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进北大哲学系

王 德 有

 

在我胸前，总是别着一枚纪念章。指盖大小，碧蓝碧蓝，玲珑剔透，像是玛瑙，闪着宝光。换衣服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地摘下来，又小心翼翼地别上去，然后对着镜子照。如果歪了，定要正正。有时候赶着开会，时间到了还在那里磨蹭，妻子就会笑。说“挺正的了”，然后伸手帮我正正。

不管是不是磨蹭，这枚章是一定得别正了才能出门的，因为它是我内心的天平。戴着它，工作起来底气十足，处理事务正气十足，劳累了可以抗拒疲乏，歇息下促我三省吾身。在它那碧蓝的背景下，烘托出两个娟秀的金色篆隶“北大”。这是我母校的名字。章的魅力、章的能量，大概与这两个字紧紧连在一起。每当我看到这两个字，仿佛其中便映现出未名湖的碧波、倒立的塔影，伴随着的是诸位师长的声音笑貌。对我来说，这可不是一般的景色，它是我从青年时代走向成人、从学术圈外进入学术圈内的氛围。整整八年，它陶冶着我，重塑着我，为我铺设着人生的道路。好像我的细胞是它浸泡出来的，一触及它，便生感应。

与北大结缘，起于1963年。高中毕业，听说北大哲学系汇聚了全国最著名的当代哲学家。我想，能投到它的门下，一定会学到许多高深的学问。抱着碰碰看的心理报了名，没想到还真有幸，给我碰上了。

 

报到的那天，一帮高年级的同学，扛行李的扛行李，提书包的提书包，帮我把东西搬到了宿舍。其中的一位女同学做自我介绍：“我是三年级的沈邢台，负责与新生联络，需要帮忙的时候只管找我。”

行李还没打开，听到楼道里面乱哄哄。出门一看，只见那沈邢台又返了回来，和十几位同学拥着一位老者向这边走来。她大声说：“这是咱们系的系主任，郑昕教授，康德专家。”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教授”，而且还是“系主任”，不由萌生出一种感受。觉得这一定是全国最大最大的“教授”了，不然的话，何以能在教授云集的北大哲学系当主任，而且还称“专家”？于是老者的身影在我眼前便模糊起来。我想真切地看他一眼，可浮现在眼前的他总是带有无数层重影，直到与我握手时，都没看清他的真面目。矇眬之中，只觉得他是一堆学问。

“学问”是什么？我也不清楚。在当时我的脑海里，它好似一潭圣洁的水，清澈而无杂；又好似一朵白白的云，素净而高远，颇有一种触而不及、欲得不能的意味。不过，郑昕教授的出现却在这种意味中增添了一些实在的感受，似乎学问就在身边，只要自己肯学肯问，教授一开口，学问也就出来了。当时的我好荣幸，好自负，似乎双脚踏进这最高学府，自己长高了好多好多。

郑昕教授和新生们一一握手后，进入一个宿舍坐了下来。问了几个同学的名字和家乡，就随便聊了起来。谈到哲学系的师资情况、课程安排，以及以往毕业生的分配去向、工作业绩。听到后来，我真有点蠢蠢欲动，似乎那一个个馬上的强将、帐下的神笔不是已经毕业的校友，而是自己。五年练就一身本领，振翅扇起万里波涛，我处在了这样一种梦幻之中。

突然，郑昕教授的声音把我从梦幻中拉了回来，他说：“要想学业有成，基础很重要。就像盖楼一样，基础打得扎实，楼才能盖得高。不过这却是要吃苦的。”

 

“吃苦”，这滋味没过多久我就尝到了。

第一学期，除讲理论基础课外，开了一个《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辅导课。《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1845年写的一篇读书笔记。从未接触过哲学的人，读它犹如读天书。

“费尔巴哈”的名字，进北大门前，从没听说过，更不要说他的学说了。费尔巴哈的学说我不知道，马克思评论这一学说的《提纲》，那就更不知所云了。

接过讲义一看，只见上面排列着一串串术语。什么“精神”呀，“物质”呀，“思维”呀，“存在”呀，“客体”呀，“直观”呀，“感性”呀，“能动”呀，等等等等。我的天！一看头就大了，无论如何也弄不清楚。

