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 哲学系2008级博士研究生

张梧

有时你透过曲折的门廊

看到里头一闪而过的舞蹈

这时你正走过这一年龄的夜晚

——题记

不经意间，我们的家园哲学系竟然走过了一百个春秋，也正是在这不经意间，我在静园四院中也度过了八年。岁月的流淌固然是不经意的，但是一旦回望过去的时光，总不免让人心惊，不得不感叹岁月逝者如斯的奔腾力量。此时，悠扬的一句皮黄唱词“日月轮流催晓箭，青山绿水常在面前”正在我的耳畔萦回不去，我不禁自问，如何描述自己在哲学系的八年时光呢？我虽然做过系里的学生会主席，但并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可以炫耀；虽然加入过许多社团，但却没有许多色彩斑斓的回忆可以珍藏。我的大学生活是如此平凡，完全可以用再普通不过的四个字来勾勒我的成长轨迹：读书学习。这四个字虽然平淡无奇，但却充实而有力量，因为这是我的本分。

尽自己的本分，那就是一种精彩。

这种精彩乍看上去不那么夺目，但却在我自己的内心世界绽放。正如古留加在《康德传》中所说：“哲学家一生的标志就是他的那些著作，而哲学家生活中那些最激动人心的事情就是他的思想。”这是哲学家的本分。作为一个哲学系的学生，我的本分就是认认真真上好每一堂课，踏踏实实读完每一本经典，实实在在思考自己的问题。因此，我的八年时光完全可以由那些难忘的课程串联起来，那些阅读过的经典著作可以成为我的路标，丈量我成长的脚步。时光就在聆听的耳际边流逝，也在翻过的书页间常驻。

在我跨入哲学系的门墙之前，哲学之于我就是一个有些深奥但又不知所云的字眼。哲学对我来说，实在是陌生得紧。我的第一堂课就是邢滔滔先生的《数理逻辑》。我实在难以想象，在我面前出现的一大堆抽象的数字符号，竟然会是我们津津乐道的人生哲理。接下来就是叶秀山先生的《哲学导论》，台上的叶老先生眉飞色舞地大谈巴门尼德、康德、黑格尔和海德格尔，而台下的我却是懵懂无知，头脑中一片空白。而且老先生当时开出的书单是《纯粹理性批判》、《精神现象学》和《存在与时间》，我到图书馆一看，绝望之心油然而生，每一行字对我而言都是天书。当时，我的心境格外苦恼，难道这就是我所选择的哲学吗？难道我就将在无知和空白中度过自己的青春吗？在佶屈聱牙的哲学天书前，我真是“怕流水年华春去渺”。

正当我对这种焦虑无法排遣的时候，有一位师兄给出了他的建议：不要缺席每堂课，在课上认真地记下每一句话。他当时自信地对我说，等你再过一两年，你就会看懂现在的笔记了。在半信半疑之间，我照这位师兄的办法做了。所幸的是，老先生的考试没有难为我们。一年过后，在暑假中整理自己的课堂笔记时，我惊奇地发现：当年难以理解的文字竟然变得如此亲切，在哲学中熏陶了一年的我似乎能够把握诸如“存在”、“理性”等抽象深奥的概念的含义了。一年前的苦闷有多深，一年后的兴奋就有多深。回头细想师兄当年的教诲，我豁然开朗：哲学是一门特殊的学问，犹如作诗，“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哲学需要我们付出岁月的代价去理解。在无知的惶恐中，最安全的办法就是尽自己的本分，上好每堂课，做好每堂课的笔记。尽了自己的本分，那么自己也就在哲学的海洋中浸淫涵泳。最简单的办法往往最有力量，这就是本分给我的教诲。

