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张祥龙老师

吉林大学哲学系  龙晶

（原载慧田哲学公众号）

三天前，我一大清早起来就听说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张祥龙先生因患癌症仙逝于家中。张老师1949年出生于香港，成长于大陆，1992年在美国纽约州立布法罗大学哲学系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外国哲学研究所任教，1996年出版了成名作《海德格思想与中国天道：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将20世纪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思想及其现象学方法与中国道家和佛家（及印度哲学）融会贯通，后更进一步从现象学深入孔子等儒家的思想，对中国古代哲学做出了富于灵性的阐释，其注重生活体验和构成境域的灵妙思维将古代经典从刻板的解读中解放了出来，使之如陆鱼归大海，笼鸟入苍穹，重新获得了自由生发的境界。张老师融西入中、微妙玄通的哲学思维深刻地启发了许多当代中国学者，为百年来在中西文明的碰撞中不断衰落的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机。我在加拿大留学期间就有幸读到了张老师的《海德格思想与中国天道》一书，深受启发，2012年回国到吉林大学哲学系任教，开始了和张老师的正式接触。和张老师的许多好友和学生相比，我对张老师的了解要少得多，无法写出像样而全面的纪念文章，但受到慧田哲学公众号的邀请，就随意地谈谈和张老师交往过程的一些印象和感想。

  刚刚回国时，我对国内哲学界完全不熟悉。从1994年到加拿大自费留学开始，我为了学习西方哲学而在海外漂泊了十八年，直至海德格尔将我引回中国哲学的构成境域，对中西哲学史的融会贯通有了比较成熟的思考，才感到应该回祖国去完成融合中西哲学的事业。刚刚回国的我就像浪子回到已经阔别多年的故乡，面对在海外漂泊时朝思暮想的故土，感到的却是一种茫然的陌生感。我于是斗胆给张祥龙老师发了一封邮件，谈了我对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研究，以及张老师的“构成境域”对我的启发，希望在国内的哲学道路上得到更多的指点和交流。张老师在极为忙碌的状态中给我回了信，建议我参与国内的现象学年会，并将2013年的邀请函直接发给了我。我听从了张老师的建议，参加了当年的现象学年会，作了《对天地的一个现象学考察》的发言。在会议期间，我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张老师，还结识了王庆节等研究海德格尔的前辈，后来陆续参加了几届现象学年会，又结识了孙周兴等前辈，开始融入国内哲学界中。可以说，张老师不仅在思想上启发了我，也是我进入国内哲学界的一个引路人。

  2013年的现象学年会在甘肃兰州大学召开。当我看到一个留长髯，穿唐衫的儒雅先生在酒店大厅和人交谈时，我一眼就认出这就是张祥龙老师，于是上前攀谈，开始了我们的第一次接触。张老师不但热爱中国哲学，而且身体力行，在讲课和参与学术活动时总是身着传统对襟上衣，和他的长髯相互呼应，给人以非常鲜明的中国哲人印象。我早已发现近代中国哲学大师几乎毫无例外地留有长髯，觉得这并非偶然，而是其中国哲学修养的自然体现。我的两腮虽然零零星星长了一些胡须，但始终不成气候，只好经常刮掉，这大概是我的中国哲学修养尚未达到完善境界的体现吧！虽然我在《太极之音》中对中国哲学的核心思想做了系统的重构和发挥，但主要是从现象学和本体论的角度，而在精细入微的人生体悟和身体力行方面，张老师达到了更加成熟老练的境界。张老师不但身体力行实践中国传统服装，而且还为其儿子专门设计了传统的中式婚礼。今天，中华民族的传统服装和礼仪正在民间逐步兴盛起来，这是中国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实践，而其在哲学界的先行者正是张祥龙老师。

