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大学教授 李少军　

　　编者按：赵光武，1931年生于河北滦南县，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1953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57年毕业留校工作，至今在北京大学辛勤耕耘60余年。赵光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探索现代科学的哲学问题，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60年来，赵光武矢志不渝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他是当代中国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典范。

　　2002年9月20日，《北京大学校报》第一版“燕园学人专栏”中写道：“9月14日，电教104像往常一样坐满了前来听课的学生，一位瘦削、高个老教授健步登上讲坛，开始讲述‘当代科学技术革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推进’。记者在台下翻开一张学术活动日程表，上面写着：‘序号：366，主讲人：赵光武教授。’366，这并不是一个平凡的数字，它记载着北大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13年的研讨次数和风雨历程。”记者对这位退休教授的学术和教学追求作了详细报道。

　　赵光武，男，汉族，1931年11月28日出生，河北滦南县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91年被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为博士生导师，成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第二位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副会长。1953年9月，赵光武同志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学习，1957年9月毕业后留校任教。1979年任讲师，1980年任副教授，1986年任教授，1981年至1987年任哲学系副主任，1987年至1996年任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他还被河北大学、兰州大学等国内多所大学和科研院所聘为兼职教授、研究员。至今，赵光武教授在北京大学的学术园地已辛勤耕耘50个春秋，在北京大学讲坛上已执教46年。他培养的学生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和从中央到各地方的各条战线，可谓桃李满天下。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队伍建设以及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教育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赵光武教授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近些年来，先后在《哲学研究》、《求是》、《北京大学学报》、《高校理论战线》、《当代思潮》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他的专著、合著和主编的著作主要有《唯物主义的历史与理论》、《辩证法的历史与逻辑》、《哲学的学习与应用》、《哲学基本原理重点难点讲析》、《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辩征唯物主义原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原理疑难问题探讨》、《现代科学的哲学探索》、《用唯物史观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思维科学研究》、《走出自我中心困境》、《后现代主义哲学述评》等16部。赵光武教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探索现代科学的哲学问题，知难而进、不懈努力，取得了重要学术成果。

　　一、深化唯物论和辩证法研究

　　“文革”期间，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可以说是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也逐渐走向正确的道路。在这一历史转折时期，赵光武同志积极投身到教学第一线，先后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北京大学的讲堂上，赵光武教授的哲学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二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学生已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他们回忆大学生活，对赵老师的课还记忆犹新。这一时期，赵光武教授在进行教学的同时，积极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在多年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先后出版了专著《唯物主义的历史与理论》、《辩证法的历史与逻辑》，对唯物论和辩证法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与阐述。　　　

　　《唯物主义的历史与理论》一书以揭示唯物主义实质为中心，把有关理论知识与历史知识，哲学的知识与具体科学知识，连贯起来、结合起来，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专门探讨：（1）从总体上直接揭示唯物主义的实质，如唯物主义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唯物主义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与解决。（2）从不同的联系上揭示唯物主义的实质。如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的联盟、唯心主义对唯物主义的影响、唯物主义与无神论的关系。（3）从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的由来与发展来揭示唯物主义的实质。如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唯物主义的时空观、唯物主义的运动观、唯物主义的意识论。　

　　《辩证法的历史与逻辑》是《唯物主义的历史与理论》的姊妹篇，它们的总体设计、结构、研究方法基本相同，并在内容上相互衔接和交叉深入。该书以揭示辩证法的实质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为中心，从不同的侧面进行专题探讨。（1）从总体上揭示实质和规律，如辩证法概念的由来及其实质的揭示、辩证法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2）从不同的联系上揭示实质和规律。如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关系、辩证法与唯心主义的关系、形而上学对辩证法的影响。（3）从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的由来与发展上揭示实质和规律。如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观、辩证法的绝对相对观。其中绝对相对观的研究具有开拓性、原创性的意义。　

