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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德发展道路比较 ——第51次“马哲论坛”综述


2015年12月11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第51次“马哲论坛”在人文学苑3号楼109会议室成功举行。本次论坛特邀中国人民大学李忠尚教授主讲,题目为《“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德发展道路比较》。王东教授、仰海峰教授、徐春教授和席大民副教授等学者以及近三十位校内外研究生参加了论坛。论坛由杨学功教授主持。
李忠尚教授于1984年获德国波恩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是“新中国第一名哲学博士”。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软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副总编,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秘书长,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驻澳大利亚公使衔参赞等职。退出领导岗位后回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兼任宁波大学包玉刚讲座教授,德国、奥地利、瑞士、美国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主要学术著作有《“新马克思主义”论》,《第三条道路》,《决策科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德文),《新智囊论》,《现代决策论》,《软科学大辞典》等10余部。
李忠尚教授首先系统阐释了“新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及其发展流变。他认为“新马克思主义”是对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重新思考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尝试的总称。其主流是从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发端,经过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以及格罗斯曼等人的“新解释”,最终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中达到高峰。其谱系既包括西方社会左翼知识分子,也包括共产党内的理论家。“新马克思主义”尽管内部庞杂,但其共同的理论意识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新研究、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新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较之于被学界广泛使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更为清晰,指向性也更为准确。
众所周知,“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在德国。因此,接下来李忠尚教授重点概述了战后德国哲学的发展脉络和最新动态。他以其同德国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多年的交往经历和近年来在德国多所大学任教和授课的经历,向与会者生动具体地描绘了德国哲学界的思想图景,并以此破解德国战后复兴的文化密码。李忠尚教授认为,战后德国哲学有三大流派:(1)深受海德格尔影响的存在主义哲学、现象学和解释学;(2)德国古典哲学的复兴;(3)法兰克福学派。除此之外,上世纪70年代以后,英美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对德国哲学也颇有影响。同时,出现了由思辨哲学转向实践哲学的趋势,其代表人物首推哈贝马斯。哈贝马斯试图重新综合语言哲学、现象学、韦伯社会学、符号互动论和皮亚杰发生心理学等等理论资源,重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并提出了以“沟通行为理论”为基础的“生活世界”现代化理论。李忠尚教授指出,哈贝马斯的这种理论探索是战后德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缩影,而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发达和科学精神的普及为德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撑,也为全人类的发展和现代化模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是德国取得成功的一个方面,李忠尚教授强调,更为关键的是德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德国经济成功的关键性因素是自由竞争同分散性计划相结合的社会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制度既不同于苏联式计划经济,也不同于完全市场经济。其特点是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将充分就业、福利保障纳入政府的经济政策,充分调动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三方的积极性。这是德国发展道路的核心,也是值得中国借鉴和学习的重要经验。李忠尚教授还指出,目前德国经济面临的重要难题在于东西部发展不均衡,造成了一定的社会矛盾,这同样值得中国引以为戒。另外,不久前,李忠尚教授曾以国际观察员身份近距离接触德国大选,并同现任德国主要领导人有过当面的交流,他以亲历者的视角为与会者解析了德国的选举制度和选举文化,并比较了德国与美国不同的选举制度背后所渗透的民族性因素。
最后,李忠尚教授回到中国道路的建构问题。近年来,中国模式成为中外理论界持续热议的话题。金融危机以后,西方的衰退与中国的繁荣形成鲜明的对比,促使各国学者纷纷从不同角度来破解“中国奇迹”之谜。李忠尚教授认为,中国模式的崛起与全球化进程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因此,将中国模式置于人类社会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大视野中,综合分析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特征,并在借鉴世界其他发展模式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提升和完善,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世界和平进程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李忠尚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国的成功与德国的成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都是在突破既有模式的基础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走的是一条既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中国模式之所以能够超越苏联模式,又不同于西方模式,是因为它在制度属性、体制选择、价值理念?发展道路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诸如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方向、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和渐进主义的改革发展道路。中国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为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对这一道路的成功经验急需进行理论总结,世界也急需倾听中国的声音。李忠尚教授还以其80年代留学德国及以后担任驻澳大利亚公使衔教育参赞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副总编辑的经历,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同世界交流、碰撞、融合的历程,以及世界对中国的期望、认识、心态所发生的变化,以此勉励北大学子要系统研究中国模式的哲学基础,为世界文明的发展贡献中国的智慧。
李忠尚教授发言结束后,王东教授做了点评发言。他认为李教授的发言生动具体,具有敏锐的哲学洞察力,对中德发展模式的见解尤为深刻。从哲学工作者的视角出发,李教授的报告提示我们,中国道路的建构离不开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关键在于基础理论的突破,而检验的标准则在于是否能有效地把握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一方面,要充分开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内涵;另一方面,要直面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使理论探索与中国道路的历史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王东教授提出了他对中国道路的理解。他认为,中国道路本质上是重构劳动、资本和国家的三元结构,破除国家统治劳动的苏联模式,超越资本统治劳动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劳动占主导地位的新的社会形式。而学界的主要任务是破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四大理论难题,即支撑中国道路的时代观、国家观、社会主义改革观和文化观。他希望北大学子应当勇于担当起促进新的思想解放,为人类探索新的发展道路的历史重任。
最后,在场的同学们就各自所关心的问题向李忠尚教授请教,李教授也都给予了详尽细致的解答。本次论坛发言精彩、气氛活跃、讨论热烈,展示了新时期哲学工作者的理论品格和社会担当,也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深厚底蕴与当代价值。

(北京大学哲学系2014级博士生兰洋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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