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记忆：缅怀张祥龙老师

         6月8日深夜，微信群里传来祥龙老师去世的噩耗，让人毫无准备，夜不能寐。这些天以来，过去一些关于祥龙老师的回忆渐渐浮现，真实又飘渺。我并非祥龙老师的弟子，也不是哲学系的正式学生，甚至自从04年出国后多年未曾与他见面，本来非常不确信自己是否有资格来写一篇回忆。然而作为一名非哲学系的选课生，有时是旁听生，祥龙老师确实曾对本科初入学术的我产生过重大影响。从这一角度来说，或许仍旧值得提供一些边缘的感怀（毕竟祥龙师也是一位强调“边缘问题”和“边缘域”的学者）。我记忆中的祥龙老师或许也跟后来很多人熟悉（但于我相对陌生）的蓄须长者略有不同；在这里，他的形象被定格一个清秀、诚恳又神采奕奕的中青年教师（2001-2003年）。

初识祥龙老师在我大二的第一学期（2001年秋），那时我刚从某商科专业转至中文系。整个大一时期，我对商科的课程都兴味索然，而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文史哲基础课和各类讲座上。大二开学，哲学系开设的“现代西方哲学”就迅速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刚修过“西方哲学史”课程的我，正希望继续恶补现代以来的哲学知识。但授课教师一栏的“张祥龙（副教授）”让我颇有犹豫，这位老师的名字从未听闻，我向哲学系多位学生打听，得到的也都是没听说过或不了解的回答。在上课前，我只是搜索到他有留美背景，著有《中国天道与海德格尔》《从孔夫子到现象学》等作品，因而推断这是一位主业为“中西比较”的学者，但这反而让我对他能否胜任西方哲学专业课程略有迟疑。

带着疑虑，我开始了“现代西方哲学”课程的试听。现在还记得第一次听课，也就是第一次遇到祥龙老师的情景。讲台上的老师比我设想得要年轻很多，语速中等但抑扬顿挫，富含感情。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讲义，一沓八开左右的大型稿纸，上面印有格子，蓝色钢笔写满了页面。讲课时他不时参看和翻阅讲义，但很少去念写作的内容。隐约记得第二周讲到尼采哲学时，他并没有集中介绍中晚期尼采的权力意志和重估一切价值等概念，而是以早期的《悲剧的诞生》为中心刻画尼采哲学，颇让人感觉独具匠心。试听周的良好体验让我完全放下了顾虑，之后的课程和阅读也不出所料成为了我当时的快乐源泉，甚至不知不觉我已然成为祥龙老师的“粉丝”。课程中一些印象深刻的主题包括William James的意识流理论、格式塔心理学、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论和语言游戏、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等。这些内容当然显示出祥龙老师的学术趣味，也一度成了我研读的重点。

大二下学期（2002年），我继续追踪祥龙老师的课程 “现象学导论”。相比于大一时糊里糊涂学了一学期的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这一课程让我第一次似乎隐约把握住了两位哲学家工作的意义，甚至第一次看懂了这两位哲学家的部分原作。在现象学理论之外，祥龙老师尤其擅长来自世界文学的例证和发挥，记得庄子的“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以及一些禅宗公案等，都是从这门课听来。他甚至用了至少两节课时间详细讲解茨威格《象棋的故事》，以此阐发胡塞尔关于意指和独白的理论，让当时的我颇为沉醉。结课后，我利用大二暑假埋头重读课程涉及的文献，尤其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和《通向语言的途中》，以及中华书局三卷本的《庄子》，这可以说是这门“现象学导论”对我的直接效应。在大四学习德语期间，我首先选择了茨威格的《看不见的珍藏》作为阅读练习的读本，可能也是间接因为祥龙老师对于这位作家的推崇。

大三上学期（2002-2003年），我跟军训时结识的哲学系好友余亮再次去旁听祥龙老师的“哲学导论”。对于当时已自诩为本科高年级的学生的我们，这门课的内容上实际上已经有些过于简单了，尤其跟之前一学期更为艰难的“现象学导论”相比。不过，当时余亮和我都喜欢模仿祥龙老师语气和词句说话（尤其他的自我设问和随即拉长的回答：“不”），笑称去这门课的主要意图不是听“课”，而是去听“气”。对我个人而言，这门课程的高潮是有一次祥龙老师下课前朗诵诗人食指的名作：“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这首诗本来对我并不陌生，但全文的情绪似乎只有通过祥龙老师恳切的声音才让我真正体悟。这种情绪多年后仍旧萦绕，虽然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是什么契机，使得祥龙老师得以在“哲学导论”的课程中朗诵这一作品。