　　这两本专著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是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以往的研究往往就原理讲原理，缺乏历史感。这两本书把历史与理论紧密结合起来，在历史中渗透着理论，理论中渗透着历史，史论结合，论从史出。读过之后，让人感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大道，由天才人物凭空创造的，而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吸收了人类优秀的思想成果，并结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而创立的科学体系。离开哲学史，无法全面理解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正确的理论，在实际工作中就难以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难以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理论体系，它的存在形式有文本形态、历史形态、原理形态，要全面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将三者结合起来，赵光武教授的研究在这方面也取得了好成绩。作为科学研究，正确的方法十分重要，只有方法的突破，才有理论的创新和原创性思想的产生。

　　二、用唯物史观观察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巨大的挫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时间，国际国内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潮甚嚣尘上。如何来认识和解决这一重大的现实问题，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负的历史责任。对此，赵光武教授经过深入研究，主编了《用唯物史观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一书，撰写了论文《新旧制度更替从旧制度薄弱地方开始是一般规律》。　

　　《用唯物史观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从唯物史观的高度，用九章的篇幅，从理论、历史、现实三者密切结合的角度，用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围绕社会主义历史命运问题进行分析论述，回答这一时代课题。进行科学研究，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赵光武教授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尤具特色，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包括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是空想的产物、历史的误会，还是符合逻辑的发展、历史的必然？第二，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以后，是否具有存在发展下去的客观基础？是包含着内在的不可克服的危机，非失败不可，还是具有优越性、生命力，可以在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过程中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第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由于国内因素和国际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社会主义是注定得夭折、失败，从地球上消失呢，还是能够因势利导夺取胜利，避免坏的可能性实现好的可能，经过长期发展战胜资本主义，并实现共产主义？该书对这三个问题作了全面的理论分析，从正面回答了这些问题，对于人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起到很好的作用。　

　　赵光武教授在应用唯物史观观察社会主义，研究社会主义历史命运问题的同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也取得了新的成果，他提出的“新旧制度更替，从旧制度薄弱地方开始，是一般规律”，深化了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他认为，《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多年来，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和其它一些国家革命的胜利，说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是能够成功的。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掌握政权以后，通过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是历史的必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从这一历程可以看到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取代旧的社会制度并不是从旧制度最发达的国家开始。历史发展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形：一种社会制度在某个国家发展得越充分、越成熟、越完美，新社会制度突破旧制度的外壳就越困难，历史变革就越不容易实现。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渡，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新旧制度的更替都是从旧制度薄弱地方开始的。这是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特点决定的，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它包括三个层次：一是人类在运用劳动资料改造自然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生产力；二是人们在发展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三是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并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社会意识形态，即：上层建筑。社会矛盾运动的如下两个特点是突破薄弱环节的内在原因。　

　　第一个特点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与变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与变化，生产力是全部历史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所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革命即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源。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从基本上适应到基本上不适应，社会革命的时代就要到来了，但是生产关系从基本上不适应需要变革到非改变不行，其中有一个幅度。在这个幅度内是早些时候变革，还是晚些时候变革，以怎样的形式变革，有多种可能性而不是一种可能性。

　　第二个特点是，由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上层建筑总是维护自己的经济基础，使得落后的生产关系不会随着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自行变革。所以，虽然社会革命的根源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但社会革命的发动往往从上层建筑领域开始，生产关系的改变必须有上层建筑的反作用。　

　　以上两个特点及其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革命不一定首先在生产力最发达的国家实现，在具备了一定生产力基础的不发达国家，由于各种矛盾比较尖锐复杂，使得统治阶级的力量比较薄弱，革命阶级在复杂激烈的斗争中，政治上容易成熟、力量上容易强大。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政治思想领域的斗争、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较早进行社会革命，较早实现新旧制度的更替。因此，新旧制度更替，从旧制度薄弱地方开始，是一般规律。这个结论深化了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三、基础性研究与前沿探索性相结合，研究“自我中心困境”

