是最有活力、最有发展前景的新的理论形态。

在自然科学和高科技领域,以追赶国际最新成功的科研项目为指导和SCI、ECI等国际指标为标准,推动了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基本适应了国际学术界的发展趋势。但是,在传统的文科(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科研项目是“有中国特色”的,论文的语言、内容和质量是不能与国际接轨的,因此不需要、也不能够用SSCI(社会科学论文索引)和AHCI(艺术和人文学科论文索引)等国际指标来衡量。没有适应跨学科研究这一学术新趋势的需要和压力,文科的“学科建设”的自我封闭倾向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果违反了世界学术发展的大趋势,学术上的衰落在所难免,封闭和衰落造成的学术腐败也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学术腐败的现象愈演愈烈,其根子就在这里。

正因为理想显得那样遥远,我们更有责任朝向理想做不懈的努力;正因为身处的学术环境令人堪忧,我们更要有除弊兴利、革故鼎新的决心和勇气。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是沿着跨学科研究的方向,推动学术的发展和进步,改进我们的学术环境。我的几个学友,都具备了这样的才能。他们都受到西学的严格训练,同时熟悉中国传统文化;他们既是本学科的专家,同时也广泛涉猎其他学科领域。卓新平曾在国外专攻基督教神学,但回国后,对宗教学的各个领域和各个主要宗教,以及宗教伦理和人生哲学,都有全面的研究。邓晓芒是研究德国哲学的专家,同时在美学、文学评论、道德哲学,以及中西哲学和文化的比较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王晓朝是研究希腊哲学的专家,同时对基督教神学和哲学、伦理学和中西文化交流史进行专门研究。何怀宏曾是专攻西方伦理学史的博士,后来的研究扩展到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等领域。至于我本人,也在做跨学科研究的努力,虽然常被人称为专家,但我自知只是思想世界中的一个漂泊者而已。

做跨学科研究意义重大,但也有同样重大的风险,一个人不可能精通各行各业,在自己长期专攻的本行之外,很难不说一些“外行”话。正因为如此,跨学科研究是各相关学科专家们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交流。我们以跨学科研究心得与各学科的专家切磋;有些读者虽不是专家,但与我们同样关心中国现代文化和道德建设问题,我们也引以为同道。我们怀着与同道们对话交流的心情,希望能够得到广大读者们的批评和回应。




赵敦华



二○○三年十月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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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道德与哲学文丛”第一辑书目

1、卓新平著,《神圣与世俗之间---关于宗教、人生、伦理的断想》

2、邓晓芒著,《中西文化视野中的真善美的哲思》

3、王晓朝著,《传统道德向现代道德的转型》

4、何怀宏著,《良心与正义的探求》

5、赵敦华著,《人性的叙事和中西伦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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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敦华著《人性的叙事和中西伦理比较》目录



第一部分:人的故事

一、研究西方人性论的观念史叙事法

二、“人”的诞生

三、“宗教人”的观念

四、“文化人”的观念

五、“自然人“的观念

六、“理性人”的观念

七、“生物人”的观念

八、“文明人”的观念

九、“行为人”的观念

十、“心理人”的观念

十一、“存在人”的观念



第二部分 危机和转向

一、“人”的消解

二、研究人的新范式

三、哲学的“进化论转向”

四、道德哲学的新范式



第三部分 比较与对话

一、 “轴心时代”中西伦理比较的一个范例
二、
三、 中西伦理术语的双向格义的一个范例
四、
五、 基督教伦理的特征
六、
四、基督教伦理与儒家伦理之比较

五、“全球伦理”和基督教价值的转换

六、三重对话的模式



第四部分 大学的理念和科学民主的价值

一、中西大学传统和现代大学的理念

二、科学与宗教对话的中世纪传统

三、北京大学“科学与民主”的传统和新意

四、跨学科综合课程教育的实验

五、哲学教育的理念

六、中国宗教学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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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敦华著《人性的叙事和中西伦理比较》前言



本书是我最近几年在思想世界漫游的一些纪录,它们好像是旅途中所做的一些风景素描,每一节好像是一幅画,每一部分好像是一个区域的组画,全书好像是一本风景画册。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的前言里也有类似的说法。我把自己的论文比做风景画,并不是东施效颦的做法,实在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比喻来表示本书的结构。本书的内容不是一个联贯的理论,而是一篇篇相对独立的论文的有序编排。

第一部分用观念史的叙事方法,构造了西方人性论的发展史,采取了西方人叙说“人的故事”的方式。这个故事开始于希腊神话的“斯芬克司之谜”,结束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

第二部分用范式转变的方法应付了人性论的危机,强调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于研究人性论、哲学和伦理学的范式作用。我承认,这里对达尔文范式的论述是一种“宏大叙事”,但这对范式的确立是完全必要的,细致的分析和例证要在范式被确立之后才能被发展起来,那将是我下一本书的任务。

第三部分是关于中西伦理的比较和对话。其中包括 “轴心时代”的共时性案例分析和儒家与基督教伦理的历时性比较。任何不带主观随意性的跨文化比较都要有对话理论为基础。这里涉及的对话理论,先以“全球伦理”为案例,而后提出了模式比较的理论。

第四部分是第三部分理论分析的扩展和在大学教育中的应用,特别对大学的理念、通识教育的理念、“科学和民主”的理念、哲学教育的理念和宗教学研究的理念做了分别阐述。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部分是我主编的《西方人学观念史》的提要。这本书是一个集体项目,除了我本人之外,课题组的成员还有:李晓南、韩震、王成兵、严春友、朱红文和高新民等。本书第一部分的一些材料是他们提供的,在此表示感谢。本文丛的责任编辑徐冲为本书和文丛中其他著作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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