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副教授   哲学系2007级博士研究生 

李春颖

我想，让我这样一个马上要毕业的人写自己的校园生活，是件非常残忍的事情。我迟迟不能动笔，因为害怕陷在美好的回忆中，一发不可收拾。

但总要开始面对的。于是我为自己在哲学系的九年生活定了一个调子——成长。大一新生几乎见到所有人都要称师兄、师姐，有些人已经比较老了，就叫大师兄、大师姐，有些人已经太老了，就戏称为“骨灰”。而我，在校园中属于那种早已化灰却阴魂不散的类型。九年，从18岁到27岁，从未离开。我看到四院中整墙的爬山虎一遍遍绿了，又一遍遍黄了；我看到我熟悉的教学楼一幢幢拆了，又一幢幢盖起来；我看到九月份一批批年轻的孩子进入燕园，又看到七月份，一届届穿着学位服扔着帽子的学生毕业离开燕园……而现在，我终于也快毕业了。与其说我在哲学系学习，不如说我在这里成长，一个给了我成长的地方，也给了我出发的行囊，同时，也是我此后路途中一步一回首的故乡。

一、阳光灿烂的生活

进入哲学系第一年，我关心的是朋友、工作、学习；进入哲学系第八年，我关心生活。这是一个艰难和复杂的过程，但充满温暖、快乐和幸福。上周参加社团的会议，大家讨论学生活动的意义。我一直在听，然后我很想让师弟师妹们了解，很多事情的意义远远超出它本身，可能需要很久之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大学四年，我马不停蹄地参加团委活动、社团活动、社会实践、实习兼职……当时的自己偶尔也会想自己的努力和辛苦有什么意义，那样想的时候，就似乎真没有特别值得一提的意义。但后来，每一个12月31日，我例行写些年末感想时，都特别感激那些日子和那些日子里的人。

大一入学进入系团委，被分到宣传部，那时宣传部部长是季志强师兄，我们叫他老大。在编辑《共青苑》的时候，觉得好文章很多，但每半年一期的刊物相对容量小，时效性也不够。我们跟团委书记于晓风老师说了这个想法，于老师很支持我们办一个系报，唯一要求就是要好好办，要坚持下来。从此，每周二、四的晚上，康博斯西餐厅都会出现五个人，有严肃有欢笑有争论，一直到康博斯关门还不肯离去。这五个人就是黄婷、庄莉、张梧、胡翌霖和我。在很多个康博斯之夜，我们商定了报纸的名字——《心裁》，定下了固定栏目“众妙之门”、“饕餮美食”，约了王璐师姐的美文、王鑫师兄的陌上花开……有一天我在系里二楼会议室看到一沓旧纸，竟然是当年的每一期《心裁》，放在角落里等待被人发现的欣喜。我当时心情除了欣喜之外，还有感动和思念。

思念我们当年共同努力的日子，感动我们曾经共同的梦想。当年，我们不止一次激动地谈起创办刊物，甚至讨论如何能买到旧刊号，如何定位我们的杂志。王璐姐说，人总是会被影响的，我们就是要做能够影响和引导大家的刊物，我们要告诉大家什么是品位什么是真正的时尚。后来《男人装》出现，我每每路过报亭，都会默默想，当年我们策划幻想过的众多刊物中，也有一本叫《男人装》吧。

然后我就幸运地赶上了九十周年系庆，在一片热火朝天的喜庆中跟在王征姐后面打杂。记不清王征姐当时是不是学生会主席了，但她在我脑子中绝对是一个神一样的女子，干活之余和她聊天，那叫一针见血、字字珠玑。现在的我常常后悔当年没有拿个小本记录下来。当然，有一些我牢牢记了下来，比如谁谁是四大公子，谁谁是四大帅哥，她还告诉我传说中的杨立华老师其实就是我当年哲学导论课的助教。这个“不良”教诲，让我整整一学期的哲导课都在教室的茫茫人海中用排除法寻找杨老师。这事如果让杨老师知道，他会笑我了。