当时觉得内容有些过于基础的“哲学导论”课，站在现在来看，其构想理念至少是具有前瞻性的。因为除了鼓励大家阅读原作，祥龙老师避免将“哲学导论”限定为“西方哲学导论”，而试图融合中、西、印三个传统，增加哲学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关于类似的尝试，近年来西方一些学者多有鼓励和讨论（可以参看Alexander Guerrero给Daily Nous播客写的‘To Be a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后面的读者留言也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网络和纸本资源）。

除了上文提及的课程，可以说我本科时期的学术发展也与祥龙老师有着密切的联系。还记得课程结束后，他常常会推着自行车跟我们几个学生聊天，一直从教学楼走到蔚秀园大门。聊天的课程内容不限于课堂，甚至也会包括对他提议的“儒家保护区”的质疑。我曾向他借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相关的英文书复印，严格来说复印的是祥龙老师自己使用的复印本（当时几乎没有电子资源，北大本身的西哲馆藏也颇为匮乏），他有时会问我是否介意上面的批注。其实相比于得到一个洁本，我颇为惊叹于这些批注的，因为它们仿佛在说：“这些困难的大部头，老师真的仔细读过！”，而这本身就仿佛一种感召吧。也正是因为这种召唤，大三开始时，我和好友余亮共同约定要努力超越本科前两年的幼稚期，写出自己第一篇像样的论文，并把这一抱负定位在学年论文上。他是哲学系的学生，顺理成章地找了祥龙老师做导师，选择了祁克果作研究对象。而我由于身在中文系，只能曲线救国。不过恰好由于在选修中文系美学相关课程时，读到了深受现象学影响的接受美学学派（特别是Hans Robert Jauss和Wolfgang Iser）的作品，并发现伊瑟尔（Iser）与胡塞尔的直接联系——而不必通过后者的学生茵伽登（R. W. Ingarden）——值得研究。我在这一基础上写了学年论文《效应美学的现象学发生》，讨论伊瑟尔如何在对于阅读行为的刻画中依赖和转化了胡塞尔的时间理论，甚至也批评其理论中的一些元素实则相对胡塞尔的原版是某种“倒退”。当然，这篇论文里的胡塞尔，原则上说，是带着祥龙老师滤镜版本的胡塞尔。写完这篇文章之后，我自然也发给了祥龙老师了一份电子版，期待他的评论。不过，整个大三暑假我并没有收到回复，就这样带着遗憾，我又匆匆进入到了忙碌的大四。

本科最后一年（2003-04年），我不得不把更多精力放在德语学习和毕业论文上，再也无暇参与祥龙老师的课堂。但我与他的精神关联并没有完全断掉。在北外德语课无聊的时候，我会拿出海德格尔早期的课程讲义自己低头练习翻译，这个文本就是祥龙老师课上颇为推崇的《宗教生活现象学》讲稿。不过最为让我吃惊的还是，在我毕业前夕，有天忽然收到了祥龙老师的来信，居然是对我一年前发给他的学年论文的评议，而我本来已将此事都差不多淡忘了。信中祥龙老师表示抱歉由于太忙，未能及时给我回复；同时，他表示自己并没有太多接受美学的阅读经验，但从我文章的内部论述来看，似乎观点和论证可以通过。我倍受鼓舞，也很感激他还能记得这么久远的一封信并且去阅读一篇价值不大但内容还很冗长的论文。

2004年10月，我到图宾根开始了第二个本科生活。事实上，04年的上半年，祥龙老师也在这里访学。然而不巧的是，在我抵达之时，也是他离开此地，去Würzburg任客座教授的时候。光阴荏苒，等到我16年回到母校工作，祥龙老师已经从北大退休，后来先后在山大和中大（珠海）任客座教授，因而也很少出现在北大校园里了。有一两次在畅春园，我似乎远远看到过他，但由于羞怯，都未能鼓起勇气上去和他打招呼，只是在心里默默询问他是否还记得从前那个旁听的中文系学生。我似乎总以为之后有更好的机会，但未曾想到这样的机会已经永远失去了。

我又在B站上听了一遍祥龙老师讲《哲学导论》的第一讲。课程的最后十分钟一直在讲死亡在什么意义上是一个边缘问题，并由此成为哲学问题。想到祥龙老师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想到他最后身体所承受的苦痛，让我十分难过。但我也确信，他属于苏格拉底所言的爱智者，对于死亡是始终有着理解、准备和练习的。今天是他遗体告别的日子，受限于防疫政策，无法前往送别，甚为遗憾。惟有在家中依靠回忆和文字拼凑的记忆，同他告别。希望他一路走好。

北京大学哲学系 程炜

2022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