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乐松:味道与言道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哲学系1999级硕士研究生
程乐松
2011年11月,我被邀请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百年系庆写一篇文章,是关于青春记忆的命题作文,心中窃喜,居然还有人认为我与青春此事有关?这对于一个已经和青春告别的人而言不啻为一种奖赏。虽然我知道这里面多少有一些编者“就近取材”的考量,我依旧欣然地来了一次自我欺骗——写一篇与青春有关的文字。在我看来,自欺这个事情的关键点,或者说伦理底线是在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下让自己高兴起来。
当然,客观地说,这篇文章并不符合这个关键点,因为《青春的味道》这个题目不仅非常不适合我,而且极易引起读者关于青春概念的误解。原因大抵有四。其一,我这个人不善于记忆,特别是生活细节,更不善于讲述记忆,文笔尤差。其二,我已经和青春永别有一段时间了,青春的脚步已经成为稀薄的过去了,绕梁余音都早已杳然。这个时候要我写与青春有关的文字,正如一定要我绘声绘色地描述半年前吃的一顿红烧肉的滋味一样,必难传神。其三,我一直深知文债难负,以北大哲学系百年为名的文债更是困难,当你会挑剔的时候一切都充满了问题,我那不值一提、几乎没有怎么正经存在过的青春一旦配上北大哲学系这个外套的时候就显得很不协调。我眼中的哲学是以极其严肃的态度进行的轻松的思考,而写在哲学系读书的经历则恰恰相反,需要以极其轻松的态度进行严肃的回忆,风牛马之际,满拧。最后,我的大学生涯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学生活动和青春记忆:不打游戏不谈恋爱不送花;踢球的时候是啦啦队的替补;学生会对于我而言和“有关部门”一样——天天在身边,但一直不知道它的确切方位;参与的学生社团几乎是参加一个倒闭一个——比拆迁队还有效率;参加辩论赛的时候得过优秀辩手的“光荣称号”——后来才搞明白那是参与奖,见者有份。简而言之,让我回忆起来,在大学的生涯就像煤灰掉进煤堆,惬意却不着痕迹,绝不波及他人!坦率的说,我在大学期间参加的“学生活动”中最丰富多彩的就是围绕学五食堂与学生澡堂为轴心展开的日常活动——打饭和洗澡,与青春的味道毫不相干。
然而(在我的印象中,北大哲学系的老师们总是把要表达的中心意思放在“然而”或“但是”之后,如今我也是其中一员了,深解其味),我咬着后槽牙答应了,大抵是因为被邀请是一种肯定,肯定我在北大哲学系的学习经历值得被分享,拒绝这种肯定显然是有“忘本兼忘形”之嫌了。之所以“咬着后槽牙”答应,部分因为懒惰,更为重要的是,让我写这样的文字,感受是十分怯——胆怯,文字更怯!
拖字诀是有文债的懒人的一致选择,想好了几个不同的话题和故事,在过了交稿的最后期限之后才动笔,自以为手到擒来,动笔的时候才发现想到的和能写出来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这就是懒人的第二个毛病——这些毛病我是占全的。
当一个人被要求回忆某些特定主题的东西时,涌上来的都是不值一提的细碎和无聊,坦率的说,现在的我至少有八成以上是北大哲学系塑造的,因此,三言两语地描述总有不知从何说起的困惑。如果要我仔细回忆自己的大学生涯,特别是与老师和同学在一起的细节,能窜入我脑中的着实不多。总结起来,两句话:第一句,1995年至2002年之间,是我花了七年的时间从“本科新生”向“北大三害之首”的征途;第二句,书读了不少,读精的不多;课选了不少,不逃的不多;牌打了不少,不输的不多。
尝试用尽量流畅的语言描述关于北大哲学系的记忆细节,我陡然发现自己是完全不懂言道的。这个时候,我忍不住幻想自己成为中文系的某位文艺中年男,下笔如有神,文气沛然,可以把燕园的一片落叶写成一个秋天。反观自己,碰到这样的命题就变得不太会说话,甚至怀疑自己对生活是否有体会和感知的能力。试问,不会说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果是不会思考、没有体会,那问题就大了。因此,关于自己大学生涯的回忆、关于北大哲学系的味道,从说话的本事开始。
哲学是思考的本事,还是说话的本事?对于我而言,在这个当下,这个问题很值得讨论!哲学阅读是很有难度的围观,一个观众、一群演员,围观不同人以言语为载体、以宇宙为命题的思考,围观不同人之间的以言语为武器的思考争斗,从中学会思考的方法及说法的本事。从说话起,又开始为下一次围观做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是一小撮人的思想游戏,体会味道的思考与体现言道的说话构成了这个游戏的两端,换而言之,一小撮人的思想游戏总是在围观者体会的味道与讲述者描述的言道之间展开。