后来，因为我对传记有着浓厚的兴趣，我就选修了外国语学院赵白生先生开设的通识课《传记文学：经典人物研究》。当时赵先生非常鼓励我们学生上台发言，剖析一个个历史名人的生平与传记。我当时读了《史记》，又看了话剧《商鞅》，所以我有一种表达的冲动，于是我就上台讲了自己对商鞅的理解。我当时谈的是商鞅的理想主义是如何“照进现实”，又是如何受到挫败。我当时思考的问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复杂的现实社会中的生存空间和境遇。没想到，当时效果非常好，后来赵先生在结课时也非常慷慨地给了我99分的高分。这是我第一次在课堂发言，课堂发言结束后，我发现很多同学还在bbs的课程版上继续讨论我提出的话题，这使我很受鼓舞。这个经历使我明白，听课做笔记是学生的本分，读书思考、参与课堂讨论更是学生的本分。所以，我日后的学习特别注重与师友的交流，这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帮助。

在《传记文学》这门课上，赵先生时常教导我们在向伟大人物学习的同时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然而，我在他的讲授中感受最多的却是：伟大的成就来自一个人对自己本分的执著。当时赵先生专门讲了胡适先生的日记，赵先生即兴向我们提了一个问题：如果大家也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下自己的大学生活，大家的日记会是什么样子呢？赵先生随即给出了他的猜想，他猜想许多北大学生的日记上大概只有睡觉、灌水、腐败这些事情。赵先生的这番话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我自己也在琢磨：如果让我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下自己的大学起居，那将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生活轨迹呢？赵先生的提问使我反思自己的日常安排是否尽了本分。这其实就是三省吾身的慎独精神，要做到自己的本分并不难，但是要“尽”自己的本分就不那么容易，这是一种修为。此后当我在“郁闷”、“无聊”等时候，我都会想起赵先生的“日记猜想”，提醒自己要过一种充实饱满的生活。这种生活正是自强不息的生动体现。

与此同时，我还选修了我们系杨立华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杨老师是对我的做人态度有很大影响的先生，我对人生的看法以及对哲学的品鉴趣味都受到他的影响。他所讲授的中国哲学史并不是死的思想史，而是活生生地将古人的思考与我们当下的境遇关联起来，他的讲授使得古代思想家与我们共在。在他的课上，我开始坚信古典的力量，也找到了返回古典的可能性。他的思考精致但不矫揉造作，感性但也富有力量。在他的课上，古典哲学在我面前成为可以触摸得到的一种存在。这不仅是我一个人所得到的教益，也是我们全班所得到的教益，因此我们都尊称他为“杨子”。

在杨子的课上，我感受到了哲学的领悟：哲学，同其他学科不同，是最为切近我们自身的一种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并不像其他学问是外在于我们的生命，恰恰就是潜伏在我们生命中的思考。与其说我们在思考哲学，毋宁说是哲学让我们思考，这就是哲学所能带来的“变化气质”的功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开始明白“本分”的真谛：所谓“本分”，并不是外在于我们的种种规定，而是最为切己的生活方式。于是，这种本分就是植根于内在自我的一种向上的冲动，这种本分能够使我把持自己。将我们的日常一言一行回归到自己的本分，那么就是回归我们的心灵本身。这种对于本分的思考，不仅来自于哲学的启发，也来自于自己在时光中的投入。正是这种对本分的投入，才使得时间向我们展露出她的意义，这就是成长。当我想通了这些的时候，每日间的上课读书之于我不再是机械地消磨时光的方式，从而也就具有了别样的意义和收获。

随后，在大三开学的那会儿，我发现我逐渐爱上这种生活方式，我也给自己明确了日后发展的方向：继续本本分分地做学问。这种方向的确立同时也就是自己生活的确定性的确立，方向就是力量。大三刚开学的时节，校园里的三角地一如往常的喧嚣，团委学生会的招新，各种社团的招募其实都是对自己大学时光的种种规划，也是各不相同的生活方式。在如此众多的选择面前，我坚定地选择了学术，选择了泡图书馆的生活方式，选择了继续读书思考的道路。我意识到，这种生活方式正是我的本分所在，这不再是一个学生的本分，而是我的本分。三角地的热火朝天的喧嚣终究是一时的，喧嚣过后依旧是北大所独有的清静。做出了选择，就意味着在新的起点上把握自我，而不至于迷失在这片喧嚣之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于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的排斥，恰恰相反，我自己也就在立志做学术的同时，我也做过院系的学生会主席，也参加过许多社团活动。但是这些课余活动只能是丰富我的本分，而不能演变为对我自己所选择的本分的褫夺。同时，我也意识到，选择学术，并不是清高和高傲的理由。因为，本分对我的要求就是一颗平常心。做学问，就要遵守做学问的本分，就要有一颗平常心。做学生工作，同样也是尽自己的本分，也需要平常心。学生会主席是并不是高人一等的借口，那也只是一个岗位而已。守住自我，守护自己的平常心，这正是本分的教诲。

