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哲学会举办“2006·学术前沿论坛”
来源：学界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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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01-16
社会和谐与人文关怀
——“2006?学术前沿论坛”北京市哲学会分论坛综述
2006年12月30日，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北京师范大学主办、北京市哲学会承办的，以“社会和谐与人文关怀”为主题的“2006?学术前沿论坛”北京市哲学会分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论坛由北京市哲学会秘书长、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胡军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张曙光教授共同主持。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20多位专家学者和北京师范大学部分学生参加了此次论坛活动。
围绕“社会和谐与人文关怀”这一主题，与会的哲学界专家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和专长，从不同视角切入，对社会和谐与人文关怀的相关性从哲学层面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深刻的反思，彰显了社会和谐与人文关怀问题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次论坛共有7位专家学者作了主题发言，并分别由7位专家学者作了点评。现将论坛情况简要综述如下（以发言先后为序）：
北京大学哲学系郭建宁教授首先发言，他的发言题目是“利益协调与社会和谐”。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也日益显露出来。郭教授认为，和谐社会不是一个无矛盾的社会，而是一个不断协调矛盾、化解矛盾的过程。现阶段我国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实质是利益调整引起的利益失衡，说到底是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形成能够全面表达社会利益，有效平衡社会利益，科学调整社会利益的利益协调机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他着重谈了以下几点：第一，坚持利益协调原则，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着力解决享受改革成果和承受改革代价不协调的矛盾；第二，坚持民生首要原则，以民生发展为重点，着力解决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不协调的矛盾；第三，坚持全面发展原则，提升公民道德水准，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不协调的矛盾。杨学功副教授点评指出，利益协调非常重要，因为这关涉到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提法的转变中可见看到关注点的变化；“民生首要”原则体现了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和“执政为民”的理念；经济和文化的协调发展也非常重要，实际上关系到发展的全面性以及发展的后劲和潜力。他认为，郭教授的这一研究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准和强烈的现实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刘大椿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文关怀”。他认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人文关怀已经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凸显出来。首先，刘教授分析了人文关怀的蕴涵及其与现代化过程的关联。他认为，关注人、关心人、理解人、爱护人、尊重人，使人达到“充分的存在”，这就是最一般意义上的人文关怀；而以人为本是人文关怀的思想本质，人文关怀是以人为本的主要内容。现代化过程的核心要素是经济和科学技术，但根本目的却是人的发展和幸福，因此现代化过程与人文关怀具有相关性。其次，刘教授分析了当前人文关怀的缺失及其原因。他认为，人文关怀的缺失表现在社会生产领域、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精神生活领域、人自身的生产和教育领域，以及地区发展不平衡、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等多个方面，而其根源是现代化进程中工具理性的膨胀。最后，他通过厘定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探寻了当代人文关怀的培育之道，认为必须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精心设计与运作人性化制度，建构新型的文化和环境。周桂钿教授点评指出，刘教授是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他对人文关怀的探讨体现了科学与人文两种思潮融合的趋势；他所概括的当前人文关怀缺失的七个方面都很有针对性；所提出的当代人文关怀的培育之道也很有建设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周桂钿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儒学与现代社会”。他指出，随着儒学研究在全球的升温，儒学的普世价值日益得到人们的认同。周教授认为，儒学中的很多思想，如“和而不同”的思想、经济上的调均思想、教育思想以及忠孝仁义等思想，经过阐释和创造性转化，都可以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益的思想资源。他认为，儒家的“和而不同”首先强调平等，尊重对方，这是和平的保障，是反对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一国两制”等思想都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和而不同”这一思想资源的继承和发展。郭沂研究员点评指出，周教授的报告从宏观上对儒学作了深层的理论分析。现在确实应该反思五四时期的激进反传统思潮，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当前儒学研究中有一种把儒学“博物馆化”的倾向，使之成为“游魂”，实际上，儒学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分。他还提出，中国现代意识形态应该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国家意识形态，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是民族意识形态，即经过发展了的儒学。