　　世纪之交，我国理论界出现一股强劲的否定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思潮。有人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称为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即非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讲坛哲学、教科书哲学、教条主义哲学、僵化哲学体系等。其立论的根据是：（1）辩证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的哲学。马克思没有称自己的哲学为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斯大林的哲学体系，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2）辩证唯物主义已经远远落后于现代的发展，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哲学，它没有反映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后的科技革命的成果。比较起来，现当代西方哲学是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的。（3）哲学不是知识，不可能成为科学，而是个性化的思想意识。在这场讨论中，一直存在着“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唯实践主义的原则争论，争论的实质是：“物质本体论”何以可能？“实践本体论”怎样论证？争论集中表现在如何对待“自我中心困境”问题上。赵光武教授以“自我中心困境”为切入点，从1993年9月起开始进行专题研究。研究工作由他主持，有博士生、访问学者参加，《江西社会科学》开辟专栏定期发表研究成果，1997年8月，华夏出版社出版了赵光武教授主编的《走出自我中心困境》一书，集中反映这一研究成果。2003年赵光武教授又在《高校理论战线》第二期发表“论辩证法与物质本质一元论的统一”。

　　“自我中心困境”是20世纪初美国新实在论者培里提出的，用来批判本体论唯心主义的重要命题。培里及其他新实在论者认为“自我中心困境”是指人们不能离开与事物的认识关系来认识事物，也就是人们不能把自身排除在认识活动之外去发现未被认识到的东西。这是一种困难的处境。唯心主义就是利用这种困难处境（自我中心困境），把认识关系绝对化，即把认识关系当作人与世界全部关系的基础与核心，关于认识关系又只讲关系不讲关系项，从而推出这样的结论：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被认识的东西，“存在即被感知”，即事物的存在依赖于对它的认识，主观认识决定客观对象。这样就在本体论上陷入了唯心主义，成了“自我中心困境”哲学。正如培里所说的：对认识意识的先在性的肯定，对存在依赖于它们的认识的肯定，可以被认为是唯心主义的基本原理。“自我中心困境”是哲学史上从贝克莱到布拉德雷以来许多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常用的重要论证方法，培里着重分析批判的“创造性理论”、“构造性理论”、“同一性理论”等本体论唯心主义的三种形式，就是代表。

　　“自我中心困境”也是当今一些唯心主义怪论惯用的迷人手段。新实在论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不是从本体论上直接指出它们是怎样论述精神是万物的本原的，也不是从其产生的认识论根源上指出它们是夸大了认识过程中哪个片断而误入歧途的；而是抓住“自我中心困境”问题，从本体论唯心主义形成的方法、论证的方法这一角度进行剖析的。实际上指出了唯心主义是利用认识论上所说的认识过程中主、客之间的相互依赖的关系，在本体论上作出了主体决定客体的唯心主义结论的。这种剖析，不仅视角新颖，揭露深刻，切中要害，而且在哲学理论的研究上，突出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关系问题，同时揭示了唯心主义利用认识论涵盖本体论的认识论中心主义，论证了本体论在哲学中的基础地位。新实在论者马文曾明确提出：要把形而上学（本体论）从认识论中解放出来。　　

