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言”被视为汉语的基本格式，正所谓“参互成文，单说不立”；西方的antithesis与之相应，亦可在相互平衡的结构之中包含“自己的反面”和“对立的意义”。中国人强调“有问则对，非一方也”；西方人同样意识到“语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交际之中”。然而相对于西方形而上学的“同一律”传统，汉语的“对言”结构和“相关律”逻辑标志着截然不同的思想语法。无论antithesis还是“对言”结构，都在中西之间展示出巨大的思想空间。正如理雅各从“大小多少”解析“虚而不竭”，葛瑞汉从“阴阳”论说“相关性思维”，克里斯蒂娃从“对话”看到“对上帝的取代”，朱利安从“东西”感受“真正的畸变”，伊利亚德也相信“相生相成”包含着“中国思想的原创性”。文化间的对话、理解、差异或者隔阂，或可由此得到根本的还原。讲座选取的东与西、来与去、是与否、有与无、一与多、知与行、实与虚、你与我等八对范畴，不仅可以代表“相反以见相成”的中国智慧，也在“对极”的关系之间蕴涵着的中西思想的深层对话；不仅可以在对话中贯通中西各自的思想线索，也将从双向的阐发达成双向的理解；不仅可以通过“互参”更深刻地认知他者，也是在“互释”中更清晰地辨识自我。

杨慧林，文学硕士、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大华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先后担任过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等。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和宗教学研究。近年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意义》（2018修订版）、《神学诠释学》（2018增订版）等，以及英文论文集 China, Christianity, and the Question of Culture（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