老师讲课，也是这些术语。只觉得绕来绕去，绕不出个门道来。

几周之后，这些术语就凝铸成了一个大大的铅块，镶嵌在了脑海里，沉甸甸的，连晚上睡梦都觉得重。

 

不过也有轻松愉快的时候，那就是听赵光武老师讲那辩证唯物主义。

这课听起来有意思，像在那里摆积木。

小小积木，长的，短的，方的，圆的，杂七杂八堆在那里，乱七八糟，不成体统。可是懂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就能把它们摆在各自的位置上，搭成尖顶小房、彩色小桥、玲珑小塔、小巧楼阁，赏心悦目，煞是好看。

辩证唯物主义课好像在摆大积木，有天，有地，有人，有物。天地之间，万物纷呈，看上去杂乱无章，可是用辩证唯物主义一梳理，就变得格外分明起来。天上地下，日月轮回，社会流变，人类繁衍，各遵其序，各循其理。每上一课，就像又学了一手。辅之以高等数学、物理、生物，一年下来，好像从天地未萌到万物丛生，从生命起源到人类初立，从刀耕火种到现代文明，在脑海里大体都梳通开了。虽然天地还是这个天地，日月还是这个日月，社会还是这个社会，自己还是这个自己，可在我的眼中却展现出了一个新的天地，新的日月，新的社会，新的自己。不但看到了它们各自的位置和相互关系，而且体悟到，它们既是这个天地又不是这个天地，既是这个日月又不是这个日月，既是这个社会又不是这个社会，既是这个自己又不是这个自己，它们都在变，并自然会去思考它们变化的条件和趋向。

辩证唯物主义课把我引入一个新世界，所以学得很开心。赵光武老师有一句口头禅，叫做“方向明，方法对，决心大”。这句话每堂课都会讲到，意思是说，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做起事来就会方向明，方法对，决心大，为功成事就提供先决条件。同学们把它作为赵光武老师的代号，经常挂在口头上，特别是成群结队去上辩证唯物主义课的时候，更是声不绝耳。虽然大家拿它来开心，但它的确从一个角度点明了辩证唯物主义课的功用。起码我自己感到受益不浅。

辩证唯物主义课消化了镶嵌在我脑海里的铅块。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涉及到的那些术语，自动地排起了队伍，前后有序，上下有理，它们之间的程序和条理自然和谐地呈现在我的脑海里，没有了沉重的感觉。这就是古人说的“磨练”的结果。

辩证唯物主义课养成了我摆积木的习惯。参加工作后，遇事脑海里不由自主便出现了一二三四，一件事被大卸八块，然后分出轻重缓急，再重新组合，先处理什么后处理什么，脑海里自然形成次序。说来还挺灵验，小自处理家务，大到编纂百科全书，这样一排，省工多了。也许这就是赵光武老师说的“思维训练”的好处。

 

大学毕业后工作了十年，时而欣慰，时而懊恼。欣慰的是，曾经在北大哲学系跟着高手学过几年，摸了一点门路；懊恼的是，学业未就，一场“史无前例”把在校的最后两年化为乌有。我常常想，要是这两年时间都在学艺，我的本事会比现在大得多。

想学就来了学习机会，我的运气还不错。1978年，那是我的人生转折。春风吹又生，花开满园芳，国家恢复了研究生制度，北大向全国招生。我得以再次踏进北大校门，攻读中国哲学史

二进北大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时光不能虚度。没想到，收获远远超过了我的需求。

 

“文革”后首次招收研究生，中哲史专业组成了以张岱年先生为首的导师小组，从全国139位报名者中录取了10名。我考得不理想，大概是第六名。不然的话，我的学号怎么会是“06”？

学期三年。前一年半开了七八门课，后一年半是读书，搜集资料，撰写论文。我的论文导师是朱伯崑。

 