　　《走出自我中心困境》一书，以揭示“自我中心困境”问题在哲学史上的意义与现实意义为主旨，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我中心困境”问题提出的背景、理论的成因、涵盖的内容、问题的实质、积极的思想成果及其不可超脱的局限性等，探讨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几个主要流派关于“自我中心困境”问题的分析论述取得的有益思想成果与理论局限，对它们发展的基本线索进行了一定的梳理。进而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在扬弃辩证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有机统一，辩证唯物的自然观与辩证唯物的历史观的有机统一，所以它能够做到：既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正视思维与存在谁是本原的关系问题，又坚持辩证的发展观正视思维与存在有无同一性的关系问题，从而全面揭示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所涵盖的两方面及其在哲学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创立了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原理；并能以此为依据正确地解决主体与客体、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关系。这一研究还对主体性问题、实践唯物主义问题进行了辨析，揭示了在主体性问题和实践唯物主义问题的研讨中存在着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原则斗争，并通过展示从“存在即被感知”到“存在即被实践”的逻辑共通之处，揭露了“实践本体论”与唯实践主义的唯心主义实质。此外对“自我中心困境”问题的现实意义从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高度进行了研究，比如从思想路线的本体论基础的高度，就克服“自我中心困境”，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内在联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针对否定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拒斥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思潮，赵光武教授进一步论述了辩证法与物质本质一元论的统一。他从哲学史上辩证法与本体论的关系入手，联系自然科学的发展，阐述了辩证法与本体论相互结合的历史。他认为理论思维的发展历史表明：（1）辩证法与本体论存在着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辩证法作为一种发展观，必定同本体论相结合，以本体论为基础。（2）辩证法与物质本体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存在着相互结合的内在必然性，因为客观世界既有物质统一性，又有充满联系、不断运动，由矛盾构成的辩证性，物质与运动不可分。（3）辩证法与精神本体论本质上是矛盾的，它们虽然存在着结合的可能与条件，但结合的结果使辩证法变形，失去生机，最终被唯心主义体系所窒息。（4）实现辩证法与物质本质一元论的内在结合有机统一，使辩证法真正成为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与发展的普遍的规律的科学是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他指出：坚持和发展唯物辩证法，必须坚持辩证法与物质本体论的统一，必须反对用割裂辩证法与物质本体论的内在联系的办法来歪曲否定唯物辩证法，反对将辩证法非本体论化，排除辩证法的客观基础，使辩证法主观化的错误做法。2003年赵光武教授又在《高校理论战线》第2期发表了《论辩证法与物质本质一元论的统一》。

　　四、交叉研究，探索现代科学的哲学问题

　　1996年北京大学成立了“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赵光武教授担任中心主任。该中心的前身是赵光武教授与冯国瑞教授等1989年5月开始举办的“现代科学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讨论班。“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适应现代科学发展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大趋势，依托北京大学既学科齐全又重在前沿探索的动态综合优势，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与不同学科的交叉结合为直接研究领域，旨在促进不同学科学者之间联系，特别是科学工作者与哲学工作者的联系。到2003年6月7日，在14年的风雨历程中，该中心已举办了397次学术讨论（学术报告），利用假期举办了14次学术讨论会。每次学术报告和学术讨论会，赵光武教授都作为主持人、主讲人、组织者亲自参加。该中心对北京大学开展综合交叉研究的学术氛围的形成发展、对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起了重要的作用，在社会上也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赵光武教授在进行交叉综合研究，探索现代科学的哲学问题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推进，如何认识后现代主义哲学，思维科学研究，复杂性研究等等。下面对这些学术成果作简要介绍。　

　　（一）当代科学技术革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推进　

　　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一场新科学技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科学技术的发展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这场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许多问题，如何面对这场革命，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重大任务。对此，赵光武教授经过多年研究，他认为：新科学技术革命的一个突出的特征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了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而以高度综合为主的一体化趋势，科学知识的综合性、整体化是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性。一系列边缘科学、交叉科学、横断科学的产生，和相应的一系列的新概念，如系统概念、信息概念、反馈概念；新的方法，如系统方法、控制方法的出现，集中体现着综合性、整体化这一基本趋势。从新科技革命发展的这一基本趋势看，科技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表现在：

　　1.一般系统论对唯物辩征法的核心——矛盾学说的丰富与发展。一般系统论作为一门横断科学，是科学在自身发展中，在吸取历史上关于整体性观念的基础上，适应科学技术辩证综合的客观需要，在一般科学方法论上从形而上学向辩证法的复归，在本质上是辩证的，与辩证法有不解之缘，其基本理论原则（如整体性原则、有序性原则、要素相互作用原则等）对矛盾学说起着充实与深化的作用，具体说：（1）一般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扩充了矛盾学说关于如何规定矛盾群体性质的思想。（2）一般系统论的有序性原则，丰富了矛盾学说关于如何分析矛盾特殊性的思想。（3）一般系统论关于要素相互作用的原理，深化了矛盾学说关于矛盾双方相互依存与相互转化的思想。