有一天于晓凤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写一篇系庆讲座的新闻稿。我忐忑地说没写过新闻稿啊。于老师给了我范文，说你去写吧，写完了拿给我改。我写了一晚上的草稿惨不忍睹，第二天于老师一字一句地修改，更准确地说，于老师根本就是从头又写了一篇，然后交给我，让我送到学校新闻网。我在系团委工作了三年半，这期间于老师不知道帮我改过多少篇稿子，直到我自己稍稍能写出还像点样的新闻稿为止。还有一次评北京市三好学生，需要写自传，我写了一些个人感想，于老师知道后帮我改了三遍才同意交上去。她跟我说，文科生以后出去工作，笔杆子是基本功。这句话愚钝的我最近才真的明白，工作中需要写大量的公文，这是惯于散漫涂抹随笔的我最头疼最应付不来的。感谢于老师那么耐心地教导和培养我，虽然我后来还是写字散漫，但我理解您的良苦用心。很多很多的事，于老师都这样手把手地教我，在我气馁时，发几百字的短信鼓励我，叮嘱我要有勇往直前的魄力；了解我时常做事羞涩，于老师站在旁边看着我打电话解决完问题，才离开；知道我一贯神经大条，于老师跟我讲完事情的结果，还会和我分析事情的经过……我本科四年阳光灿烂的生活，时时有于老师的帮助和叮咛。很多次我想当面说句谢谢，但总觉得矫情和词不达意，所以经常在别人面前谈感谢于老师的我，从未在她面前提起过。

有一次师妹发短信问我“社会·文化·心灵”活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举办的？我心里感慨时间流逝。2005年春季学期，三角地“化学文化节”、“物理文化节”、“数学文化节”的条幅迎风展，海报漫天飞。我在系团委办公室中筹划“哲学文化节”，觉得应该换个更能展现主题的名字，于老师提议叫“社会·文化·心灵”，于是就有了每学期一次的“社会·文化·心灵”活动。第一届活动中，王博老师帮忙邀请陈鼓应老师讲座，当年陈老师还在台大，我只在各种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的书上看到过陈老师的名字，所以现在还记得那种充满敬仰的激动。

现在已经是大师兄的赵金刚，那时还是金刚娃，是我们最喜欢的师弟。我们在三角地列队两排，一边发海报一边喊讲座宣传词，金刚总能以他独有的浑厚声音压倒三角地的各路人马，于是“社会·文化·心灵”活动场场人员爆满。陈鼓应老师讲庄子的那场，治贝子院只能容纳一百人的教室挤了四五百人，桌子、椅子全部搬出去，窗子打开，人就站在窗外听。直到院子里也占满了人，只好紧急请来王博老师救援。现在想想，我们每一次活动，王博老师都是坚定的支持者和最具人气的嘉宾。被我们一群团委同学打扰劳烦之后，还出资出力地慰劳我们吃个西门鸡翅、必胜客啥的。

那时另外一件让我们兴奋的事情就是软磨硬泡地邀请到杨立华老师讲座，题目是孟子人性论。当年我们也算得上是有勇有谋啦，杨老师讲座的宣传在bbs十大上盘踞好几天，占据三角地最抢眼的位置，小海报贴满每个宿舍楼的宣传栏……讲座举办时还是深冬时节，教室里因为听众太多，温度格外高，杨老师把外套脱下来的瞬间，我恰巧录了下来，现在依旧存在电脑里。当然，粉丝做的事情往往在外人看来是无聊的，比如润青、黄婷几个人把杨老师讲课录音一字一句整理出来，甚至连表情都标注在括号里，这份资料也在我电脑里，常常翻看，并从中找出一些句子作为qq签名档以自我激励。进入哲学系的九年时间，杨老师的课堂和教诲贯穿了每一天。有一年他去德国，我们几个人每次碰面，都要自我检讨，杨老师不在的日子，没人引领提拉着自己一直向上，生活就特别容易懈怠。后来我形成了一种习惯，每每遇到状况，会在脑中闪出杨老师的话，然后就不容易迷茫。不久我会离开北大，离开哲学系，但习惯、方向和价值，是哲学系的老师们、一起成长的兄弟姐妹们帮我培养起来的，会伴我终生。

二、乱七八糟的想法

回忆到这里，让我不自觉地又开始了持续近两年的自我反思。

在人人网上看一个师妹刚刚更新的日志，大概是关于命数、灵异等等，还有三毛。我初中迷恋三毛，全集看了又看。说实话，我有些相信那些感人故事可能并不存在，如电影《不请自来》，人其实可以活在自己虚构的世界中，或者说，人本来就或多或少地活在自己虚构的世界中。但是，真实而温暖的生活一定来自你周围的“他人”，是“他人”带给你最踏实的生活，最深厚的影响，最真实的成长，最温暖的慰藉。所以，特别感谢在我18岁到27岁这段重要的日子里，引领和教诲我的老师，与我一同干活一同学习一同嬉笑的兄弟姐妹，你们构成了我的世界、我的生活。