张岱年先生，一米七八的个头，直直的身板，花白的头发，方正的脸盘。年至古稀，却仍矍铄。堂前一坐，两臂下垂，两肩平正，二目平视。有几分慈祥，又有几分威严。开口讲话，条分缕析，铿锵有致，还带着几分风趣。

第一堂课是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绪论”。有几句话是在正论之前讲的，大概是“绪论”的“绪论”。他说：“学中国哲学史，有一条是头等重要的，这就是首先要学会怎样做人！”话一出口，全堂肃静。

令人费解的是，这“头等重要”的话，在正式场合，我就听张先生讲过一次。也许是因为它太珍贵，惜之如金。

更令人费解的是，只讲过一次的这句话，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时日愈久，愈显清晰。也许是因为诸位导师的言行在不断为它添加着光彩。

 

1980年的一个深夜，北大电话总机接到了打给我的长途电话。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总机师傅转给我一张纸条。打开一看，就六个字：“爱人病重，速归！”字虽少，却是一颗重磅炸弹，在我脑子里炸开了花。要知道，这正是撰写毕业论文的要紧三关！时间之紧，连上厕所都列入了“议事日程”。回家省亲，谈何容易！可是老天给添的这份乱，谁能不从？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请假。

张先生将我迎进书房，听我诉说完后，默默地从衣袋里掏出一沓钱，伸到我面前。说：“快回去吧！论文，看情况再说。这钱，你拿去买车票。”

这是谁说出的话？一时我也弄不明白，只是觉得，眼下就在家里。

不知怎地，打那之后，一读到“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这段话时，字里行间，老是映现着张先生的身影。

 

朱伯崑先生是个长年不出门的老学者。家里藏书之多，不可言喻。听说1973年以前，他以书海为天下，徜徉其中，无暇尘事。难怪他的百万言大作《易学哲学史》一问世便震撼了海内外学术界。正因如此，对他来说，时间之宝贵，贵于一切。可在几位研究生的身上花时间，却没见他心疼过。

照朱先生看来，论文只是论据和推论的自然结果。要想站得住、传于世，得看论据是否扎实，推论是否合理，有无重大发现，有无重要贡献。所以写论文的过程，大部分时间不是在纸上挥笔，而是在博览典籍，从中发掘、搜集、整理和分析论据。

沿着这条思路，一年多的时间，我整理的资料不下七八十万字，十六开的纸，摞起来足有多半尺高。朱先生不但一点点看了下去，每页纸上都在勾点、评议，还要给我讲解，提出修改意见。我大改了三次，朱先生也大改了三次。再加上我那论文数易其稿，朱先生读我的东西，足有几百万字。花费了多少时间，谁能知道？

他可不是带我一个，还有两位呢！由此我才领会了孔老夫子“诲人不倦”的伟大。

 

汤一介先生没有指导我论文的责任，可是为了论文事，我不知道跑了他家多少次。每次都是热情接待，耐心教诲，而且拿出了珍藏多年的蒙文通《严君平道德指归论佚文》，供我参阅。毕业之后，他还记着我在整理严君平的《道德指归论》，在海外讲学时，专门为我复印了大陆缺失的资料，为我出版《老子指归译注》填补了重大空白。想那孔老夫子在传授知识时倾其所有，“吾无隐乎尔”，也不过如此了！

 

我的毕业论文，涉及汉代严君平的《道德指归论》。以往学界研究较少，我怕拿不准，便去请教冯友兰老先生。进入先生书房，问候几句，便言归正传，请冯先生谈谈《道德指归论》的核心思想。万没想到，冯先生坦诚自然地说：“这本书，我没好好读过，一下子说不来。”我把带来的书递了过去，他在那里翻看了足足有四五十分钟才开口讲话。在他翻阅的过程中，我坐在他的对面，仔细端详这位八十六岁的老人，不由想起了孔老夫子的一句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想到这里，突然大悟：怪不得这老先生大智大慧，成了当今中国哲学史界泰斗，原来如此！

 

                             1998年为北大百年校庆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