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世界哲学大会第二场全体大会“自我（SELF）”于2018年8月14上午九点至十一点在国家会议中心召开，在这场和本届哲学大会主题“学以成人”紧密关联的大会上，三位演讲者贡献了精彩讲座。

第一位演讲人Sara Hein?maa教授的论文承接了思考“自我”问题的现象学传统，她试图说明——接续胡塞尔现象学的思考——构建生活世界意义的自我并非笛卡尔式的孤独的理智主体，也不是康德哲学意义上由人类理性所共享的普遍的形式原则，而是一个内具时间维度和社会嵌入型结构的动态结构。这一“意义—建构”的自我作为知、情、意合一的始源的意向性行动主体，作为全部实际的和可能的从意识的连续流中绽放的行动极点，具有在内在时间中形成的意向性行动的内在历史，并且借由主体间性，生活世界的整全意义也是由如此这般的自我的开放共同体建构的。

第二位演讲人倪梁康教授从中西方哲学传统尤其是现象学传统和唯识学传统出发，探索（首先是胡塞尔哲学意义上）从静态、点状的“纯粹自我”（在感知行为进行的过程中被自我直接意识到的自身明见性，并赋予一切意识体验以“属我”的特征）到动态的、线状的“人格自我”（认定自我确然性始终处在时间性的流动中，包含自身的当下、过去和将来，并进而形成人格内容）的自我“生成”过程，他同样提示了中国哲学传统中与此相关的思想观点。限于时间他并没有将论文内容充分展开，大家均期待此文的发表。

第三位演讲人Theophilus Okere神父首先从哲学史的角度出发研讨关于自我概念的各种哲学解决方案，进而从词源学意义上为我们展示了他的家乡文化——依博文化——中关于自我概念的丰富哲学、宗教学资源，最终他试图说明在依博文化中人类被理解为关系网络的所在地，在这一网络之中“自我”是一个典型的社群意义上的自我——它将自己看作一种活着的、自然的共同体的中心，在历史和社会两个向度上创造并支持生活空间。Theophilus Okere神父试图以此回应极端的个人主义为当今世界带来的危险，并期望这种依博/非洲的“自我”概念帮助我们为我们的世界产生一个新的、更具包容性的人类团结的意识, 一种对作为“共同自我”而非“敌对的他者”的更敏锐的感觉。
在全体大会“自我”之后，在11点至13点的专题会议“表达性，对话，可译性”中，多位哲学教授就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相互交流、进行对译的可能途径展开深入思考。

Paul Healy主张通过证明富有成效的跨文化学习超越文明之间不可通约性、二分法思维和歧视性比较的陷阱，一个进一步的长处是——就像“好的生活”这一概念中所体现的那样—— 作为文化理性的一种量度，且因此作为跨文化交流和学习的试金石，它规定了人类福祉和繁荣的理想。在描绘其构成性特征之后，他从古典东西方哲学中汲取了核心洞见，来阐明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对话如何能够引发关于过一种好的生活是什么的扩展性理解，从而为在一个紧密互联的全球化世界中学习人之为人提供一种有效激励。

Michael Beaney教授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他全篇论文的主题“如果一个想法是值得思考的，那么，这个想法也值得清晰地言说；而且，如果这个想法被清晰地言说了，那么，它会让其他人的思维更加清晰”，就此他提出了检验多语言翻译之清晰度的“传话游戏”概念，其意图是：如果将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种语言或多种语言的翻译过程看做一场“传话游戏”，那么只要这一过程能够成功完成，传递的信息能够被对方理解，那么清晰度就可以令人满意。进而，Beaney教授以对中国哲学重要概念“道”的翻译为例，阐释了清晰的哲学翻译的重要意义和其困难，在他看来，儒家哲学的一个理念似乎能够最好说明如何进行准确、贴切的翻译：“你对某事越了解，你越能用自己的话进行阐释，并传授给他人”。而毫无疑问的是，巧妙而合理的翻译将会助力跨文化交流。

专题讲座一“理性、智慧、善的生活”

2018年8月14日?上18点至20点，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专题讲座“理性、智慧、善的生活”在国家会议中心成功举行。哲学教授们就如何在当今世界、借助传统智慧追求善好的生活开展了精彩讲座。

本场的第一场讲座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姚新中教授。在他的论文《早期儒学关于美好生活的伦理范式》中，他旨在基于早期儒家文本而建构一种儒家特有的美好生活范式。为了充分理解这一范式，作者谈论了美德和智慧如何在生活的“乐”中汇聚，财富和友谊在美好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并且说明了“乐”如何来自于美德和智慧，却能够充分利用后者。

第二场讲座“若自由，则因你是生产者”来自Maurizio Ferraris教授。他先藉由“文件媒体革命”之于现代社会的意义回应了马克思所谓“商品之谜”的谜底：商品乃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并进一步指出，虽然时至今日，这一点早已绝非神秘，但在今天的时代中，我们其实是制造商品（文件）的无偿的劳动力，而这也是人们未尝认识到的。接下来，作者又指出，在今天，文件相对资本而言具有的更强的价值和力量，并说明了诸如民粹主义运动的政治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也和文件一样，都是“活动化”的产物。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作者又在实践向度上说明了“活动化”这一行为在客观上就是劳动，而其在财富中产量的有效性也需要得到认可。因此，在他看来，活动化薪资就格外需要落实，企业的利润也要进行重新分配——而最理想的解决方式就是发现被活动者和企业的直接联系。

本场的第三场讲座“从美德到幸福：新柏拉图主义的转变”中，Paul Kalligas教授先是考察并梳理了自柏拉图以降至于斯多亚派、伊壁鸠鲁派对于美德和幸福的理解；之后，作者又说明了以普罗提诺为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对于美德和幸福关系另外的考量：在普罗提诺，幸福的终极目标是与神相似；理论知识对于实践美德享有绝对的有限性，实践美德不再被视为实现幸福的手段甚至是实现幸福的组成部分，而只是真正幸福的伴随物或者附属状态。在他看来，决定一个人幸福的主要因素是一个人的自主性，换言之，只有一个人完全自由地追求属于其存在最深处的永恒真理的时候才是最幸福的，而这一特质也是人之所以能够分有神的神圣永恒至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