　　2.信息论进一步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在其《控制论》一书中提出“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赵光武教授认为不承认这一点的唯物论，在今天就不能存在下去。信息不是物质，不是指信息可以脱离物质，不根源于物质，没有物质载体信息无处存身；信息具有不同于其他属性的特殊本质，信息以外的任何其它属性与其物质载体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它就是载体的属性，是自己表现自己，它表现的是直接存在性，而信息表征的恰恰不是它的载体的属性，而是通过载体表征他物的属性，信息表现的是间接存在性。信息不是能量是指它具有不同于其他运动形式的特殊本质，即能量的大小与形式对于信息的实质不起任何作用。这就是说，信息是以再现它物的形式而存在的一种普遍的属性、一种特定的运动形式，是物质间接存在性的表征。因此，信息的特殊本质不但没有表明信息可以脱离物质，反而从一个新的角度进一步表明和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

　　3.人工智能对辩证唯物主义意识论与认识论的充实与深化。人工智能是相对于人类智能的，它是指用机械和电子装置模拟和代替人的某些智能，是人的智能在机器中的再现。人工智能作为对人脑智能的模拟，它的产生与发展同辩证唯物主义意识论、认识论联系最直接最紧密。（1）它对意识论的证实与发展表现在第一，进一步表明了意识是人脑的机能、物质的属性；第二，深化了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的原理；第三，引起了意识论结构的变化，扩大了意识论的研究领域；第四，思维模拟突出了思维形式在思维活动中的作用，为意识论的研究突出了一个重要课题。（2）人工智能对认识论的推进，主要表现在：第一，电子计算机虽然没有主观能动性，但是人工智能的出现却开始了从外部模拟人脑思维活动的进程。这一进程，与脑科学、神经生理学、心理学的发展相结合，就能进一步揭示人脑思维活动的秘密。它的产生意味着人类的认识开始深入到探索认识主体的新阶段。第二，在认识过程中，在主体系统与客体系统之间存在着中介系统。在中介系统中又有物质工具系统和精神工具系统。电子计算机的出现意味着在原有的各种物质工具系统以外又增加了作为延伸思维器官的思维物质工具。这就引起了认识中介系统的变化，扩大了认识论的研究领域。

　　赵光武教授认为，新科学技术革命中的许多重大科技成果和科学发现都在很大程度上证实和充实着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若干基本观点，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新科学技术革命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由于它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始终以开放的姿态面对实践、付诸实践，在实践中接受检验，不断丰富和发展，因而没有也不可能过时。它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保持着蓬勃的发展态势。

　　（二）如何认识后现代主义哲学　

　　后现代主义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泛文化思潮，广泛存在于艺术、文学、语言、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哲学等意识形态的许多领域。它以否定、超越西方近现代主流文化的理论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为基本特征，是当代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状况在观念上的反映。几十年来，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迅速扩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景观，“后现代”一词成了时髦用语。为了认清这一思潮，赵光武教授从1997年9月起，带领他的博士生，从世界观的角度对此展开了研究。1999年初，《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开辟专栏为此提供园地。2000年，西苑出版社出版了赵光武主编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述评》一书。2002年，《求是》杂志第8期发表赵光武同志的《怎样认识后现代主义哲学》一文。赵光武教授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首先是提炼出“后现代主义哲学”范畴，并从后现代主义哲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理论来源，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主要流派，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主要观点，国内外后现代主义哲学研究方法比较，后现代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等方面进行。他认为：

　　后现代主义哲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是：（1）从政治经济上看，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更加突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竞争日益尖锐，帝国主义为了争夺殖民地重新瓜分世界，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灾难。（2）科学技术的发展，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但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人口激增、生态破坏，以及军备竞赛、人文精神失落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主要流派和基本观点是：（1）激进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有：法国的后结构主义、德国的哲学解释学、美国的新实用主义。这些哲学虽然各有差别，但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从否定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前提出发，拒斥形而上学（本体论），反对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理性主义，宣扬不可通约性、碎片性、零散化，最终陷入了以推崇主观性和相对性为特征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2）以美国学者格立芬、科布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这是在回应欧洲大陆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后起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对现代哲学也持否定态度，但不主张彻底否定，而是主张批判反思，实现对现代哲学的超越。