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杜丽燕研究员的发?题目是“西学东渐中的人道主义”。她认为，从西方学术传统来看，康德提出的“人是什么”这一问题是对西方人道主义主题的精辟概括。古希腊的“认识你自己”的神谕表明人不是神，而是身体与灵魂相统一的存在物，是理性的动物；奥古斯丁的“在上帝面前，我是谁”的发问，最后将“我”看作信徒，突出的是爱。近代西方的人道主义强调人的理性和自由。西方人道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而西学东渐中的人道主义，内容可谓五花八门，而且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选择和侧重。她以20世纪80年代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为例，对此作了具体分析。雷永生教授在点评中高度评价并充分肯定了杜教授的研究课题及其价值。他指出，自由地讨论人道主义本身就标志着我们国家的进步。他认为，杜教授对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史作了很好的梳理，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与那种认为人道主义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传统观念不同，她把西方人道主义的起源追溯到古希腊，这与弗兰克、海德格尔等思想家有共同或相通之处；而且她的研究突破了把人道主义当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偏见，凸显了人道主义的普世意义；她还开创性地探讨了基督教的人道主义。最后，雷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这一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呼唤着有良知的学者进行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李景林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教化的哲学：论儒学的根本精神”。李教授认为，把儒学当作哲学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意义：积极的意义是有助于在现代语境中与西方哲学进行对话；而消极的意义则是掩蔽了中国哲学的独特性。李教授指出，“教化”是儒学的一个核心观念，“教化的哲学”就是要以“教化”来理解儒学。儒家教化的形上学基础是理性人文义的“哲理”，而不是单纯信仰义的“教理”。儒学并未独创一套为其自身所专有的仪轨系统，它所据以施其教于社会生活的仪式系统，就是作为古代中国社会普泛生活样式的“礼乐”。这不断经由儒学形上学诠释、点化、提升的礼仪和礼乐系统，具有一种因革连续的历史变动性和对其他宗教生活样式的开放和包容性。它与一般宗教仪式、仪轨系统所特有的固定性和排他的性质有根本性的区别。儒学的教化，可以称作是“哲学义的教化”。儒学作为“哲学”，以“教化”为其旨趣，其思想的视域是实现论的而非认知性的。儒学“教化”的哲学意义，就是要在人的实存及其内在精神生活转变、变化的前提下实现生命的真智和存在的“真实”，这是它明显不同于西方哲学之处。李祥俊副教授点评指出，“教化的哲学”这个概念为讨论中国哲学的性质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创见，凸显了儒学的独特价值。他还谈到“教化”的实践品格、教化的群体以及教化哲学与其他哲学类型的关系等问题。
清华大学哲学系邹广文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全球化：中国文化的困境与突围”。邹教授把全球化定位为：以现代性为价值诉求的工业化在全球的扩展过程。他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文化面临着很多问题。第一，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寻根”、“文化乡愁”等凸显了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第二，历史性和共时性问题。全球化过程中的中国，历时性的文化是以共时性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这有可能导致主导价值的迷失。第三，普遍文化价值的达成，也就是文化的普遍性问题。第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发展。他指出，现在要解决技术和精神的平衡问题，不能成为有知识而没有文化的人。胡军教授点评指出，是否有“文化的全球化”？是否有普世文化？这本身就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按照梁漱溟先生的见解，任何现存的文化系统都是具体的、特殊的。他还认为，不能笼统地谈中国文化的前途，而要具体分析。比如，中国文化在表层上无疑已经西化了，但作为核心的价值观并没有西化，至少没有完全西化，问题在于我们在全球化的大潮中是否“守得住”。
第七位也是最后一位发言的，是来自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的文兵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当代西方哲学的一种价值观：多元中的追求”。他通过考察哈贝马斯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利奥塔、德里达的价值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学界对后现代主义价值观的理解，大体有这样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是要颠覆对一切价值的追求,因此可以归入价值观上的虚无主义；二是认为后现代主义体现了一种对多元价值的诉求，但这又常被认为是价值观上的相对主义。而对于哈贝马斯，则认为他抹煞差异和歧见。文兵教授认为，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一般地强调价值多元，而是要为一种尚未到来的新价值观预留空间。因此，在后现代主义价值观中可以看到一种张力——价值设定上的批判与探求之间的张力。而哈贝马斯实际上也并非是抹煞差异和歧见，而是呼吁一种“多元声音中的理性同一性”。总之，哈贝马斯与后现代主义者在价值观上的贡献，就在于他们把“宽容”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予以突出和强调。沈湘平副教授作了点评。他认为，文兵教授的研究改变了我们以前对后现代主义的一种不恰当的“印象”，即认为后现代主义就是否定、颠覆、摧毁、消解等。尽管哈贝马斯和后现代主义之间也存在争论，但实际上?包含着对某种主导价值的期盼，对他者存在的反思，在这一点上其实又是相通的。
总的来看，此次论坛的主题鲜明且具有现实性，专家学者的发言和点评精彩独到而富有启发性，引起了与会人员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最后，胡军教授代表北京市哲学会对大家的积极参与和北京师范大学对学术前沿论坛活动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张曙光教授作了总结发言。他指出，各位专家学者所探讨的问题都是开放性的，他们的见解可以启迪我们思考，从而成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新契机。 （哲石）
