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外国哲学的开放心态和比较方法

赵敦华  

　　中国知识界与外国哲学的遭遇，规模较大的有两次。第一次发生于“五·四”前后。其时，西方各国流行的形形色色哲学派别和思潮纷至沓来。从叔本华的意志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到康德的先验论、黑格尔的绝对唯心论；从英国的经验论、功利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到新实在论和实证主义；从罗素的分析哲学到杜威的实验主义，都成为知识界热心宣扬的话题。平心而论，这些学说对于打开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确实起过一些积极作用。但是，它们的影响仅仅局限在少数文化人的小圈子里，未能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扎下根来，只扮演了昙花一现的匆匆过客的角色。究其原因，固然与这些学说自身弱点有关，但介绍者浅尝辄止、囫囵吞枣的学风和不顾中国国情而一味模仿照搬的心态，不能不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最近二十多年中，中国哲学界在外国哲学研究领域取得丰硕的成果和空前的进展。外国哲学的学科范围不断扩大。过去的外国哲学研究主要局限在西方哲学，而西方哲学研究又主要局限在20世纪之前的西方哲学史。经过多年的学科调整和建设，中国人研究的外国哲学已经涵盖了世界各国的哲学，包括以阿拉伯哲学、印度哲学和日本、韩国哲学等构成的东方哲学，以及非洲哲学和拉丁美洲哲学；在西方哲学领域，除了西方哲学史以外，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发展特别迅速，摆脱了过去把现代西方哲学当作没落、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旧思维模式，我国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已经成为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化和最新思潮的一个重要窗口。西方哲学家的主要著作现在都已经有了中译本，国外最新的流行哲学书马上就会得到介绍，并很快被翻译成中文出版。随着资料的积累和更新，外国哲学教材和多卷本的通史、专史也被列入国家和省部级的科研项目，显示出盛世修史的气象。这些重要项目的完成，大大提高了我国外国哲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二十多年前，中国的外国哲学研究者还只能在国内自说自话，而现在已能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与外国学者进行平等对话。20世纪20年代初，罗素、杜威以及德国哲学家杜里舒来华演讲，成为中外哲学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无独有偶，21世纪伊始，又有三位世界级的哲学家——利科、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相继访华。他们受到了同样热情的欢迎，但听众更广泛，对话更热烈，评价更客观。中国在外国哲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显著进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象征性成果，它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包容百川的文化心态和有容乃大的精神面貌。

　　我国的外国哲学研究的重大转变还表现在研究方法上的突破。在1978年召开的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第一次年会上，学者们开始告别长期禁锢他们思想的“两军对阵”模式。中国学者认识到，把阶级分析的方法当做哲学研究唯一正确方法的观点是片面的，既不符合历史事实，还造成了用政治斗争代替学术争论的不良后果。现在，中国学者研究外国哲学的方法逐渐多样化，西方哲学的语言分析、现象学和解释学，以及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方法，经过哲学界的选择和评介，已经引入我国的人文社会学科和文学艺术界。与过去那种方法、思想的单一局面相比，这是学术上的进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也有不尽人意之处。最近一些年来，一些作品使用了生造硬译的术语，立意玄而又玄，不但别人看不懂，恐怕作者自己也不知所云。人们把这种文风称作“名词轰炸”。我想，引起大家不满的，并非因为新造了一些学术上的术语，而是因为外国哲学研究尚未满足人们提出的更高要求。这就是，要按照中国人的思想和表达方式来理解西方哲学，创造出时代所需要的哲学思想和为大家喜闻乐见的哲学语言。

　　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与人民的要求，我们应该提倡比较研究的方法，用中国人的眼光解读外国哲学。每一个民族对外来文化和哲学的理解，都离不开自己民族文化固有的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正如西方人总是用他们的眼光看待中国哲学一样，中国人也应该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待西方哲学。只有在哲学研究和学术交流中采取双向互动的比较方法，中外哲学才能开展真正有效的对话，达到真正的相互理解。反之，人云亦云，趋之若鹜，我们就永远不能站在平等的立场上与外国人论道辩理，永远不能像我们的祖先那样，创立为后世所称道的、可以与西方哲学相匹配的中国哲学。

稿件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