2003年秋天至2006年春天的生活，可能是我成年后最为灿烂的日子。忙碌、真实而富有意义。前段时间在旧电脑中翻出了本科毕业前写的简历，连自己都惊讶三年的时间，竟做了那么多事，大学应该经历的所有事情我几乎一件不落：创业大赛、用大赛的基金合伙创办公司、社团、旅行、科研基金、兼职、支教、编书、学生干部、《心裁》、看了几百部电影、在于老师鼓励下在北大校报开过影评专栏……

这样简单忙碌的生活在2006年夏慢慢结束。

2006年，我认为，每个人生命的可能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小，也就是说，每个人的生活是一个空间快速缩减的过程，对个人来说世界越来越小。诺大的世界对于一个刚刚出生的孩子是完整的，充满了无限可能。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他偶然地经历着人和事，这些随机出现在他生命里的东西影响着他目光的方向他思考的方式，使他本来可以看到整个世界的眼睛开始注意世界的某些部分，开始成长。

而成长的过程与空间的快速缩减其实是同义词。身处一片广袤的原野就不知该往何方，感到茫然。直到有了目标，放眼望去是一个固定的方向；直到为非此即彼的选择大伤脑筋，无限种可能消解为一个叉路口，我们就长大了。

这样来说，比起禁锢我们是更害怕自由的。

所以，道家的冷静、智慧和自由是残酷的，将个体抛入空旷的世界，面对无限诱惑，让其自己寻找立足的基础和生长的方向，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是残忍。

相对而言，儒家的炙热和规范充满了人性的温暖。我愿意把礼理解为尺度，为每个人规定了其行为的空间。丧葬、服饰、用具、言语……这样每个人在不可逾越的空间内做具体的事。更为根本的，普遍的伦理、道德能够为个人提供坚实的依靠，使个人在集体的价值中成长，并寻得和实现自身的价值。相比于道家的冷峻，这是一个温情踏实的过程。

2007年，和小顾聊天时，我说，或许上面的想法根本就是错了。人生就像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两边有很多门，也有岔路。我们走着走着，会想如果我推开某个房门，展开的就会是不一样的生活；如果我当初选择了另外一条岔路，现在就到了完全不同的空间；或者眼前的路口我反复犹豫，到底走哪一边才能带来更好的生活……这样想，就似乎我们生活真的有很多可能，并且我们真的有权利在这些可能性之中做出选择。

而事实可能是，我们只能走现在所走的这条路，我们只能到达现在所到达的空间。当初没推开的门，根本就推不开，只是虚设；当初没选的路，根本就走不通，或者又会走回原地；现在万般犹豫做出的选择，根本就是唯一的选择。

那些虚设给了我们貌似的自由和自主，带来生活中貌似的权利和遐想。所以，我们坚定地走现在的路，不需要对过去后悔、对未来犹豫。

2008至2009年，我眼睛不好，但还是努力完成了道家原著的期中和期末两篇论文，至今我依然不时赞叹郭象的智慧。虽然这两篇论文最终得到的分数是我成绩单中的最低点，但它们确是我的真实感想。

两篇论文都是讨论死亡的，当时我想生命的最终意义很大程度上是因死亡而获得的。当我们谈及生命时，无论是否自觉，实际上都已经不可逃脱地包含了死的内容，但恐惧或者无知让我们更多选择对死亡的回避。虽然一生中不可避免地经历他人的死亡，但这样的经历却很难如学习某项技能那样增加我们对死的认识或者让我们在事关自己的死生时表现出熟识者的优雅。对生的眷恋造成了我们对死深刻的恐惧，还是对死的恐惧不断增长我们对生的眷恋，这样的问题恐怕是无法得到究竟的答案的。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对死的理解，必然会影响对我们生的态度，我们依照这态度去处事，去判断，去选择，依照这态度生存。

如果死亡时个人生命的彻底消亡，任何生命都必须面对死亡，并通过死亡获得平等的消失，那恪尽职守与放辟邪侈都是一生。我们凭借什么来追求所谓的价值，所谓的意义？宗教对死亡的诠释，儒家对逝者的重视，都是对生者温暖的慰藉。