  这次现象学年会对海德格尔的Dasein之翻译展开了激烈辩论。王路教授主张译为“此是”；王庆节教授同意陈嘉映译为“此在”的做法，尽管他更喜欢“亲在”；张祥龙老师则主张译为“缘在”。海德格尔用Dasein来指领悟存在的意义从而归属于存在的人，因此我赞同陈嘉映和王庆节教授译为“此在”的做法，这样可以突出“存在在此”的意思。我私下向张老师表达了对“缘在”的质疑，因为在我看来，这种翻译将此在对存在的归属混同于存在者之间的相互纠缠，带有从佛家缘起思想而来的暗示，而海德格尔的思考从存在出发，突出的是人对存在的归属，更接近道家的思想（我认为“存在”是西方人从思考出发理解的大道敞开世界之运动）。张老师听了以后若有所思，没有立刻做出回应。过后我们忙于参与会议的其他讨论，这个问题就被搁置了下来。张老师特别注重中国汉字“缘”的丰富内涵，甚至将海德格尔后期思考的核心词Ereignis也翻译为“自身的缘构发生”，突出了一切意义在人的生活世界中相互纠缠、相互构成的微妙态势。张老师对印度哲学和中国佛学都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尤其喜欢《华严金师子章》中重重无尽、相互映射的缘构境域。虽然我认为从缘构角度理解海德格尔思想削弱了存在的本体论意义和地天神人相互归属的特殊意义，但张老师特别突出的非现成、纯生发的态势却是非常值得注重的，是张老师对当代中国哲学最大的贡献之一。可惜我们后来一直没有机会就这个问题展开深入交流，至今引以为憾。

会议结束时，我们一行人到附近的甘南藏族自治州一游，参观了藏传佛教格鲁派最大的寺院拉卜楞寺，并与活佛展开了一场“哲学与宗教对话”。张老师向活佛询问了藏传佛教对孝道的看法。活佛的回答是藏传佛教非常敬重母亲，不敬重母亲的人是无法达到真正的佛教境界的。张老师显然被这种回答感动了，眼睛变得湿润起来。在这次会议中，张老师的发言《海德格尔与儒家哲理视野中的“家”》指出海德格尔对“家”的理解突出了个人的真态生存和民族的诗意家园，忽视了儒家注重的“亲亲”或“慈孝”的真态之家。后来张老师来吉林大学讲学时，曾有学生当场质疑张老师对儒家的理解是不是有点过于温情脉脉了。张老师则指出儒家注重“亲亲”更甚于注重“尊尊”，并强调他有足够证据说明这点。我感觉这里重要的还不是经典的讨论。经典来自人的生活。张老师对人与人的关系充满了温柔敦厚的理解，这就是在古代社会产生儒家的一种“纯生发的态势”。张老师在其后期思考中也突出了父亲角色的重要性， 其个人气质也有刚毅坚强的一面。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对中国哲学“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理解，最终将张老师引向了和易经思想相近的境界。

  2014年的现象学年会在四川大学召开。和张老师再次相遇，我邀请他一起去看看成都有名的民俗风情街宽窄巷。张老师非常感兴趣，答应在当晚和我一起去看看。后来由于现象学专业委员会临时决定在晚上讨论年会重要事宜，张老师无法抽身前往宽窄巷，就专门来向我说明和道歉，令我既感动又遗憾。其实看宽窄巷还是次要的，我更想借此机会和张老师好好交流，聊一下我写作“生命现象学”和“天地人现象学”的一些想法，惜未能如愿。在这段时间的通信交流中，我提起在吉林大学讲授现象学的体会，感慨今天的中国学生离西方形而上学和西方生活方式很近，离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非常远，甚至比西方的一些学生还要远（很多西方哲学生在努力接近东方思维）。张老师很有同感，并鼓励我说：“希望你的课能带给学生们更深入生动的东西。”我趁机激励张老师：“在我看来在众多学者中您是真正有热心，有关怀的，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精神实质有深刻的体会。真希望您有机会能来吉大搞讲座，不管是中国古代思维还是现象学或者海德格尔都可以。今天的学生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和了解，对现象学也感到难以入门，如果您能来给他们讲课，他们一定会获益匪浅。”张老师以前就曾被吉大哲社院院长贺来教授邀请过，现在又听我这么说，就答应了下来。在贺院长的大力支持和李大强老师的积极协助下，张老师终于在2015年金秋时节莅临吉林大学哲学系，举办了两个讲座：《什么是现象学？——现象学方法的独特性所在》和《技术、道术和家——海德格尔对现代科技的审思及与道家、儒家的关系》。两个讲座的设计并非偶然，而是分别回应了我和贺院长的邀请，按照张老师的说法，就是“将这两种讲座一并进行”。一般学者到外校搞讲座，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讲自己的研究成果。张老师的讲座《什么是现象学？》则是根据我反映的情况，专门为吉大哲学系学生设计的。以张老师在中国哲学界的地位和声望，能够充分考虑对方的需要来设计现象学入门性质的讲座，苦口婆心地向青年学子们解释什么是现象学，可以说是充满了人情味和真实关怀的举动。

