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和祥龙先生学术交往的开端

罗嘉昌

前几天在网上读到关于张祥龙先生《中西印哲学导论》出版暨序言一文。从大著目录和序言中可知，这是一部关于中西印三大哲学体系比较与汇通的专著。最令我注意的是它将通常有关本体、存在、实在诸问题的单独追究皆收摄于对“终极实在”观念的考察。序言还指出：科学在其边缘处或大变革时， 倒可能是哲学。在解释“边缘性” 这个关键的概念时， 祥龙直接引用量子力学解释中的“ 非定域性”作为激发思考的例子。

  所有这些恰是我在三十年前和祥龙初识时所关注的课题！

  大约1992年底，王树人先生和我到北大哲学系参加一次座谈会。我在发言中简单介绍了关系实在论观点 。 坐在边缘处的一位先生的发言令我印象深刻，但他多次出现“建构”、“构成”这样的词语令我感到突兀.我疑惑自己是否听错了。后来我问他:现在“解构”风起云涌，你为何强调这个“构”字?他含笑未答。这就是我和祥龙的初识。不久以后他到哲学所作了一个有关中外哲学比较方面的报告。

  1993年，唐力权教授来哲学所讲场有论。他邀我办个论集展开讨论。我建议名称就叫：《场与有:中外哲学的比较与融通》。我将“主编的话”写好后，寄给祥龙请教並邀请他参加编委会。祥龙为《场与有》第一輯提供的论文是：“海德格的构成一缘起域型的思想方式及其在中西哲学对话中的地位”。实际上，正是这篇重磅的论文有力地支持了我当时正在进行的、几乎所有人都不赞同的关于“撇开两造而思纯关系”论题的探讨。在拙著《从物质实体到关系实在》的相关部分引证了这篇论文，借助祥龙的“缘构”的观点来理解 Ereignis。这种向“本然开显”的逼近正是我和祥龙在三十年前试图突破表象思维，向终极实在贴近的一种殊途同归的思想尝试。

  这就是我和祥龙学术交往的开端。

  本期待着三十年后新一輪的探讨， 但哲人己逝， 只能留待它日了。

  张祥龙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