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的第三次全体大会以“社群”为主题，于8月15日上午9点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

北京大学的安乐哲（Roger T. Ames）教授、尼日利亚纳姆迪·阿齐克韦大学Josephat Obi Oguejiofor教授、奥地利维也纳大学Herta Nagl-Docekal教授和日本龙谷大学Kunitake Ito发表了演讲。

安乐哲教授在演讲中将儒家伦理学刻画为一种“角色伦理学”。这种角色伦理学将角色作为理解一个人以及其行为规范、生活理想的核心概念。安乐哲认为，儒家哲学持有一种关系性的、过程性的宇宙论。它将整个宇宙看作一个有机的、互相关联的全息性整体。任何一个部分都与其他部分有着内在的关系。人作为宇宙中的一员也不例外。个人与其他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对于每个个人来说都是构成性的。换句话说，脱离了共同体的人是无法被理解的。在这个意义上，角色伦理学挑战着西方个人主义的传统。后者将个人视作一个可以脱离于任何关系而独立的个体。安乐哲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把握到这种对关系优先性的洞见，那我们就不难理解儒家为什么会将“孝”作为首要的道德命令：因为对儒家来说，家庭是最为核心的共同体。

Oguejiofor教授则为听众们提供了一个对当代非洲哲学的批判性介绍。在Oguejiofor看来，当代非洲哲学的核心主题是为非洲人的人性进行辩护与抗争。这种为人性所进行的抗争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它产生于西方世界对非洲的征服、殖民以及奴役。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启蒙哲学家洛克、休谟、孟德斯鸠与黑格尔等则从理论上将非洲人非人化，将他们视作低等的人类甚至野兽。当代的西方哲学家与非洲哲学家都忽视了哲学这一不光彩的过去。当代非洲哲学甚至主要通过诉诸于哲学来论证非洲人的人性：非洲人有自己的哲学，而哲学是人性的标志。然而Oguejiofor认为，当代的非洲哲学家们错误地将人性的基础建立在一个人性之外的因素（是否具有哲学）之上。他们追随西方人赋予了哲学过高的地位，但却和西方哲学家一样忽视了哲学在种族问题上不光彩的过去。

Herta Nagl-Docekal教授在演讲中主要关注了当代生活中的一大社会病症：“一种朝向原子式孤独个体的倾向导致了社会联系的瓦解，同时也削减了团结”。许多学者将这种原子化的倾向与市场经济的逻辑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入侵联系在一起。很多人因此将矛盾指向了启蒙以来的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然而，Nagl-Docekal强调这种批评既是空泛的也是错误的。原子化倾向并非启蒙价值的逻辑后果。相反，许多启蒙哲人的思想资源能够用来对抗这种原子化的倾向。Nagl-Docekal尤其着重考察了康德关于道德共同体的讨论。康德的理论能够促使我们学会尊重他人，并且仅仅因为他人是人，我们就有义务对他人表示尊重。

最后，Kunitake Ito教授带领听众重新考察了涂尔干在1911年世界哲学大会上的发言《价值判断与对实在的判断》。在这篇演讲中，涂尔干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反笛卡尔主义的和反个人主义的关于社会心智的理论。Kunitake Ito指出，涂尔干关于社会心智的理论比20世界哲学中诸多社会心智的理论（例如列维—斯特劳斯和德里达）都要更加优越。涂尔干的这一理论有三个要点。首先，原则上来说，个人的心智世界中的任何东西都源自于社会意识。其次，社会意识与个人意识通过语言和符号进行互动。第三，在我们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中最基本的概念区分是神圣与世俗。然而，涂尔干的理论仍然是基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表征模型，与当今被普遍接受的哲学模型是不同的。因此，在演讲的最后，Kunitake Ito教授试图用20世纪语言学转向之后对人类心灵的全新理解重构了涂尔干关于社会意识的理论。

紧接着举行了专题会议。此次专题会议以“在边缘处的哲学：控制、自由、团结”为主题。主讲人有雅温得大学高等师范学院的Charles-Romain Mbelé教授以及维拉诺瓦大学的Sally J. Scholz教授。