  张老师携夫人在长春度过了愉快的几天。临别时，我将海南画家好友符小宁的国画作品《江岸清风图》赠送给了张老师。张老师看着画作，坦率地对我说：“我对中国画没有什么研究，但很喜欢这种风格”。张老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可以说是发自内心深处，不需要什么道理，如同对恋人的一见钟情。我曾听他热烈地赞美北京大学校园的古代风格建筑，说让人非常心旷神怡，还表达了对金庸小说的喜爱，言语间流露出陶醉的神态。在我看来，金庸小说并非普通的武侠小说，而是浸透了浓浓的中国古代文化韵味，用富于生命力和古文功底的精彩文笔展开人情，亲情，爱情，义气，国恨家仇，人生百态，在天地之间自由飘荡的豪侠气魄…… 其风格充满中国儒道文化的色彩，既现实又浪漫，既深情又飘逸，而张老师正是儒道兼修的人，从早期的大道之思到后期的儒家情怀，始终沉浸在纯任天然、生生不息的缘构境域中。更令人钦佩的是，张老师并没有因为沉浸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美妙境界而失去西方学者式的严肃治学态度，玄妙领悟的背后是全面扎实的研究，妙语生花的基础是卑下肥沃的土壤。张老师最反对以现成的、体系化的、僵硬的学理去宰割活泼的生命体验和构成境域，但他并不因此就信口开河，像某些狂放人物那样，仅仅凭着主观的立场和随意的猜测就对不曾深入研究的事物妄作论断。

  张老师答应今后有空再来吉大搞讲座。张老师走后，我化了两年时间全心全意投入《中国文化复兴系列讲座》的写作，但我没有忘记张老师的承诺，再次邀请他来吉大讲学，暗中希望借此和张老师有更深入的交流。张老师回信说：“我今年活动已经较多，所以没有增加的可能了。谢谢！活动多往往不是什么好事情，占用许多精力，真正的收获虽然有时有，但很不确定。你专心于自己的讲座，这多半更有意义。”我在网上做的这个系列讲座经过完善后就形成了《太极之音》的书稿。我在加拿大研究西方哲学特别是海德格尔多年，最终被海德格尔带回中国哲学，走出了一条从海德格尔到中国哲学的道路，而张老师正是在这方面对我深有启发的先行者。但《太极之音》以现象学为基础进一步前进到本体论，从太极出发全面地解释了宇宙的生成和人类的发展，将中西哲学史统一成了世界哲学史，这种做法已经超出了中西哲学各自的视野。我感到张老师不会很赞同我向太极本体论的转化，因此向张老师解释了我从现象学到本体论的前进方式，还对张老师关于海德格尔时间性的解释表达了某些不同看法。张老师对我写作《太极之音》的计划给予鼓励，但未做任何评论，对我的不同看法则回信说：“我这一段处于治疗疾病状态，无精力深究学理。”这时我才第一次意识到张老师的身体出了问题。我相信中医能治好西医无法医治的许多疑难杂症，且很擅长调理，就向张老师推荐了陕西著名中医郭亚宁，还将刚出版的《太极之音》邮寄给了在北京养病的张老师。在电话中张老师显得还是很有精神，并告诉我他正在参加某个学术会议。我感到他的身体正在逐渐恢复，于是就放下心来。