除却慰藉，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按照郭象的逻辑，人从不知所以然而生，到不知所以然而死，贯穿其中的是巨大的不可撼摇的必然，从生到死都在命与性的限制下。这样看似绝对的宿命论，在郭象没有导向彻底的消极，没有得出《列子·杨朱篇》中的恣意纵欲。如果说寿命是不可更改的期限，那么对身体的珍护有什么作用呢？如果说能力大小是分限所定，那么勤奋或者放纵会有任何差别吗？如果说死是每个人都要归向的同一终点，那么生时的行为修养有什么意义呢？总而言之，个人的主观努力与修养，在一个必然性的世界中如何可能，又有何意义？

无论是对必然性的认识，还是对必然性的顺从，不以名利以及任何其它事物作为生命的目的，也就可以不以任何事物牵累生命。这顺化不是对生命的无所谓，反而是对生命的最大尊重。将生命本身当作方式，生命本身既是目的，也是过程。

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化，不知其然而生又不知其然而死，这是不可抗逆的必然；万事万物都有自己性分的限制，所作所为都不得不依循着性分，所作所为都无法超出性分。但是，处于此种必然性的人也并不是无可选择、无可作为，可选可为的恰恰是自己的内心。内心是属于自己。我们生活在自己塑造的价值世界中，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内心来改变自己的价值世界。喜怒哀乐爱恶惧，与其说来自于难以更改、充满限制的外部世界，不如说是来自于自己的内心。当我们可以完好地建造起自己的内心世界，那么也就建造起了自己的整个世界；生命的意义不在于生命之外的任何目的与成就，而在于对自我生命本身的关照与构建。

2008年开始，我慢慢喜欢上张九成，这个一生不得意的状元。最初接触张九成的文章，我被各种迷惑、疑问环绕：一生不得志，他何以能坚守自己的立场？十四年生活于南安军，贫困潦倒、几乎与世隔绝，他何以能对价值观毫不动摇？面对诱惑，面对政治生活中黑白的颠倒，他何以能坦然而坚定？他如何看待自己对价值的坚守、对道德的修养？

我用了三年时间慢慢理解张九成，慢慢理解什么才是最深沉的智慧，什么才是最强大的勇敢。

无论我们怎样解构，无论这么多年来我们多么喜欢和习惯挖掘圣贤背后的污点，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圣贤的初衷，还是必须承认，世界上确实有和我们不一样的人存在。

这些真正的强者，不需要我们凡俗的价值来导向自己的人生。内心真正坚定的人，无论处于怎样的混乱与诱惑中，都能泰然自处。正是他们在漫长时间中的坚持，为我们凡夫俗子构造了精神的家园，让我们有所依靠地成长、生活、死亡。并在这生命的整个过程中给予我们温暖的支撑和慰藉。

我清楚地知道，这些幼稚的想法还会继续改变，它们影响着我看待生活的态度，而生活本身也在不断影响着我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正如在张学智老师不厌其烦的教导和无微不至的关心中，我的论文在一点一点进步，我在一点一点跟随张老师学习知识的同时，更在一点一点努力学习他笃实的学风，一点一点体会他将一切复杂厚重化为淡泊的深沉。

最后我要以“友爱的共同体”来结尾。我们如此常用这个词组，最初的根源是杨老师吧。流行的根源是谁呢，是金刚吗？九年时间，这个友爱的共同体给予了我太多用言语无法表达的爱护。或许想到时间飞逝，想到我们将一个一个毕业，各有所归，所以身处其中却越发思念，越发无赖地拖慢脚步。

有一天朋友告诉我，校园里我最喜欢的那两棵会开花的树，其实是南方的玉兰，被一位惦念家乡的老者移植到北方。很多年，花期迟来，却坚持绽放，不为了谁，也不为了欣赏，只是将偶然当成了习惯。我的精神故乡，是这个我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友爱的共同体”，它偶然给予我的，注定是我此生最贵重的财富。

作者简介：李春颖，女，河北省承德市人，北京大学哲学系2007级博士研究生，自2003年至201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任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副教授。在读期间，曾获北京市三好学生，北京大学三好学生标兵，北京大学团干标兵，北京大学优秀毕业生等荣誉称号。

（原文摘选自《青春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