——“2006?学术前沿论坛”北京市哲学会分论坛综述
2006年12月30日，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北京师范大学主办、北京市哲学会承办的，以“社会和谐与人文关怀”为主题的“2006?学术前沿论坛”北京市哲学会分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论坛由北京市哲学会秘书长、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胡军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张曙光教授共同主持。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20多位专家学者和北京师范大学部分学生参加了此次论坛活动。
围绕“社会和谐与人文关怀”这一主题，与会的哲学界专家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和专长，从不同视角切入，对社会和谐与人文关怀的相关性从哲学层面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深刻的反思，彰显了社会和谐与人文关怀问题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次论坛共有7位专家学者作了主题发言，并分别由7位专家学者作了点评。现将论坛情况简要综述如下（以发言先后为序）：
北京大学哲学系郭建宁教授首先发言，他的发言题目是“利益协调与社会和谐”。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也日益显露出来。郭教授认为，和谐社会不是一个无矛盾的社会，而是一个不断协调矛盾、化解矛盾的过程。现阶段我国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实质是利益调整引起的利益失衡，说到底是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形成能够全面表达社会利益，有效平衡社会利益，科学调整社会利益的利益协调机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他着重谈了以下几点：第一，坚持利益协调原则，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着力解决享受改革成果和承受改革代价不协调的矛盾；第二，坚持民生首要原则，以民生发展为重点，着力解决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不协调的矛盾；第三，坚持全面发展原则，提升公民道德水准，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不协调的矛盾。杨学功副教授点评指出，利益协调非常重要，因为这关涉到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提法的转变中可见看到关注点的变化；“民生首要”原则体现了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和“执政为民”的理念；经济和文化的协调发展也非常重要，实际上关系到发展的全面性以及发展的后劲和潜力。他认为，郭教授的这一研究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准和强烈的现实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刘大椿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文关怀”。他认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人文关怀已经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凸显出来。首先，刘教授分析了人文关怀的蕴涵及其与现代化过程的关联。他认为，关注人、关心人、理解人、爱护人、尊重人，使人达到“充分的存在”，这就是最一般意义上的人文关怀；而以人为本是人文关怀的思想本质，人文关怀是以人为本的主要内容。现代化过程的核心要素是经济和科学技术，但根本目的却是人的发展和幸福，因此现代化过程与人文关怀具有相关性。其次，刘教授分析了当前人文关怀的缺失及其原因。他认为，人文关怀的缺失表现在社会生产领域、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精神生活领域、人自身的生产和教育领域，以及地区发展不平衡、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等多个方面，而其根源是现代化进程中工具理性的膨胀。最后，他通过厘定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探寻了当代人文关怀的培育之道，认为必须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精心设计与运作人性化制度，建构新型的文化和环境。周桂钿教授点评指出，刘教授是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他对人文关怀的探讨体现了科学与人文两种思潮融合的趋势；他所概括的当前人文关怀缺失的七个方面都很有针对性；所提出的当代人文关怀的培育之道也很有建设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周桂钿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儒学与现代社会”。他指出，随着儒学研究在全球的升温，儒学的普世价值日益得到人们的认同。周教授认为，儒学中的很多思想，如“和而不同”的思想、经济上的调均思想、教育思想以及忠孝仁义等思想，经过阐释和创造性转化，都可以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益的思想资源。他认为，儒家的“和而不同”首先强调平等，尊重对方，这是和平的保障，是反对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一国两制”等思想都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和而不同”这一思想资源的继承和发展。郭沂研究员点评指出，周教授的报告从宏观上对儒学作了深层的理论分析。现在确实应该反思五四时期的激进反传统思潮，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当前儒学研究中有一种把儒学“博物馆化”的倾向，使之成为“游魂”，实际上，儒学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分。他还提出，中国现代意识形态应该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国家意识形态，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是民族意识形态，即经过发展了的儒学。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杜丽燕研究员的发?题目是“西学东渐中的人道主义”。她认为，从西方学术传统来看，康德提出的“人是什么”这一问题是对西方人道主义主题的精辟概括。