2020年的现象学年会在北京召开。我向大会提交了论文《从生命到世界 — <太极之音>的现象学之路》。我因故未能前去宣读论文，知道张老师将参加这个年会，于是就斗胆请张老师在会上简单介绍论文的思路。我在信中写道：“《太极之音》第三部分（太极本体论）是我多年探索的成果，而前两部分用现象学方法通达中国哲学则受到了您的启发。没有谁比您更适合介绍这篇论文了。”但从张老师的回信我才知道他的身体已经越来越差，无力胜任此事，于是找了其他人代我介绍论文。我一直希望就《太极之音》的新思维和张老师展开对话，但张老师显然已经没有足够精力深入这本十分厚重的著作，其中的现象学方法虽然受到张老师的启发，但与太极本体论密不可分，同时还突出了无法被存在维度完全包含的意志维度，而张老师的现象学方法则不受本体论的束缚，更为接近中国古代哲学微妙不可言、灵动无滞碍的纯构成境域。我感觉张老师可能不太接受我的现象学方法，更不会接受从现象学到本体论的转化，但是按照张老师的风格，在没有深入研究之前是不会随便发表议论的。张老师没有像某些人那样还没有认真读过《太极之音》就随意地加以赞赏或批评，而是自始至终对这部著作保持了沉默。这种沉默比那些随意的赞赏更让我肃然起敬。这是真正追求真理的人才会有的态度。海德格尔曾说过，真正的沉默只存在于真实的言谈中。如果上天给予张老师更多的时间，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能够就《太极之音》的新思维展开真诚、深入的对话甚至争辩。然而张老师肩负伟大的天命，在中国大地播下许多思想种子后就被召回了天庭。当这些种子充分成长，花果累累之时，张老师的在天之灵必将得到真正的安慰。所以我们纪念张老师的最好方式，就是让张老师在我们心中播下的思想种子开花结果，为中国文化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虽然我早已知道张老师在养病，但没有料到他走的这么快，因此忽然听到噩耗还是感到了震惊。我不了解张老师最后的日子是如何度过的。但其好友吴飞间接地作了一些描述：“据见到病中的祥龙老师的朋友们讲，他虽然承受着癌症带来的巨大疼痛，每天靠吃药止痛，非常憔悴虚弱，但长须依然不乱，神态依旧俨然，一身唐装仍很整齐，仍然在和朋友与弟子们讨论着哲学问题，而且从不讳言痛苦和死亡。”这种哲人风采使我不禁联想到我在加拿大的老师加里•麦迪逊（Gary Madison）。加里用现象学阐释古典自由主义，和张老师用现象学阐释中国古代经典有异曲同工之妙。加里热爱中国文化，尤其敬重孔子，把孔子当成中国古代阐释学的先行者，并认为孔子思想在今天仍有世界性的意义，这与张老师对孔子的理解也很接近。两位哲人都非常热爱生活，有一颗纯真的赤子之心。加里七十多岁时患了癌症，仍然笑对病痛，继续探索哲学问题，直至生命最后一刻，这又与张老师何其相似！两人一东一西，但都是孔子式的真正儒家。不同的是，加里性格刚烈，嫉恶如仇，非常直率，而张老师的儒家精神则融入了道家和佛家的智慧，儒雅而飘逸，圆融而中道。加里非常热爱中国画的梅花，其品格也正如梅花那样傲雪凌霜，坚强不屈。如果要用某种植物来形容张祥龙老师的品格，我想应该是君子兰吧！君子兰的绿叶尖削如剑，正如祥龙君子品格之刚毅高贵，其叶子形状是流线型，正如祥龙君子风度之优雅飘逸，叶子质地厚实碧玉，正如祥龙内在情感之敦厚温润，橙红如霞的花朵则一年一度地从圣诞、元旦开放到春节，正如祥龙吸收西方智慧后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中，在当代中国开出了绚丽多姿的精神之花。

海纳百川，大道不已。

融西入中，古语解密。

祥云东来，祥龙西去。

仙迹永留，中华大地！

龙晶

2022年6月12日

于长春观澜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