在我看来,写下与哲学系有关的青春记忆,不能脱离一小撮和思想游戏这两个关键词,因此,在百年哲学系的语境中,其他任何院系的学生都可以有的活动和感受就免谈了,围绕着味道与言道的一些描述大概是适当的。在北大当学生的时代,我基本上是一个无知围观者,还没有体会到哲学的味道,而从离开北大开始,讲述者的言道逐步转成回忆的时候也酿出了独特的味道,这可能是我现在能够明确回忆起的,求学的青春时期与北大哲学系之间的独特关联。我想举出几个与自己体会的味道和师长的言道有关的细节来,用分享的方式纪念一下我当时未能体贴到的青春脚步吧。
在北大哲学系的头几年,我一直认为自己说话的本事来自思考,思考的本事则来自阅读,直到与王宗昱老师的一次对话——让我深切地体会到,原来我是不会说话的,至少不会用哲学的方式说话。
大约是在2001年的上半年,我将自己的硕士论文初稿交给王宗昱老师,心中是难免自得的(当然,现在看起来当时的自得多少有一些“无知者无畏”的劲头),王老师照例表扬了我一通,说是理论运用的比较多、材料找的比较好,论证也还算充分。
照例,他的重点也在“然而”之后,无配音版现场直播如下:
王老师说,“程乐松,你知道人为什么要吃狗肉吗?”我一怔,很下意识地说,“不知道。”王老师说,“人吃狗肉是为了长人肉,你呢,吃了狗肉长狗肉。”我,“……”
如果现在让我真诚地评价一下自己的硕士论文,我的评语是“不忍卒睹”。那是一篇十分添堵的文章,看似丰富的宗教学理论和概念分析看起来就像一篇很蹩脚的汉译初稿,不知所云的艰涩中还有一些难以辨析的概念混乱。现在想来,王老师对我论文的评价一方面用讥讽式的话语促我反省,更为重要的是,他显然也是深解“然而”句式之味的,所以不知不觉间也习惯成自然了。
直至今天,我都时常在想,王老师当年是以多么大的勇气和耐性看完了我的论文,居然还表扬了我一顿,这是一种令人惊讶的宽厚!王老师是一贯主张我们在阅读道教经典和古典文献的同时,多读西方宗教学理论和哲学著作的,他也十分鼓励我们在他的课堂上大放厥词。在我的记忆里,他的课一直都是“群魔乱舞”的,许多人谈论了各自关注的问题和材料,他从不加干涉,他一直放纵我们用看似“洋派”的分析方式对一些本就没有定论的课题展开“有关可能性”的胡搅蛮缠。王老师给我们看汤用彤先生关于道教史和佛教史的讲课提纲,那些提纲都是英文的,概念准确、思路清晰,就着我们的感叹,王老师告诉我们说哲学系一位做西方哲学的老先生提到,汤用彤先生的玄学概念中有斯宾诺莎的底子,汤先生是一位德国古典哲学的专家,但我们在汤先生的著作中看不到斯宾诺莎的名字和概念,以考据串联文献,论理清晰、视角独到。
直至最近,我才意识到,王老师的宽厚和放纵,任我们自由发挥的随意,是在培养我们不一样的说话方式,在面对宗教信仰时客观和具有分析性的思考能力,但绝不是胡搅蛮缠式的捣乱,想来王老师一直都挺无奈的吧。细细回忆,在北大读书的时候,王老师给我提的醒很多,当时完全没有理会,但这些道理却在此后的阅读和研究过程中一点一点地自己冒出来,越琢磨越解其中滋味。王老师言道中的味道就是“摊开你看,自己体贴去”。
与此相对,赵敦华老师讲课的时候就像用全程冲刺的方式跑完马拉松一样,致密的概念运动容不得听者有一点儿开小差走神的空档,他说话的节奏一点儿都不快,语调也没有任何压迫感,由概念和推导构成的新知识却绝对是高密度的,他的言语是有密度的思考。面对这样致密的讲述,我几乎没有时间体会其中的味道,因为我的第一要务是不能因为太过致密的知识而由听不懂转入昏睡的状态。于是,我学会用记笔记的方式保持清醒,用这个方法,我在哲学系讲课分贝较低的赵老师课上保持了一贯的兴奋感,事实证明,效果明显——至今为止我关于西方哲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解框架都承袭自赵老师的理路。赵老师不容余隙的概念密度不容你在当下体贴,却可以让你在课后、乃至毕业多年以后都可以反复回到那个鲜活的当下,从而让你的思考永远是活泼泼的。
同样是西方哲学,张祥龙老师讲现象学的时候更像是精美的舞台剧,举手投足之间都充满了意蕴。仅从言道观之,他的课、他的话语不仅不致密,而且稀薄地让人觉得无从着眼、无从入手,你明明知道他说的有道理,你明明体会到了他讲述时的沉浸和投入,却无从参与。这种明明在场、真切至极的局外感带来的是一种莫名的惆怅,你体会到的味道一定是“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不是因为你理解了,而是因为他用他的语言让你感受到了他与你自己关于哲学理解的距离。有趣的结论是,看到自己的懵懂也算是一种清醒。
百年北大哲学的味道正是在千人千面的关于师长、关于思想、关于讲论的言道中积淀起来的,每一个花费了青春时光在这里听师长们的课、讲论的学生们都可以在整个人生中逐步体悟到其中的味道,这大概就是将青春与哲学关联起来的回报吧。
一般来说,学哲学的人说自己不擅说风花雪月是一种精致的托辞,这个托辞在我确是事实,是为结尾。
作者简介:程乐松,男,江西人,北京大学哲学系1999级硕士研究生,曾于1995至2002年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魏晋道教史、道教经典、宗教学研究方法。
(原文摘选自《青春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