自此以后，我更加自觉地过自己的本分生活。如果说中国哲学给了我做人的教导，那么接下来的一系列西方哲学类的课程则教给了我治学的门径。在随后的两年时光中，我跟着吴增定和先刚两位先生在一系列课程中研读了一个个哲学文本：柏拉图的《理想国》、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霍布斯的《利维坦》、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和《神学政治论》、卢梭的《爱弥尔》、黑格尔的《小逻辑》和《精神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每一本书都耗费了我将近一个学期的时间去研读揣摩。其中，吴老师教会了我阅读经典的方法，说来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从头到尾慢慢读，每读一个段落就概括出段落大意，从而把握整个篇章结构和运思过程。用吴老师的话说，这种类似小学生学习语文课本的方法是“笨”办法，但却是最为扎实、最能见效的捷径。我很自然地接受了这种看似笨拙的阅读方式，因为笨拙的办法就是本分，读书的本分拒绝轻巧的浮光掠影。

虽然我对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和敬意，但是我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选择马哲，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个人的阅读经历和问题意识。当时我对国内兴起的政治哲学颇感兴趣，也喜欢在诸如“现代性”的框架内思考问题，思考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和接续。在这种思考的引导下，我发现19世纪到20世纪的这段历史看似熟悉，但是却很陌生，正所谓“熟知并非真知”。诞生并流行于19世纪到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恰恰现代性兴起中最为重要的环节，而且马克思本人也在现代性的潮流之中反现代性，这就体现在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绝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般肤浅，既具有思想史的深度，又具有洞穿现实的力度。而且，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程就是“主义”与“哲学”的纠缠，哲学与政治的张力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格外迷人。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而言格外重要，它恰恰是中国在古今中西的转型时期传入中国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中国，它既可能是我们中国发展的历史包袱，也有可能成为我们重新解决古今中西之争的一个平台。与此同时，我又直接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中国所遭到的轻慢与忽视，我感到这其实也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症状，而且我们既有可能在这种轻慢与遗忘中错过马克思的洞见，更有可能错过一次机遇。出于这样的思考，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抱有浓厚的兴趣，从而成为我的研究对象。

其实选择马哲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来自于老师们的帮助和提点。我的恩师杨学功老师得知我的学术兴趣后，他总是找我到他家谈话，往往从晚饭聊到深夜，每次在杨师家中的谈话都是非常愉快的，我在他面前总是敢于“放肆”地倾诉自己的想法，这总能得到杨师的鼓励与默许。杨师还送给我一套价值上千的新版马恩全集，勉励我坚定不移地学习马哲。更为难忘的是，杨师经常像鲁迅笔下的藤野先生那样细心批改我的论文，经常在凌晨五点发出的电子邮件中指出我的缺点，让我修改。然后杨师总是热心地推荐发表，他对于我的关爱和提携是我四年中最为宝贵的财富。马哲教研室的其他老师也经常找我，尤其是仰海峰老师，我经常和他在未名湖畔一边散步一边讨论，师生之谊，其乐融融。正是来自师长的如此关怀，才使得我在学术上的起步并不孤单，也使得我在学术上获得了过多的荣誉。我在学术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与他们的悉心指教分不开的。每当我向这些师长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时，他们也总是淡然地一笑，认为这只是他们作为老师的本分而已。这就是说本分的力量，也是本分所带给我的感动。