Charles-Romain Mbelé教授首先对“边缘处的哲学”进行了哲学的思考。他指出，在当代，边缘处的哲学始终是和一些发展中或不发达地的经济、文化、伦理政治等紧密联系的，是对这些地区斗争历史的一种回应。但其实，边缘处的哲学早在古希腊就是哲学的一个核心议题。关于存在之边缘的地位的反思作为一种对存在自身的考察而隶属于形而上学。然而，如果边缘处的哲学将边缘存在刻画为边缘的，那么这就仍然只是采取了中心形而上学的另一个视角。通过追溯考察哲学史上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Mbelé指出，边缘处的哲学的任务始终都应该是去中心化、反对作为开端和基础的逻格斯。它应该宣告“一切意味着一个统一世界的关于在场性的存在论的终结”，从而“摆脱那种让身体、性别、儿童、妇女、混混、残疾人、新性别者、地区知识——尤其是魔法、炼金术、超常热情、占星术这些被笛卡尔、莱布尼茨和康德所批评的“错误科学”——边缘化的哲学话语”。

Sally J. Scholz则向我们展示了全球公民团结的理念及其与社会风险之间的关系。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全球性的相互依赖关系正在逐步加强。这种相互依赖一方面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好处，但另一方面它也使得社会风险被更普遍的分配。公民团结正是基于对个体、组织和国家在集体之中相互依赖关系的承认。这种团结要求我们共同承担社会风险。Scholz指出，社会风险的不均等的分配会使得一些人过度承受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弱点。因而，均等的社会风险分配应该作为公民团结的指导原则。最后，Scholz运用这种理念审视了当代的难民问题。难民的无国籍状态并非一种自然弱点，而是有社会结构所造成的社会弱点。社会风险的均等分配就要求我们尽量减小无国籍状态对于难民的影响。例如，要尽量使难民儿童获得有质量保障的教育。

捐赠讲座－“茶山讲座”（Dasan Lecture）于8月15日晚6点30分于国家会议中心举行。该捐赠讲座讲座以韩国著名的哲学家丁若镛（号茶山）命名。此次讲座的主持人是韩国梨花女子大学Heisook Kim教授，主讲人是西江大学荣誉教授Hee-Sung Keel教授，讲演的题目是《作为道德之基的同情：一种儒家的情感道德理论》。

Hee-Sung Keel教授认为，在人们日常生活中，道德实在论仍然是主流的立场。人们通常认为，道德有其事实的依据。很多人甚至认为，道德法则甚至和自然物理法则有着相同的有效性。然而，由于自然科学的进展和当代哲学的一些转向，在现代社会中，“道德”和价值判断越来越被认为是缺乏事实依据的。因此，重新审视东方的和西方的各种情感道德理论，为道德寻求新的确定性基础之于我们便是重要且必要的。

在当今的西方知识界，一种严格且颇具影响力的道德理论便是康德的义务论伦理学；然而，这种伦理学虽然有可能为超越文化界限的道德提供具有普遍性的基础，却也具有一定的的文化局限性。Hee-Sung Keel教授认为，以儒家伦理为主体、“同情”为基础的道德哲学中包含了为道德寻求新的确定性的可能性：虽然在西方思想中，不乏有以“同情”为重要线索的伦理思想与道德哲学；在东方思想中，以“同情”或者说“怜悯心”为核心的儒家伦理则呈现出一种与西方悲观人性论截然不同的道德乐观主义。

这种道德乐观主义的源头当归至孔子：孔子思想的两个核心概念“礼”和“仁”展现了对人性和适当行为模式的洞察。之后，孟子进一步内化了“仁”的概念：在孟子看来，人虽然有生理上的欲望以至于使人忽略道德心的召唤，但道德在根本上不与我们的本性相违背；而作为情感现象的同情则几乎是所有道德活动首要的因素。这一道德观念在实践层面则体现为，社会伦理只是个人伦理的自然延伸，这二者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从现代伦理的视角看，即便这一基于人性善良的思想不能直接推出普世的人权，也能够导致普世的人的尊严。

Hee-Sung Keel进一步强调，对于孟子来说，人心、人性和天道是相通的。因而孟子会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因此，如果道德在人心中有其自然的根据，那么天道当中也就一定包含道德性。在这个意义上，在儒家哲学看来，道德不仅有其人类学的基础，还有宇宙论的基础。而宋明儒学中所发展出的道德形而上学正是为儒家哲学中所蕴含的这种宇宙论进行奠基。Hee-Sung Keel教授认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很多试图将孔孟哲学与宋明理学判然二分的做法因此都是不可取的。

在讲座的最后，Hee-Sung Keel教授强调道德需要有一个类似于自然法的东西作为基础。在孟子那里有着类似于西方哲学中自然法的概念。如果缺乏这样一个概念，任何道德都是没有根基的。在讲座?的讨论环节中，Hee-Sung Keel教授进一步指出，西方伦理学错误地在自然主义和?自然主义两极上摇摆，而儒家哲学以及儒家传统下的东亚哲学应该为道德实在论找到处于自然主义和超自然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