　　后现代主义哲学具有二重性：（1）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大都对西方哲学的内在矛盾和缺陷进行了揭露和批判。（2）后现代主义哲学在其人文精神的价值取向上具有消极的一面。也就是其反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等倾向导致放弃理想、躲避崇高、消解责任、游戏人生的态度，这是消极的。　　

　　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对于进入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西方社会的矛盾和文化状态的分析批判，对于正在向现代化进军的中国人民来说，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三）复杂性科学的探索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不同国家、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从不同角度开始了对复杂性的探索。20世纪70年代以后，复杂性探索成为科学研究的一个前沿热点问题，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三个大的流派，即以普利高津、哈肯、艾根等为代表的欧洲学派、以盖尔曼等为代表的美国圣塔非研究所和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中国学派。钱学森提出：所谓复杂性是开放复杂巨系统的动力学特性，解决这类复杂系统问题，采用还原论的方法不行，必须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钱学森的复杂性研究的特点是：第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矛盾论》、《实践论》为指导；第二，把复杂性纳入建立系统学、完善系统科学的工作中，明确地用系统概念解释复杂性；第三，以给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科学理论和实际方法为目标研究复杂性。他开辟了研究复杂性的一条独特途径。

　　赵光武教授主持的“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一直得到了钱学森同志、马宾同志的指导和关怀。2000年，赵光武教授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苗东升教授等一起开始重点研究复杂性问题，把复杂性研究作为该中心一段时间以来的研究重点，先后举办了四次关于复杂性问题的理论研讨会，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2001年暑期的“钱学森与现代科学技术”，研讨成果由人民出版社于当年出版了《钱学森与现代科学技术》。中国系统科学研究会会刊《系统辩证学学报》于2001年第4期、2003年第1期以“复杂性研究专辑之一、之二”发表了研究成果。2002年《首都师范大学学报》也开辟“社会复杂性问题研究”专栏，发表关于社会复杂性研究的理论成果。　

　　赵光武教授对复杂性的研究的显著特点是从世界观高度、从哲学与科学结合的角度，以方法论为重点进行研究。他在“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结合的方法探索复杂性”一文中提出：科学研究方法论从古代至今经历了一个超越还原论、发展整体论、实现还原论与整体论的辩证统一的演化过程。实现还原论与整体论的辩证统一是有坚实的哲学依据与客观基础的；实现还原论与整体论的辩证统一，体现在认识过程中，就是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与综合交织互动的辩证思维途径。研究复杂性应遵循还原论与整体论的辩证统一的方法。

　　五、余论：为人、为师、为学

　　赵光武教授从青年到老年都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这里读书、教书和研究。无论是作为普通教员还是作为领导，他总是严格要求自己，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做学问、认认真真教好书。作为领导，他原则性强，不以权谋私；作为学者，他严谨、勤奋、求实，不标新立异、不哗众取宠，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作为教师，他循循善诱、对学生关怀备至，总是站在教学第一线。2000年退休后，他每学期为北京大学学生义务开设“现代科学与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两门全校公选课，选课学生从高年级本科生到博士生，学生有时高达200人。今年，北京发生了非典型性肺炎，给正常的教学带来一定的影响，在严峻时刻，赵光武教授仍然坚持教学。赵光武教授经常说，退休不退役，现在，他仍然义务主持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的工作，目前，他的研究重点是将复杂性与后现代主义结合起来，探索其中的哲学问题。人们期待着赵光武教授取得更大的成果。

　　附记：

　　本文是应原《高校理论战线》编辑部邀请而写，它发表于2003年该刊第10期。近十五年过去了，赵老师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探索现代科学哲学问题的学术方向，每学期在北大开设“后现代主义哲学研究”、“复杂性科学与哲学”两门课程，每年两个假期都主持召开与此相关学术研讨会。2018年，赵老师从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主任职务上退下来。赵老师今年已经88岁，他始终把基础性研究与前沿性探索结合起来开展学术研究，近年主编出版《后现代哲学研究丛书》、《复杂性新探》等著作，出版专著《哲学来自非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复杂性探索》等。赵老师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做到压不折，拧不断，他有着韧的追求。赵老师是我的博士导师，是我学习的学术榜样，是当代中国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