古希腊的“认识你自己”的神谕表明人不是神，而是身体与灵魂相统一的存在物，是理性的动物；奥古斯丁的“在上帝面前，我是谁”的发问，最后将“我”看作信徒，突出的是爱。近代西方的人道主义强调人的理性和自由。西方人道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而西学东渐中的人道主义，内容可谓五花八门，而且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选择和侧重。她以20世纪80年代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为例，对此作了具体分析。雷永生教授在点评中高度评价并充分肯定了杜教授的研究课题及其价值。他指出，自由地讨论人道主义本身就标志着我们国家的进步。他认为，杜教授对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史作了很好的梳理，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与那种认为人道主义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传统观念不同，她把西方人道主义的起源追溯到古希腊，这与弗兰克、海德格尔等思想家有共同或相通之处；而且她的研究突破了把人道主义当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偏见，凸显了人道主义的普世意义；她还开创性地探讨了基督教的人道主义。最后，雷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这一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呼唤着有良知的学者进行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李景林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教化的哲学：论儒学的根本精神”。李教授认为，把儒学当作哲学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意义：积极的意义是有助于在现代语境中与西方哲学进行对话；而消极的意义则是掩蔽了中国哲学的独特性。李教授指出，“教化”是儒学的一个核心观念，“教化的哲学”就是要以“教化”来理解儒学。儒家教化的形上学基础是理性人文义的“哲理”，而不是单纯信仰义的“教理”。儒学并未独创一套为其自身所专有的仪轨系统，它所据以施其教于社会生活的仪式系统，就是作为古代中国社会普泛生活样式的“礼乐”。这不断经由儒学形上学诠释、点化、提升的礼仪和礼乐系统，具有一种因革连续的历史变动性和对其他宗教生活样式的开放和包容性。它与一般宗教仪式、仪轨系统所特有的固定性和排他的性质有根本性的区别。儒学的教化，可以称作是“哲学义的教化”。儒学作为“哲学”，以“教化”为其旨趣，其思想的视域是实现论的而非认知性的。儒学“教化”的哲学意义，就是要在人的实存及其内在精神生活转变、变化的前提下实现生命的真智和存在的“真实”，这是它明显不同于西方哲学之处。李祥俊副教授点评指出，“教化的哲学”这个概念为讨论中国哲学的性质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创见，凸显了儒学的独特价值。他还谈到“教化”的实践品格、教化的群体以及教化哲学与其他哲学类型的关系等问题。
清华大学哲学系邹广文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全球化：中国文化的困境与突围”。邹教授把全球化定位为：以现代性为价值诉求的工业化在全球的扩展过程。他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文化面临着很多问题。第一，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寻根”、“文化乡愁”等凸显了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第二，历史性和共时性问题。全球化过程中的中国，历时性的文化是以共时性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这有可能导致主导价值的迷失。第三，普遍文化价值的达成，也就是文化的普遍性问题。第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发展。他指出，现在要解决技术和精神的平衡问题，不能成为有知识而没有文化的人。胡军教授点评指出，是否有“文化的全球化”？是否有普世文化？这本身就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按照梁漱溟先生的见解，任何现存的文化系统都是具体的、特殊的。他还认为，不能笼统地谈中国文化的前途，而要具体分析。比如，中国文化在表层上无疑已经西化了，但作为核心的价值观并没有西化，至少没有完全西化，问题在于我们在全球化的大潮中是否“守得住”。
第七位也是最后一位发言的，是来自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的文兵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当代西方哲学的一种价值观：多元中的追求”。他通过考察哈贝马斯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利奥塔、德里达的价值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学界对后现代主义价值观的理解，大体有这样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是要颠覆对一切价值的追求,因此可以归入价值观上的虚无主义；二是认为后现代主义体现了一种对多元价值的诉求，但这又常被认为是价值观上的相对主义。而对于哈贝马斯，则认为他抹煞差异和歧见。文兵教授认为，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一般地强调价值多元，而是要为一种尚未到来的新价值观预留空间。因此，在后现代主义价值观中可以看到一种张力——价值设定上的批判与探求之间的张力。而哈贝马斯实际上也并非是抹煞差异和歧见，而是呼吁一种“多元声音中的理性同一性”。总之，哈贝马斯与后现代主义者在价值观上的贡献，就在于他们把“宽容”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予以突出和强调。沈湘平副教授作了点评。他认为，文兵教授的研究改变了我们以前对后现代主义的一种不恰当的“印象”，即认为后现代主义就是否定、颠覆、摧毁、消解等。尽管哈贝马斯和后现代主义之间也存在争论，但实际上?包含着对某种主导价值的期盼，对他者存在的反思，在这一点上其实又是相通的。
总的来看，此次论坛的主题鲜明且具有现实性，专家学者的发言和点评精彩独到而富有启发性，引起了与会人员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最后，胡军教授代表北京市哲学会对大家的积极参与和北京师范大学对学术前沿论坛活动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张曙光教授作了总结发言。他指出，各位专家学者所探讨的问题都是开放性的，他们的见解可以启迪我们思考，从而成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新契机。 （哲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