真正体认到本分的力量，还是在我进入博士生学习阶段之后。与光影缤纷的本科生活相比，博士生的生活无疑平淡了许多，简直可以用“暮鼓晨钟、青灯黄卷”的寺庙生活与之比拟。但是，平淡并不意味着黯淡，花花世界的离去并不意味着青春时光的单薄苍白。恰恰相反，告别花花世界，正是让自己的心志专注在一个更为踏实的世界之中。离开了专注的目光，本分也就无从谈起。如果说之前的色彩斑斓的本科岁月让我的心灵总是能够飘逸其间，灵光百现。那么在博士生阶段的苦读经典中，我恰恰体会到了自己心灵在专注之后所具有的分量。

专注之后，始能谈本份。这就是我的导师丰子义老师对我最大的教诲。他老人家每次相见总会问我，“最近又瞎忙什么？”其实，我很理解丰老师的苦心，他总担心我在东忙西颠中任由时光荒芜，任由心灵长草。丰老师一再告诫我和其他弟子们，把时间集中起来，把精力收拢起来，让心灵专注起来，踏踏实实地读书做学问。

其实，在看似枯燥乏味的博士生阶段，真要守住自己的本份，那可是太不容易了。回想起来，在本科生阶段，我逃离本分的欲望是来自于年轻的躁动，来自于“外面的世界真精彩”的诱惑，而在博士生阶段，逃离本分的念头却是来自于真真切切的现实生活的无情压力。人大了，经济该独立了，以后要成家立业了？以何为业？如何立足？何处存身？哪儿成家？这些焦虑一旦萦绕在自己心头而徘徊不去的话，那么守住自己的本份又谈何容易？

有一次，我陪同丰老师参加京西宾馆的一个会议。会议结束，丰老师看见黄楠森先生一个人踟蹰在外，于是不顾绕路，亲自打车送黄老先生回学校寓所。在路上，丰老师指着羊坊店胡同的一个地方，对我说，这就是我在北京第一个落脚的窝，当时一家三口，只有十几个平方。丰老师笑着对我说，我也算熬过来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当时就释然了。我现在所遭遇的种种焦虑，其实也正是先生们当年所遭遇的。每一个奋斗的青春，何尝不是从艰苦起步？婚姻、买房、家庭这些负担，总要去经历，总要去承担，天底下又何尝有馅饼掉下来的事情。慢慢熬，慢慢守，总有云开日出重见青天的日子。后来，只要看到丰老师的白发，看到聂老师日复一日守在文献中心孜孜研究，看到杨学功老师依旧耐心地一封封回复我们的邮件，看到仰海峰老师依旧兴奋地畅谈自己的新见解时，我的心灵再次回归到了专注的状态中。我知道，艰苦奋斗乃我辈常态，但是，关键并不在于“艰苦”，而是在于“奋斗”。

有时候，我会安静地盯着马恩全集的一排排黑色书脊直至出神。面对这些卷帙浩繁的“砖头”时，我常扪心自问，终我一生，敢不敢也出版一套属于自己的全集，这套全集里面没有废话，没有垃圾，没有无聊，唯有不懈，唯有奋斗呢？我有时候真是不敢想。倘若能够多读一些让自己当下沉静的经典，少写一些让自己日后满面羞红的文字，那么，俯仰其间，可称无愧，人生至此，夫复何求？马恩全集依旧静静排列在我的书桌前，泛黄的纸张依旧在我的指尖摩挲。当年马恩留下的这些文字，不就证明了本分的力量吗？这种本分的力量可以化风雷为不朽，可以磨人心而砥砺，可以超物外而独立，可以越百年而不废。

人们常说，未名湖是一个海洋，有许多鱼儿在其中，有人溺于其中，有人浮于其上，有人沉潜水底。而我只想当那条沉潜水底的小鱼，因为未名湖是鱼儿的家园，而沉潜恰恰是鱼儿的本分。这种思考来自一个声音的召唤，那就是我曾在讲堂看过的话剧《立秋》里的一句台词：

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

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

作者简介：张梧，男，北京大学哲学系2008级博士研究生，2004年级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生。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在读期间，曾在2006年担任哲学系学生会主席，曾获得北京大学2004—2005年度优秀团员、北京大学2004—2005年度三好学生、北京大学2006—2007年度三好学生标兵、北京大学2006—2007年度学术类创新奖、第二届北京大学“学术希望之星”等荣誉称号，2011年获得国家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曾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若干。

（原文摘选自《青春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